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與生活文化(萬卷方法—

內容簡介

本書替任何想從事文化經驗研究的學子們，提供了方法論上非常實用的指引。它涵蓋了三項主旨：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對文化研究的影響、提供研究技巧及撰寫論文的方法、呈現評價論文價值的關鍵因素及標準。
作者援引人類學、社會學、哲學、文學以及電影研領域的知識，為讀者提供了對文化、權力與日常生活進行批判性理解不可或缺的一組研究實踐。
本書奠基於伯明翰大學的研究傳統，從知識論和方法論的背景知識開展，探討如何利用先前的研究經驗，以及如何將“經驗”這個工具運用到研究裡。為來要闡釋某些特定的方法與研究路徑，本書涵蓋來許多研究，同時也包括作者自己的研究在內，是一本值得深入閱讀的進階書籍。

緒論
部分民族志方法
第1章捕捉生活文化
社會與文本
社會學、人類學與文化研究：不同的問題，不同的方法
幅度與廣度
深度與持續性
議題一：建構“他者”——監控與展示
議題二：真理的獲得——經驗主義的危險性
反身性、暫時性與適切性
第2章構連經驗
記錄“經驗”
構連經驗
認同的問題緒論
部分民族志方法
第1章捕捉生活文化
社會與文本
社會學、人類學與文化研究：不同的問題，不同的方法
幅度與廣度
深度與持續性
議題一：建構“他者”——監控與展示
議題二：真理的獲得——經驗主義的危險性
反身性、暫時性與適切性
第2章構連經驗
記錄“經驗”
構連經驗
認同的問題
我們從何處發聲
透過構連來學習
第3章想像的共同體：奇觀與平凡
當代文化研究中心
早期的提問
青少年亞文化與“小子”（the lads）：“馬克思主義的英雄”
平凡女性：白人、工人階級、女性
黑人知識分子與帝國反擊
“主動閱聽人”
迷：盜獵者（poachers）與文化遊牧者
我們的過去？選擇的理由：構建一個“社群”
不在場者纔是有力的或值得“繼續鑽研”的課題
身為一位學者
“我們”是學術偷窺者嗎
你的社群
第4章一個關於研究的問題
從何開始與如何開始
決定某一個研究主題/處於疑問中
在團體裡從事研究工作
個案研究
評估的標準
第二部分研究的過程
第5章實例的選擇與素材的產生
“純粹觀看”與參與觀察
空間隱喻/介於熟悉與陌生之間
身處其中
較為實用的事項
珍貴的日記：保持寫日志的習慣
實例
建構對話（訪談）
訪談：反思性與深度
傾聽沉默
有策略地進行抽樣
訪談本身
階級、性別、族裔、年齡：造成差異的各種差異
第6章我想告訴你一則故事
故事所扮演的社會性角色
言說自我
研究者
說故事的不同模式
文本性
第7章緊繫文本
符號學
決定性文本
制碼/譯碼模式：“符號學”模式與“社會”模式
暗示性文本
羅德威：解讀羅曼史
白金漢：孩童談及電視
吉萊斯皮：電視、族裔與文化變遷
曼凱卡：影視文化、觀看政治
塔夫特：《與垃圾女王共同生活》
特寇、詹金斯與《大哥大》
第8章分析的策略與謀略
我該從研究題材中提出什麼問題
我如何組織我的逐字稿
我的策略
關於分析策略的一些想法
其他策略
康奈爾的生命史分析程序
話語分析
文化的語彙庫
科技的使用與濫用
第9章書寫
何時該開始“書寫”或為什麼我不早點開始
隨手筆記與撰寫成文：如“工匠”般進行書寫
風格與慣例
肖像畫
文本中的作者
批判性與反身性書寫：批評
在呈現研究時使用影像
實驗性文本
我們為誰而書寫
第10章知識的來源與認識的方法
立場論
主體性
穿梭在日常生活之中
散居研究
批判性理解
參考文獻
專有名稱漢英對照表

在線試讀

第1章捕捉生活文化
如果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我們希望發明一種可以捕捉社會生活之復雜性的研究方法，那麼我們應該會期望發明出某種類似於社會人類學者所從事的民族志實踐方法吧。（Strathern，1999）第1章捕捉生活文化
如果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我們希望發明一種可以捕捉社會生活之復雜性的研究方法，那麼我們應該會期望發明出某種類似於社會人類學者所從事的民族志實踐方法吧。（Strathern，1999）
“何謂文化研究？”毫無疑問地，對從事文化研究的學生與研究者來說，這是個非常熟悉的問題。正如一些好奇的朋友與家人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它也可能出現在許多試圖為此問題提出答案的書籍或期刊文章裡。這個問題的必要性，以及為此而起的爭辯與反駁，乃至於文化研究的構成要素，都指出了一些構成本書的關鍵性特征：文化研究缺乏明確的定義界線及學科的明確性。這意味著此一“研究領域”並非一個同定且穩定的學科。因此，“文化研究”的各種描述將有不同的面貌，而且也因不同的位置而產生特定的主題、議題與問題；換句話說，文化研究也會因為國家的文化語境的不同，而被不同的思想範式所形塑。事實上，造就文化研究不同面貌的辯論與討論，也都產生不同的重點，以及強調不同的文化面向。然而，許多開設文化研究的大學與研究所（透過篩選與簡化的過程），卻僅僅設計出某一種面向文化研究的課程。我所要強調的重點在於，構成此一研究領域的要素常是可以開放討論的，而且是尚未確定的。我認為重要的是：能夠去思考我們可以用來理解文化如何被制造的方法，並透過日常生活，即需蒙德·威廉斯用所謂的“牛活文化”來理解文化，這將是本書的焦點所在（Williams，1981：11）。我認為米根·莫裡斯近提出的問題（尤其與研究方法相關的宣稱），就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問題。她問及：“究竟文化研究在做什麼？（粗體字是我所強調的）”我們可以這樣說：這個問題需要不同的響應，其中之一是需要更為實務的、更為實質的例證，借此顯示此一研究領域所關注的焦點所在。為了要開始回答她自己提出的問題，莫裡斯援引了亨利·勒費布爾及其“日常生活的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的觀點。莫裡斯強調此觀點即是文化研究的核心所在（Lefebvre，1990）。她指出：“一種對於‘文化’的特殊使用方式的研究，以及對於處在特定社會語境底下的人們，將何物視為文化的研究，同時也是對人們制造文化的方式的研究”（Morris，1997：43）。如此的描述提供了一些指標，用以界定文化研究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所關注的焦點；如此的描述尤其指出了本書的主要面向：即日常生活的各種文化。除此之外，如此的描述也特別強調文化的物質性。就此而言，文化並非一繫列自由流動的觀念或信仰，文化也不是某個偉大藝術或文學作品經典的顯現。文化的意義、過程以及工藝品都是在特定的物質條件下，被生產、分配與消費的。換句話說，文本與實踐兩者都是社會世界的產物，也是構成社會世界的主要成分。社會世界是由整體組織所構成，例如，由媒體機構以及其他文化生產者、家庭、教育以及各種不同的市民社會代理人，甚至特定社會團體的日常生活實踐所構成。因此，任何試圖了解文化與文化過程的努力，都必須仔細思考這些復雜的物質條件。關於權力與（使用權力的）途徑的問題，也同樣含括於莫裡斯的觀點中。所以，當問及誰有途徑達到特定的、合法化的文化形式，而誰又被排除在接近這些文化形式之外時，這些問題引發了關於決定性以及含括（inclusion）與排除（exclusion）的動態性問題。構成文化過程與文化產品的力量非常強大，然而，文化研究也意識到，人們在了解他們自己與他人的生活時，不但可以也的確主動地參與了他們對文化工藝品的使用。
因此，莫裡斯的描述已經道出文化研究關注的主要領域。文化被理解成是透過復雜的過程而被主動地生產出來的。廣義而言，文化即是發生在社會的各個層級中，以及發生在文化過程的各個時刻裡的意義生產或“表意實踐”。這導致了關於人類如何生產文化、人類以何種方式生產文化，以及關於人類為何、為了什麼目的而生產文化等問題的產生。或者更廣義而言，這導致了文化如何形塑社會關繫，文化又是如何煽動或阻止社會變遷的產生等問題的產生。為了要開始探查這些出現在文化過程中的復雜關繫，我們需要各種不同的方法，例如：文本分析、觀察、從個人與團體中搜集知識與信息的不同方法，像日記、不同種類的訪談和參與觀察。莫裡斯在她的觀點中特別強調“生活經驗”的重要性，而這也將是本書關注的焦點。然而，“文本”不僅包括書寫的文本，例如：文獻、出版品，更包含視覺文本，例如，電影、攝影、廣告、有聲品（如音樂、廣播），同時更包括其他種類的符號人工產品（例如時尚）。這些文本在我們的研究領域中，將會被清楚地捕繪。因此，重要的是必須界定出某些與文本以及生活經驗相關的關鍵性議題，而這顯然就是指這些文本的消費者。
1950年代晚期，威廉斯撰寫了一些關於文學正典（literary canon）具有高度選擇性的本質的著述，指出哪些作品被含括在正典之內，哪些又被排除在正典之外，並質疑學術界處理這些文本的研究路徑（Williams，1958）。以文學正典的文本而言，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指那些獨尊文本並致力於界定文本所隱含根本意義的方法。就威廉斯的觀點而言，來自文化研究此一新興研究領域的研究工作，都在於尋找分析文本的方法，而這些方法卻未必源於既存文學研究的研究路徑。這些學者將不同的問題帶入文本之中，他們對於在文本之中尋找其內在意義不感興趣，反而是關注於文本內素可能建構意義。除此之外，他們也對評估的過程提出批判，因為評估的過程暗示著哪些文本將被篩選出來。其中為重要的文本莫過於結構主義者巴特（Barthe，1977）的著作，以及形式主義者的作品。例如，普洛普（Propp，1968）的著作。普洛普提出一種較為“科學”的文本分析模式的必要概念。這是為了要探討文本如何素下運作，例如，在敘事結構、角色功能、文化素中運作的情形，同時也在於探討文本所建構的究竟是何種“真實”。此外，巴特的選集《神話學》（Barthes，1972）更將“文本”的概念擴充到諸如摔跤競賽等活動，以及像是汽車、小孩的玩具等消費商品，還有廣告的影像與語言上，借此彰顯文本的意識形態本質。巴特的著作造就了許多早期關於文本分析的研究，尤其是廣告、視覺文本與流行小說的分析。它提供一種有別於文本評估的研究方法，並將文本放在它們所處的社會、文化與政治語境中探討。巴特及其後繼學者的著作，都是在可感知的文化與意識形態語境下“解讀”文本，但是對於如何理解文本及其社會語境之間的關繫卻未多著墨，尤其並未明確指出讀者該如何詮釋文本。正如麥克羅比（McRobbie，1992）的觀察：在文化研究中，仍存在著“文本與生活經驗”之間的區分。現在，我想要進一步探討為何如此的區分仍舊存在於文化研究之中。
社會與文本
社會（the sccial）與文本（the textual）之間的被認識到的區分，在學術結構中，是更為普遍被觀察到的現像。廣義而言，這區分可以界定為是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決裂。它們各自預設了不同的研究對像，並各自發展出特定的概念與方法。如此的劃分已經造成文化研究這個新興研究領域的分歧，也跨越這兩個學科，而且許多學者也堅稱：“真正的”文化研究應該超越文本分析本身。他們認為文本必須放在特定的物質條件下來理解，這些物質條件時常被界定為是構成生產、文本與讀者等不同階段的“回路”（eireuit）。他們認為，無論分析的架構本身多麼精密，也無論文本可以被界定的範圍有多廣，文本分析本身對於理解文化的循環傳播與意義的生產而言，都有使用上的局限。換句話說，文本必須被視為既是特定社會、文化與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更是此一循環傳播的主要載體。理查德·約翰遜繼斯圖爾特。霍爾之後成為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提出了一個較細致的主張，即釐清“文本”如何被理解是很重要的事情。他援引了一些學者的研究，這些學者為了他們的論述實踐而探討義學文本，並岡此產生了如賽德之帝國主義（Said，1978）的概念，並認為對於這些文本或文類的重新評估，“並未涉及文學文本本身，反而與‘較大之社會文本’比較有關”（Johnson，1997：465），“較大之社會文本”亦即用來建構那些文本的權力論述，而此種權力論述已經成為研究的主要對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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