了得網文化_詹姆遜文化理論探析

內容簡介

美國學者弗雷德裡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是一位著名的“文化批評”家，本書主要從語言、意識形態、後現代主義和全球化這四個維度，探討性地研究詹姆遜的文化理論，後，還對詹姆遜所說的“我們的時代”的文化藝術進行了一個開放性的考察。

作者簡介

張艷芬，女，1975年7月生於浙江湖州，2003年6月畢業於復旦大學哲學繫，獲哲學博士學位。現為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西方哲學史、國外馬克思主義等方向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曾在《現代哲學》、《東南學術》等刊物上發表論文若干篇。

破解詹姆遜的思想悖論（代序）
序“
前言
章文化理論的語言之維
節以語言為模式
一、模式的緣起
對立（Ⅰ）
對立（Ⅱ）
第二節打開語言的“牢籠”
一、陌生化（ostranenie）：俄國的形式主義
二、法國的結構主義（Ⅰ）
三、法國的結構主義（Ⅱ）
四、源自馬克思的一個隱喻
第二章文化理論的意識形態之維破解詹姆遜的思想悖論（代序）
序“
前言
章文化理論的語言之維
節以語言為模式
一、模式的緣起
對立（Ⅰ）
對立（Ⅱ）
第二節打開語言的“牢籠”
一、陌生化（ostranenie）：俄國的形式主義
二、法國的結構主義（Ⅰ）
三、法國的結構主義（Ⅱ）
四、源自馬克思的一個隱喻
第二章文化理論的意識形態之維
節詹姆遜的“意識形態”概念
第二節意識形態的基本模式
第三節文化與意識形態
一、無意識：從精神分析到政治闡釋
二、作為闡釋符碼的生產方式
三、“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第三章文化理論的後現代主義之維
節後現代話語斷片中的詹姆遜
一、詹姆遜與利奧塔的“小敘事”
二、詹姆遜與羅蒂的小寫哲學
第二節後現代主義與晚期資本主義
一、資本主義分期論與後現代主義
二、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
第三節後現代文化文本分析
一、作為視頻藝術的後現代文化文本
二、作為空間藝術的後現代文化文本
第四章文化理論的全球化之維
節後現代與全球化
一、全球化語境下的後現代文化經驗
二、文化-經濟和消費社會
第二節全球化的目光
一、從看到監視（Ⅰ）
二、從看到監視（Ⅱ）
三、全球化語境下的主體與他者
第三節文化帝國主義
一、美國化，全球化和文化帝國主義
二、全球化與民族主義
第五章結語：“我們的時代”的文化藝術
節詹姆遜的文化理論與“我們的時代”
一、作為批判的文化理論
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
三、理論的特色及不足
四、價值與影響
第二節 “我們的時代”的文化藝術：杜威和馬克思
一、藝術與私有制所造成的片面性
二、藝術與勞動
三、藝術與徹底的社會改造
第三節 “我們的時代”的文化藝術：來自商品的凝視
一、欲求與凝視
二、商品與中介
三、共謀與批判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在線試讀

章文化理論的語言之維
在英語中，與“文化”相對應的那個詞乃是“culture”。如果我們對這個詞在詞源學上進行考察的話，就會發現，“culture”來源於拉丁語的“colore”，原意是指“耕耘”。這也就意味著，文化這一在今天看來極具觀念性的東西，從其根源上來說，是與實踐活動緊密相聯的。這樣，當我們從語言的角度來考察這個概念時，就不會局限於觀念的層面了。事實上，即便是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文化的內涵也是隨著人類活動而豐富與發展起來，並且顯得異常的豐富和多變。可以肯定，在詹姆遜那裡，文化絕不是一個純粹的語言學問題，然而問題是，我們所能面對的隻可能是通過某種形式得以承載的文化，而不可能是抽像的文化，這種載體可以是文字、圖案或者其他形像，它們的共同點在於可閱讀性，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它們是廣義的文本。當然在這中間，為重要的無疑是以語言形式出現的文本。事實上，詹姆遜恰恰是以語言為模式，批判性地考察了源於語言學領域的兩種典型的思潮，而這一考察本身又為他本人的文化理論奠定了基本的問題框架。
節以語言為模式
不過，當我們閱讀文化文本——這裡主要探討文化的語言文本——的時候，還有一個前提性的東西要考察，這就是，這種閱讀是如何成為可能的。隻有這個問題得到了考察，對於文本本身的分析纔是有意義的。在這個問題上，康德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他對他的學生說過，他並不是教他們哲學，而隻教他們如何哲學地思考。“哲學地思考”意味著一種思考模式，或者說思維模式。盡管康德本人並沒有直接提出思維的模式，但是我們可以從他的先驗認識的構成性能力——無論是感性直觀還是知性範疇——中閱讀出思維模式的意味。在這裡，思維的模式成了前提性的東西。而在語言的分析中，這種思維的模式直接就是語言的模式，因為如何思正是體現於如何說之中的。語言的模式不僅決定著文本的可能，而且決定著閱讀的可能。因此，語言的模式成為我們的切人文化研究的關節點。如果聯繫我們前面所說的文化與人類實踐的關繫的話，那麼以語言模式切入的分析會觸及更多的東西，就是說，不僅是對文化本身的一個勾勒，而且是對文化與其他領域的關繫的一個勾勒。
一、模式的緣起章文化理論的語言之維
在英語中，與“文化”相對應的那個詞乃是“culture”。如果我們對這個詞在詞源學上進行考察的話，就會發現，“culture”來源於拉丁語的“colore”，原意是指“耕耘”。這也就意味著，文化這一在今天看來極具觀念性的東西，從其根源上來說，是與實踐活動緊密相聯的。這樣，當我們從語言的角度來考察這個概念時，就不會局限於觀念的層面了。事實上，即便是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文化的內涵也是隨著人類活動而豐富與發展起來，並且顯得異常的豐富和多變。可以肯定，在詹姆遜那裡，文化絕不是一個純粹的語言學問題，然而問題是，我們所能面對的隻可能是通過某種形式得以承載的文化，而不可能是抽像的文化，這種載體可以是文字、圖案或者其他形像，它們的共同點在於可閱讀性，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它們是廣義的文本。當然在這中間，為重要的無疑是以語言形式出現的文本。事實上，詹姆遜恰恰是以語言為模式，批判性地考察了源於語言學領域的兩種典型的思潮，而這一考察本身又為他本人的文化理論奠定了基本的問題框架。
節以語言為模式
不過，當我們閱讀文化文本——這裡主要探討文化的語言文本——的時候，還有一個前提性的東西要考察，這就是，這種閱讀是如何成為可能的。隻有這個問題得到了考察，對於文本本身的分析纔是有意義的。在這個問題上，康德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他對他的學生說過，他並不是教他們哲學，而隻教他們如何哲學地思考。“哲學地思考”意味著一種思考模式，或者說思維模式。盡管康德本人並沒有直接提出思維的模式，但是我們可以從他的先驗認識的構成性能力——無論是感性直觀還是知性範疇——中閱讀出思維模式的意味。在這裡，思維的模式成了前提性的東西。而在語言的分析中，這種思維的模式直接就是語言的模式，因為如何思正是體現於如何說之中的。語言的模式不僅決定著文本的可能，而且決定著閱讀的可能。因此，語言的模式成為我們的切人文化研究的關節點。如果聯繫我們前面所說的文化與人類實踐的關繫的話，那麼以語言模式切入的分析會觸及更多的東西，就是說，不僅是對文化本身的一個勾勒，而且是對文化與其他領域的關繫的一個勾勒。
一、模式的緣起
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詹姆遜為何將思維模式置於如此重要的地位了，以至於要說，“思想的歷史就是思維模式的歷史”，我們從中體味到的是一種形式化的力量：沒有思維的模式，思想本身就變得不太可能。而模式，在詹姆遜那裡，意味著一繫列關於結構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他提到了西方早的關於結構的概念，他是這樣說的，“西方所有有關思維形式的理論裡都有一繫列關於結構的概念，即有某種模式，通過它可以理解不同的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各種關繫，把事物間的相互關繫觀念化。……西方早關於結構的概念，也就是用以理解具有各素的總體的模式，是有機論”。我們知道，社會、自然或是人類之中都存在著相互制約的不同因素，現在這些因素被置於一個有機體之中，其意義是巨大的。詹姆遜甚至認為，有機論引發出整個浪漫哲學和19世紀的科學思想，之所以會引發這樣兩個看起來相去甚遠的結果，乃是由於有機體本身的優點，“有機體這一觀念的優點在於，歷時和共時這兩個領域在它上面得到活的綜合，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這兩者尚未被分開”。固然，歷時和共時得到了結合，但是這種結合是與有機論的研究對像相聯繫的，這個研究對像是一個有機實體。這種無法擺脫的實體論思想到後來把有機體模式引人了歧途，其原因在於，有機體的模式過重地依賴於實體論的思想，結果到後，當它的研究對像不是預先給定的自律的統一體（entities）時，它“出於方法論的目的而傾向於發明一些虛構的統一體，正如各種社會或文化的有機理論中發生的情形”。如果我們還想保有對結構或者模式的興趣的話，必須對這種實體論的思想進行某種反對，在這些反對中，詹姆遜特別倚重語言的模式，他這樣說道：“在對這種實體論思想進行的反對中，在各種‘場’或者關繫性的意像中，沒有什麼會比現在提出的以語言本身作為其基本模式的意像更為徹底的了。”在這裡，詹姆遜明確提出了以語言為模式。而模式，我們已經說過，對詹姆遜來說意味著結構，因此當我們發現他的所謂以語言學為模式實際上終導向的是結構主義語言學時，就不必感到奇怪了。
事實上，在一次演講中，他甚至有些生硬地結束了有關有機論的簡短說明——大概是由於他在其他的著作比如《語言的牢籠》中，已經有了詳盡的闡發吧——而轉入另一種關於結構的思維，“西方文化中有另一種關於結構的思維是其他文化所不具有的，那就是工業化帶來的模式提供給人們的思索。一夜之間人類生產力與結構（機器）的關繫改變了所有關於結構的疑問”。的確，那個時代的那場轟轟烈烈的工業化運動是非西方的文化所不具有的，作為結果，世界宇宙是機器、國家是機器、人是機器這樣的想法也成為了比如18世紀法國的特色——在這個時候再去談論什麼有機體就是極其不合時宜的了。到了19世紀末期，從心理學中又產生了格式塔（Gestalt）的模式，這意味著結構從外在的對像回到了人類的認識內部。當然，詹姆遜並不是真的對18、19世紀的模式有什麼興趣，而且這些模式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也是不全面的，他坦言：“我並沒有包括歷史上所有的模式，但我想說明的是結構主義與這些模式的關繫。六十年代，結構主義突然出現了，發現了一種關於結構的新概念。這個概念可以用另外一些詞來表述，如‘繫統’或‘共時體’。這種結構的觀點基本上是來自語言學，來自現代語言學根本和重要的發現。”根本和重要的發現當然是不應該被忽視的，如果我們聯繫一下他所說的以語言為模式的思想，就很明白他的用意了。
然而，當他試圖以語言的模式，按語言學的邏輯將一切再從頭思考一遍，並且對結構主義本身進行深入徹底的研究和批評時，馬上踫到了反對意見。這些意見認為，以這種方式來描述結構主義乃是承認它重復哲學史的老問題，承認它回到了前馬克思的——確切地說是，前黑格爾的——概念困境和錯誤問題，而這些東西我們本已不必再關注了。詹姆遜對此的回應是，以語言的組織和身份為內容的結構主義更新了某些舊問題的提問方式和素材，因此，他個人認為，假如我們僅僅以意識形態的理由將結構主義拒之門外，那麼語言學中的新發現也就隨之遭到了拒絕，如此，“對結構主義的真正的批評要求我們深入其中努力研究，從而在它的對面達成某種全然不同的、在理論上更令人滿意的哲學視角”。這也表明了他對結構主義的批判態度，但是他的批判不是拒斥，而是深入於其中，並從另一個方面走出來，這頗有黑格爾的遺風，“真的駁斥必須在對手強有力的範圍內，和他角力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擊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張權利，對於事情是沒有進益的”。
除此以外，詹姆遜以語言為模式的主張還不僅僅出於對結構主義本身進行考察的需要。他指出，一般地，人們總是認為，文學本身就是一個語言的結構，因此，語言學為文學研究提供了合適的方法，人們往往在隱喻（metaphor）的現實應用這層意義上來將文學作品看作是語言的繫統。然而，詹姆遜的看法是，我們可以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背景裡找到“以語言為模式”的理由，實際上，這個更深刻的理由“就處於當今各個所謂先進國家的社會生活的具體特性之中。這些國家為我們呈現了一種世界的景像：其中，如同自然那樣的事物已被消除殆盡，各種各樣的通訊和信息滲透在這個世界之中並達到了飽和狀態，而這個世界的錯綜復雜的商品網絡可以被看作是十足的符號繫統的原型（prototype）。因此，在作為一種方法的語言學和成為我們今天的文化的那個制度化的、空洞的夢魘之間有著某種意味深長的和諧之處”。這就是說，在詹姆遜眼中，在當今發達國家的社會生活中，自然的事物遭到了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人工的語言符號，文化的世界因此而漂浮在語言符號之中。這正如他早先的描述，“我們生活的世界”是“一個由人工刺激和電視廣播的經驗所構成的夢幻世界”。而且從根本上來說，這種虛幻的力量來自商品的結構，因為“可以說，沒有任何別處比語言這一不甚分明的現實更大地受到了來自商品結構所特有的影響了”。所以，在這樣一個現實時代中，語言與文化在一種新的層面上達成了某種共鳴，人們可以通過語言這個極相配的模式來考察現時代的文化。
下面，我們就來展開詹姆遜對語言模式的論述，當然，這種語言的模式主要來自結構主義的語言學。所以，詹姆遜實際上是從索緒爾開始的，他明確表示，他自己的觀點就是某些結構主義者堅持的真實的歷史與歷時性思維之間的差別，並試圖以“澄清索緒爾的語言學提出的共時方法和時間與歷史現實之間可能發生的各種關繫”作為思想的指南和任務。在詹姆遜看來，這種語言模式的基本價值乃是“更新我們對時間的種子的迷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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