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1
緒論 新時代海派文化的時代特質和價值取向/1章海派文化的歷史流變與時代建構/9
一、 海派文化研究的成果梳理/9
二、 海派文化的生成演化和研究脈絡/14
三、 海派文化內涵的多重視角/28
四、 新時代海派文化與城市軟實力提升/44第二章從傳統到新變： 江南文化與海派文化/52
一、 江南文化的歷史與變遷/52
二、 江南文化的特性/61
三、 江南文化的新變： 從江南文化到海派文化/70
四、 從江南到長三角： 海派文化的未來/81第三章海派書畫的代際演變和群體評述/87
一、 海派書畫的概念梳理與歷史確認/87
二、 海派書畫崛起的社會成因與經濟基礎/89
三、 海派書畫的風格認知與流派界定/91
四、 代海派書畫家群體/93
五、 第二代海派書畫家群體/98
六、 第三代海派書畫家群體/109
七、 海派書畫對海派文化的整體影響/124第四章海派京劇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娛樂空間的建構及其
影響/126
一、 “文化娛樂共同體”： 大眾傳媒、消費空間與休閑
觀念/127
二、 從茶園到劇場： 戲曲觀演空間的興替與突顯/136
三、 豈止是京海頡頏： 海派京劇作為海派文化之
表征/145
四、 集成與創新之上的擔當： 周信芳作為海派京劇
之“利劍”/155
五、 人民文藝與人民城市： 從新中國戲曲改革看
新上海的文化改造/162第五章海派文學的傳承與突破： 一種學術史的考察/171
一、 從“前洋場”到“淪陷區”： 海派文學的發生與
演進/173
二、 海派文學的審美機制/182
三、 新時代海派文學的新變與展望/192第六章海派生活文化與域外文明： 近代上海公共文化空間
的形成/199
一、 移民文化/201
二、 傳教士文化/210
三、 國人引進來的西方文明/219
四、 結語/242第七章海派民俗： 中西古今交融下的現代民俗形態/245
一、 海派民俗的概念與特征/245
二、 海派民俗的發展歷史/252
三、 海派民俗的內容/262
四、 結語/275第八章海派電影： 緊貼時代脈搏、反映市民趣味/277
一、 大浪淘沙的早期影片/277
二、 數雄並立的20世紀30年代/282
三、 “孤島”“淪陷”沉寂期/287
四、 “戰後”創作爆發期/290
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十七年”意識形態轉型
發展期/292
六、 “文革”停滯期/296
七、 改革開放再出發期/297
八、 “新千年”探索期/302
九、 海派電影與海派文化反哺共生/306第九章海派學術： 江南、家國與世界/310
一、 海派學術述要/312
二、 江南底蘊與世界眼光/324
三、 國家情懷與地方意識/329
四、 求新精神與務實態度/334後記 /338

  新時代海派文化的時代特質和價值取向
海派文化是一種發端於上海，但並不局限於上海區域的現代性城市文化類型，是中國近現代社會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產物。海派文化以近代上海開埠以後的城市發展為時代背景，在江南文化深厚積澱的基礎上，逐步確立主體性的文化發展立場，積極吸收和融合各種中西新的文化滋養而形成。關於海派文化的內涵和價值，在不同時代、不同領域甚至不同語境下，各有不同的理解，不斷損益、代謝、嬗變、拓展和深化，大致經歷了一個發軔、爭議、沉寂、新生、倡揚的發展脈絡。改革開放特別是浦東開發開放以來，海派文化早已內化為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重要體現，原有的爭議和貶損隨著上海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基本失去了生存的歷史語境。置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海派文化以其與時俱進的開放性品格，與紅色文化、江南文化交相輝映，在世界文化交融激蕩中綻放獨特光彩，為上海全面建成社會主義國際大都市提供了強大的文化支撐和精神動力。
本書謂之“新論”，一方面是因為書中各個章節關於海派文化某個領域的專門論述都有新的深化和拓展，表現在論述的史料文獻、研究視角、論述過程、研究結論等各個方面。對於新意迭出，雖心向往之，我們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個不可能達到的目標，但是我們努力嘗試站在既有豐富的研究基礎上，能夠在海派文化某些具體研究方向上有一些新的判斷和新的理解，尤其是在當代社會文化語境之下，以本書的出版引起對海派文化研究和實踐的再出發。新論之新更為重要的考慮是我們研究的是新時代語境之下的海派文化，在概念的選擇上與近代的海派文化有比較明晰的區分。新時代的時間跨度，寬泛一點可以指改革開放以來，核心一點的範圍重點在側重黨的十八大以來，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吻合。之所以要特別關注新時代的海派文化，是因為在新時代的語境之中，海派文化存續和發展的定位與方向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2017年首次以上海市委、市政府文件提出“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三種形態區分之後，海派文化就被賦予了全新的時代擔當。因此，本書盡管依舊采取原有海派文化的形態劃分，但在每一種具體文化形態的研究中，我們都融進了新時代視角的重新審視，在傳承城市文脈和文化基因的基礎上努力提煉新時代海派文化的精神特質，這可能是新論之新更為看重的一個方面。
理解新時代海派文化之於上海的價值與意義，我們需要建立綜合立體的時空維度。
一是歷史的維度。新時代的海派文化在城市文脈的傳承上有很多近代海派文化的文化基因，比如近代上海開埠以來形成的上海城市空間、文藝形態、文化設施、名人名作等都為新時代海派文化積澱了豐厚的文化內涵。新時代的海派文化不是歷史虛無的文化斷裂，而是在新的時代語境中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與近代海派文化有本質不同的是，新時代海派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革命文化、傳統文化，還是先進文化，新時代的海派文化都有豐富而具體的呈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新時代海派文化提供了為鮮活的思想力量。對於新時代海派文化與近代海派文化的解讀和闡釋，一個基本的出發點就是對上海在不同歷史階段城市定位的根本性不同，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際大都市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遠東大都市的根本區分。新時代海派文化的本質性內涵主要來源於改革開放之後上海經濟社會的創新實踐，來源於浦東開發開放以來所形成的新的上海現代城市格局，更來源於黨的十八大以來上海排頭兵的姿態和先行者的擔當。
二是空間的維度。對於新時代海派文化當下實踐與未來發展的研判，要放在世界、中國、長三角和上海四重空間所構成的整體格局之中，上海在這四重空間中的方位和方向決定了新時代海派文化的樣態和趨勢。當前全球發展趨勢充滿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逆全球化的力量和意識形態的矛盾不斷形成新的文明衝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道路扛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旗，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和中西文化的吸納與貫通為全球文明的延續和發展提供獨特的中國經驗。新時代海派文化具有開放性的品格和包容性的胸懷，鼓勵多樣性文化的繁榮共生，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旨歸一脈相承，堅守和弘揚了人類共同價值。文化是城市發展的本質性資源。面向2035年，上海提出要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建成令人向往的創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態之城，不僅要構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城市功能，同時更要具備鮮明特質的城市文化，而海派文化就是體現上海全球城市卓越性的文化特質。全球城市是所在國家文明與文化發展程度的重要代表和像征，上海作為中國的全球城市，要為中國式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上海探索和上海樣板。海派文化立體展示著中國特色現代全球城市的獨特文化魅力，新時代的海派文化將對中西不同的文化形態進行充分的吸納、聚集、融合，創新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助力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全面建成。改革開放以來，海派文化從江南文化的土壤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完成了從承繼江南文化到熔鑄江南文化，再到引領江南文化的歷程，從而推動了上海文化在整個江南文化格局中心地位的確立。在長三角一體化成為重要國家戰略的背景之下，新時代的海派文化將引領江南文化的現代轉化，構建長三角文化共同體，為高水平打造長三角城市群提供強大的文化動力。從城市文化意像構建和城市文化形像傳播的角度來看，海派文化已經成為上海城市文化特質的核心表達，不同於紅色文化和江南文化覆蓋區域的不確定與不，海派文化與上海之間則形成指向明確的想像路徑。如何豐富新時代海派文化的內涵和影響，打造具有時代魅力和世界影響的新時代海派文化高地，對於上海城市軟實力的提升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新時代海派文化是海派文化的現代表述，指在對歷史概念海派文化揚棄煥新的基礎上，以上海為核心承載區並形成明確想像路徑，在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偉大的創新實踐中孕育生成，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和面向未來發展的一種文化類型。習近平總書記將上海城市精神提煉為“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同時又提出新時代的上海具有“開放、創新、包容的城市品格”，不僅傳承了歷史的積澱，且體現了海派文化與時俱進、充滿活力的基本特征，具有我們今天所要倡導的新時代海派文化的時代特質。關於新時代海派文化時代特質和價值取向的當下闡釋，本書以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為基本遵循與主要指引，提出了具有內在聯繫且互為支撐的五個層面的特質和取向，包括人民本位的價值追求、開放引領的融合優勢、創新發展的動力機制、包容共生的活力源泉和經世濟用的實踐路徑，為海派文化建設的當下與未來提供了基本的價值遵循。
人民本位。上海是黨的誕生地和初心始發地，人民本位的價值追求和發展理念貫穿上海革命和建設的每一個歷史時段。人民城市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率先提出的人民城市發展理念為海派文化人民性的發展向度指明了價值上的建設要求。對於上海來說，人民性是社會主義國際大都市區別於資本主義國際大都市的本質性特點。為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上海把好的資源留給人民——楊浦濱江從“工業鏽帶”轉變為“生活秀帶”的全國樣本；一江一河岸線貫通，徹底還江與民；一處處老建築、老街區成為網紅打卡地，無數個城市空間被賦予濃濃的煙火之氣。人民本位既是對近代海派文化市民性的價值超越，更是新時代海派文化的核心要義，充分體現了海派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高度契合。當今上海，不是西方超大城市發展之路的再版和翻版，而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城市的新版。
開放引領。應開放而生、因開放而興的上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後，一直領全國開放風氣之先。在海派文化生成、演化並不斷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開放都是其生成和發展的內在動力。自近代以來，上海就一直是中國觀察和了解世界的窗口，中西文化先在這裡相遇、踫撞，許多新的思想和文化從這裡孕育，然後再向全國傳播。歷經改革開放40餘年，上海不僅形成了與社會主義國際大都市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文化氛圍，更為重要的融合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豐碩的城市文明成果。改革開放把上海推向“距離世界近的地方”，中國同世界共享機遇、共謀發展的陽光大道。1990年4月18日，開發開放的春雷喚醒了浦東大地和浦江兩岸，“走開放路”鑄就了海派文化的博大胸懷。如今，浦東正以高水平改革開放為目標，努力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更深層次、更寬領域、更大力度推進全方位高水平開放，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國理念、中國精神和中國道路。“上海在過去歷史上能夠扮演新興文化總代表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它的全面開放；今後也隻有加強這一態勢，方足以發揮它的勝長。”陳伯海： 《陳伯海文集》(第四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5年，第243頁。
創新發展。文化的生命力在創新。對於城市發展而言，文化是城市創新之魂，無論是在知識方法層面，還是在制度安排以及物化成果的轉化方面，追求創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生命表達，都是城市創新的內在動因。上海是一座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在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我們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上海用自己的改革探索和創新實踐不斷給全國以啟示，以至於成為全世界看中國的一個窗口、一面旗幟。先行者和排頭兵之稱一直是對上海在全國發展格局中重要性的強調，翻開新世紀的篇章，創新發展的探索實踐使上海成為“一直被模仿，但從未被超越”的先鋒城市。在這裡，有“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世博會、吞吐能力的洋山深水港、打造“離世界近的地方”的自貿區、與全球分享中國機會的進博會、成為一體化發展試驗田的長三角示範區等等，上海是一座光榮的城市，是一個不斷見證奇跡、創造奇跡的地方。20世紀90年代以來，上海及浦東的歷史變遷，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顯著優勢，生動詮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生命力。
包容共生。作為一種超越地域限制的文化類型，對多樣性文化的包容心態、包容能力、包容空間和包容制度的健全使海派文化能夠永葆活力並獨具特色。正是因為具備了這種充分包容性的文化基質，海派文化纔能夠形成中西、雅俗、古文化和諧共生的良好生態，進而凝聚為廣大市民所認同的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近代上海五方雜處的社會格局，多種社會管理體制的並存以及喪失國家權力的租界制度，客觀形成一個包容各種文化形態的社會場域文化共生的基礎之後融合成為近代意義上的海派文化。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獨特的歷史進程積澱了海納百川的胸懷和氣質。改革開放以來，海派文化包容性則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面保障，體現了充分的中華文化主體性，同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文化形態的繁榮共生提供了價值觀層面的根本取向，彰顯了新時代海派文化的制度優勢。未來的上海要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會主義國際文化大都市，在當前逆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的國際形勢下，海派文化包容共生的價值取向必將為上海高水平的改革開放注入更多的文化動力。
經世濟用。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在上海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創新實踐中，新時代海派文化的經世濟用主要有兩個指向，表現在對國家責任的自覺擔當和對日常生活世界精致卓越的孜孜以求。近代概念的海派文化因為市場意識的高度自覺和市民行為的高度務實，表現出很強的專業性和實用性。改革開放以來，海派文化的市場和市民意識不斷轉型和升華，實用性之中的消極因素得以弱化和超越，呈現為與主流核心價值同頻共振的正向價值。新時代要有新使命、新作為，上海要貫徹繼續當好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的要求，在新時代坐標中堅定追求卓越的發展取向。上海的使命並不隻是體現在自身發展的水平上，更重要的是服務全國大局，集聚和配置全球要素資源，代表國家參與全球合作競爭。要抓住“四個中心”核心功能，全面提升整體水平，打造體現國際高端水平的新功能。要輻射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促進長三角區域整體競爭力提升，為全國經濟發展增添強勁動力。海派文化中的精細和卓越在上海近年來的城市治理中有生動而具體的表現，上海提出要像繡花一樣管理城市，努力解決好精細化管理超大城市的難題。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城市運行“一網統管”雙管齊下，提升管理效率，增強人民幸福感，成為上海城市治理的名片。兩張網建設，不僅有智慧，更有溫度，為善治城市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上海希冀不斷尋找超大城市的治理新路，成為現代城市治理的示範樣板、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的全球典範，真正讓上海成為在者舒心、來者傾心、未來者動心的魅力之城。

文化的存續不能脫離特定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海派文化的生成和嬗變過程見證了近代以來上海在中國和世界局勢中的命運變遷。作為歷史概念的近代海派文化曾經為上海的發展提供了鮮明的城市標識，同時也成為某種無形的制約因素，一定程度上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在新時代的語境之下，歷史概念的海派文化經過改革開放之後的轉型與創新，在價值取向和精神內涵上都產生了本質性的變化。當前，我們來重新審視海派文化的內在特質和價值取向，歸根結底要思考的是上海的當下和未來如何帶給中國和世界一個獨特的文化上海，在經濟社會發展達到現代化的基礎上，同步實現文化層面的現代發展，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上海示範和樣板。

章海派文化的歷史流變與時代建構
1917年“海派”這個詞首次出現在大眾視野裡，至今已有百年。我們常說海派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相踫撞的產物，但傳統儒家文化也好，開啟西方現代文明的啟蒙運動也好，它們都是由知識分子抑或是社會精英階層自上而下推行開來的，海派文化在生成模式上則完全不同，它並不是由某一階層或群體先提出“海派”的口號纔得以普及的文化形態，相反，它是在無自覺無領袖的狀態下自然生發的，市民階層比文化精英們更早地接受並參與創造了海派文化，之後纔引發學者們研究的興趣，可以說，對於海派文化的研究始終處於一種“文化追認”的狀態中，海派文化的概念、起源、特質的認定，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承載了不同的內容與責任，逐漸從模糊走向清晰。
一、 海派文化研究的成果梳理
海派文化的研究自20世紀90年代興起，之後借著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東風，蔚然而成顯學，取得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
(一) 對海派文化進行整體研究的學術性論文與專著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有不少以“海派文化”作為論述對像的文章，比如盛豐的《論“海派”文化的“邊緣文化”特征及其歷史作用》、陳旭麓的《說“海派”》、花建的《“海派”的歷史特征》、瀋渭濱的《海派文化散論》等文章，大多站在改革開放後重新審視上海文化傳統的角度，分析海派文化的源頭與成因，並剖析其文化特征。
之後出現了一些專門討論海派文化的專著或者是論文集，但數量並不多，較早的有《海派文化概覽》(張穎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從“上海人”的定義溯源，並將海派文化延伸至上海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剖析開埠以來上海的經濟、方言、民族產業、建築、文藝、出版業、教育、民俗等多方面的嬗變，但是全書並未對“何為海派文化”下定論。蘇秉公主編的《新視角下的海派文化》(上海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以“什麼是海派文化”為起點，從經濟基礎、契約精神、教育比較、建築形態、文學藝術、城市生活和哲學視角等七個方面著重探討了海派文化的內容與表現。法國學者白吉爾的《上海史——走向現代之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版)以異國視角觀察上海一個半世紀的城市演變歷程，並剖析這種持續演變的背後對於現代性的不懈追求。論文集方面，稍早的有馬逢洋主編的《上海： 記憶與想像》(文彙出版社1996年版)，２１世紀以後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海派文化精選集》(上海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甄選73位學者的代表性海派文化研究文章。
在對海派文化的整體研究中，也是為全面深入的，當屬郭驥的《近代上海的海派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全文共五章，章談“海派”這一概念與相關評價，以及與“海派文化”的關繫，第二、第三章是論海派文化從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的發展史，第四章探討海派文化的特征及其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矛盾與調和，後一章從大眾文化與文化轉型兩個角度重新審視海派文化的意義，也對海派文化未來的走向作出了展望。
(二) 圍繞海派文化書寫的敘述性專著
這一類著作相對而言比較多，譬如《海派文化的十大經典流變》(錢乃榮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版)以文學、流行歌曲、滬劇、滑稽戲、公眾娛樂、連環畫、越劇、電影、糖紙頭、上海話這十個受到海派文化影響較大的文化領域為對像，著重敘述海派文化在這十個方面的變化過程，抒情色彩濃重，體例近似雜文而非學術論文。
上海大學海派文化研究中心自2008年起推出《海派文化叢書》繫列，從書畫、文學、建築、戲曲、民俗、電影等受到海派文化深度浸潤的幾個方面出發，重點突出這些領域中所展露的海派文化特色。
2002年同濟大學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所創辦了《海派文化報》，2019年特別征集名家稿件，出版了《海浪花開： 〈海派文化〉報精粹》(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一種，分為海上風情、史料鉤沉、文學藝術、人物、戲曲五個部分。
此外還有管志華的《轉型與反思： 徜徉海派文化》(上海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謝柏梁的《海派文化與傳播》(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年版)，謝柏梁、詹仁左的《海派文化與傳播》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陳子善、張偉的《海派》(上海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等書，都是從上海名人、歷史故事、生活習俗等角度對海派文化進行觀察。
以上這幾種著述大多局限於對海派文化的具體描述，並未進行學術層面的深入研究，其價值主要在於文獻的收集與整理。
(三) 針對海派文化的細分研究
除了上述專著與論文之外，還有一些研究雖然並不是圍繞海派文化展開，但是或多或少涉及海派文化，或者是針對海派文化的一個分支或某一表現形式進行的研究，這一類研究占了海派文化研究成果的大多數。
較早的有《海派商業文化論文集》(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李天綱《簡論近代上海商業文化》，周錫樵《簡論海派文化和海派商業文化》，餘興發《論海派商業文化的幾個問題》，花建《海派經商與閑暇產業》，鄭伯俊、鄭素俠《試論海派商業文化》等文章均聚焦於海派文化與上海商業文化之間的聯繫。此外還有朱英《商業革命中的文化變遷——近代上海商人與“海派”文化》(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將目光聚焦於近代商人對於海派文化的領導力與影響力。談到近代商業自然不得不談到近代廣告學與傳播學，《海派文化視域下的中國早期廣告版式設計》(河南美術出版社2016年版)、龔建培《摩登佳麗——月份牌與海派文化》(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版)兩種均是對海派商業廣告文化進行研究的專著。
海派文學也是海派文化研究分支中頗引人注意的一支，有林雪飛《世界潮流中的海派文化與海派小說》(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陳緒石《海派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李今《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