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馬桶像征著生命之所。查理五世（Charles V），後來歐洲廣袤領土上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於1500年在馬桶上開始了人生旅程，其母在如廁時生下了他。貓王埃爾維斯（Elvis）則死於馬桶之上，這說明馬桶也成了（某些人的）死亡之所。盡管數百年來馬桶及其始祖一直滿足著人類的需要，但大多數人對其歷史知之甚少。誰發明了個衝水馬桶？不，不是托馬斯·克拉普爾（Thomas Crapper）。發明馬桶之前人們用什麼來處理糞便？為什麼馬桶被譽為寶座？

我希望能在下文中解答上述問題。但在開始之前，我想先澄清一下本書的資料來源，以免個別讀者覺得書中某些史實對所提及的許多文化有冒犯之嫌。通過查閱公告、日記和糞石學著作，我收集到大量稀奇古怪的故事。本書的不少素材取自大探險時期和大英帝國時代的西方旅行者，他們尋訪新大陸、記錄下他們的所見所聞。其敘述的準確性因人而異。其中有一些聽起來有些不合情理。然而，不少記錄已被證實。本書並非想冒犯任何人，而隻是展示便桶的歷史及那些令人瞠目結舌的風俗習慣。

現在我們來一窺書中內容。起初人們都在遠離家門的地方進行排洩。隨著人類在智力和社會化方面不斷向前推進，衛生制度也取得了緩慢而細微的進展。某些文明使用的廁所比其他文明先進得多。還有一些文明則表明，在保持衛生方面，人類同動物相差無幾。過去，人們處理糞便的基本做法就是將其收集到罐中、扔出窗外。這樣處理的後果不難想見，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具有洞察力而又相當滑稽的人類發展視角。衛生習慣近年來的演變和馬桶的進化都源自國家對各種流行病做出的集體反應。19世紀中葉盛行於歐洲，尤其是英國的霍亂，極大地推動了馬桶事業的發展，也使大眾接受度大為飆升。

歷史學家通常將目光集中在地位顯赫的紳士和貴婦們身上。對馬桶發展史的回顧可能會抹煞社會等級制度。畢竟，每個人都必須扯下褲子或拉起裙擺大小便。的區別就是所用器具不同。國王亨利八世（King Henry VIII）擁有一個黑天鵝絨表面、鑲著2000顆金釘的馬桶座圈。“太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認為“去洗手間”而中止一段對話很不合時宜。令來訪者驚恐的是，路易會坐在夜壺上接見他們。從發前3世紀的印度河流域的“馬桶”雛形開始，到20世紀日本的高技術馬桶，對馬桶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饒有趣味的生活觀。

5. 維多利亞時代：體面而正經的便壺

（1800—1920年）

下水道是個憤世嫉俗者，它控訴著世間的一切。

維克多·雨果，《悲慘世界》

中規中矩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重要標識。19世紀英、美出版的文學作品悉數描述合乎體統的備餐之道，夫妻行周公之禮的合宜方式等。維多利亞時代人們的靈魂興許純淨無瑕，其身體及市集街頭則污穢叢生。貧民窟成了數以百萬計為每日掙得區區幾個便士而在工廠辛苦勞作的人們休憩之地。街頭巷尾堆滿了來自擁擠不堪的都市豪宅的垃圾和人類糞便。某些美洲國家的城市地圖上標示出糞堆所在地，這也證實了它已成為一道持久的“風景”。市容整頓並不是政府考慮的首要問題。倫敦有條街長達15年未做清理。

19世紀以前，西方國家政府制定衛生法令之例屈指可數，得以實施者更是鳳毛麟角。牽涉糞便處理的法律通常隻在流行病大為盛行後出臺。然而，19世紀首先爆發於英國，而後擴展到美國的工業革命期間，隨著人群蜂擁流入大都市中心，市民、慈善機關和政客們都呼吁政府進行干預，營造一個有益健康的環境。作為對這一日益高漲的要求的回應，英國財政大臣宣布：“衛生改造不過是紙上談兵。”法國裡昂皇家學院的一位官員斷言，便座會令人們不再體面可敬，使道德風尚淪喪殆盡。

直至19世紀中期，歐洲和北美暴發了一繫列天花、霍亂及傷寒流行病，人們纔開始有所留意，並改進了衛生設備。確立衛生法規以抑制疾病蔓延進程遲緩，是因為學術界對髒亂不堪的衛生環境與疾病侵襲是否有關尚存爭議。1854年，英國醫生約翰·斯諾（John Snow）追溯一場霍亂的根源，發現有個街區的水源遭到了糞便的污染。然而，斯諾未能找到具體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論斷，人們也不為所動。在病痛同衛生條件之間的聯繫未經證實的情況下，英國立法者們不願因為批準建造下水道的法令而侵害了公民財產權。機遇來臨時，比如火災過後，城市規劃者們便將有關下水道的條款包括在重建計劃中。即便如此，在科學能夠證明衛生設施的缺乏與疾病不無關繫之前，人們所能做的也僅是細微的調整。終，科學家羅伯特·柯什（Robert Koch）於1883年在顯微鏡下對霍亂細菌進行分離，證實了眾多衛生改良者的信念。

待至19世紀晚期，馬桶的黃金時代已然到來。一時間，每個人滿腦子盡是馬桶。設計師們開始迫不及待地將抽水馬桶寫進建築計劃中。發明家和創業者們爭相壟斷這一新興市場。不過，鋻於維多利亞時代多以樸實端莊為重，經營個人生理需求之業也要求獨出機杼、別具一格。

神經質的肮髒

要理解城市官員面臨的浩大任務，那些為維多利亞時代的城市驅除惡臭的技師及創制者們必須深入了解髒亂不堪的居民生活環境。就連澳大利亞的城市，早年也未能逃脫人口膨脹及接踵而至的污物帶來的困擾。

19世紀澳大利亞墨爾本城（Melbourne）的醫生們提議用一個現代化的排水繫統來取代排水溝。從城鎮穿流而過的、敞開的排水溝散發出陣陣惡臭，該城由此獲得了“臭爾本”城（Smelbourne）的綽號。雖然墨爾本城的人口密度僅為每英畝6人，倫敦則為每英畝40人，但墨爾本的人口死亡率遠遠超過倫敦。然而，人們一直將醫生們的懇求束之高閣，直至19 世紀90年代，墨爾本大都會工務局纔得以組建，專門負責遏制排水道對周圍河流的污染。現代化下水道和排水溝的安置減輕了水流污染，使墨爾本城的死亡率大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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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往一樣，窮人們總是衛生改良後的受益者。下水道和衛生間在富貴階層及中產階級街區已日漸普遍，貧民卻仍在使用經濟公寓或房屋後院裡的公用便坑。人們用2300輛大糞車，纔將巴黎經濟租房中的便坑清空。裡摩日（Limoges）則無人幸免，貧民窟有如中世紀那樣成為天然的污物排放場。

巴黎的人口日益增多，中世紀狹小的街道和簡陋的房屋與現代化進程的矛盾日漸突出。19世紀中期，皇帝拿破侖三世（Emperor Napoleon III，1808—1873年）贊成重新規劃巴黎街區，將街道拓寬，使之可容一支浩蕩大軍通過。歌劇院（the Opera House）、亞勒區（Les Halles）和市集等均建於這一時期。更為重要的是，到1870年，巴黎城805公裡的街道下多半都挖有下水道。下水道中的污穢排入塞納河，河水把這些腐臭的糞便帶給下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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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世紀之交，英國曼徹斯特城的住戶繼續倚賴“桶體繫”（pail system）。該體繫由眾多木制油桶構成，它們被置於各家各戶門前，收集居民便壺裡的污物。病人家門口放置特別花色的油桶，提請人們留神疾病。

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說以及美國記者兼攝影家雅各布·瑞伊斯（Jacob Riis）的《另一半人們的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1890年）一書中，描繪了19世紀新興工業化城市貧民窟裡孩童的生活境況，引起了人們的震動。一幅幅令人絕望的景像喚醒了中產階級市民的良知。呼吁改善貧民生活環境、降低其死亡率的改良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克裡夫蘭（Cleveland）成立的基督教婦女禁酒聯盟（1874 年）向當地政府施壓，要求禁絕賣酒及酗酒，因為他們確信酗酒是一切罪惡、疾病及家庭破裂之根源。19世紀晚期，美國經由“進步運動”（the Progressive Movement）進行的一場政治革新，將童工法條款寫入國家法中，並鼓勵人們推進衛生改良運動。19世紀社會革新運動的強度與對污物的日益難以容忍兩相適應。

窮困潦倒令人不顧一切。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貧困人群翻遍了泰晤士河沿岸的下水道和垃圾堆，在糞肥裡覓食果腹、搜尋有用之物。這種行為如此普遍，乃至他們成了赫赫有名的“拾荒者”。

童工現像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極為常見。他們在工廠裡隨處可見，八歲童工每天的傭金為幾個便士。不少兒童充當起城市各處的“寵物糞便清理器”。他們徘徊於倫敦城的街頭巷尾，收集狗的糞便，賣給制革工人鞣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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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城市的過度擁擠、疾病蔓延和臭氣熏天等現像有增無減，很多人仍試圖無視這種種不快。維多利亞時代，人們都崇尚謙卑有禮的行事之道：憤怒或任何激烈的情感表露都是為人唾棄的。於是，這一時代的人都費盡周折地克制自然的情感體驗和生理機能。長輩對已達適婚年齡的女兒提出忠告時不無成見地說：“切勿享受性愛，孩子，隻消合上眼簾想想英國。”誠然，陳腔濫調極少能反映真實情況。但在排便一事上，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確實竭盡全力遮掩此舉。

19世紀的家居擺設掩蓋了不得不用、卻又令人不快的便壺的存在。他們制造的家具讓人不禁想起了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的玩偶。每個看似平淡無奇的櫥櫃後面都隱藏著不少機關和暗門。1833年，約翰·路登（John Loudon，1783—1843年）筆下的“盥洗盆”藏在一個梳妝臺裡，盆架開口處可放一隻臉盆、一個肥皂碟，還有一隻梳妝盒。梳妝臺的底部用四腳支架支撐著。其下的空間可容納一口大罐子、一隻盆子和一隻便壺。喬治·傑寧斯（George Jennings）設計了一個集坐浴盆、腳盆和便桶於一體的器具。這一包羅萬像的創造物可倒轉使用，可合成一件，占用的空間極少。

19世紀制作的封閉馬桶和夜桌，盡可能地轉移人們對出恭之舉的注意，轉而聆聽起樂曲來。有種封閉式馬桶會在桶蓋開啟之際奏起室內樂。打開門柄使用便壺時，夜桌內會響起美妙的樂聲。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認為生理機能相當令人發窘，音樂的掩飾消除了排便之聲被人聽見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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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百年戰爭於1453年宣告結束，然而接下來的唇槍舌劍又持續了好幾個世紀。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多番指責法國人放*不羈和粗暴無禮。1810年遊歷英國的法國人路易·西蒙回敬了英國人的鄙夷之辭。在其遊記中，西蒙盡數自己目睹被訪的眾多英國家庭將便壺或封閉馬桶置於餐廳一角時的驚詫。他寫道，英格蘭人使用這一器具時毫無愧色，甚至時常與賓客談笑風生。顯然，此時法國人已然將自己的“法國禮儀”輸出他國了。

讓–安德姆·布瑞雷特–薩瓦林接過上述譴責英國人粗魯可憎的話題，將英格蘭人對便壺的尊崇之情描述如下： 

這一“奇特的工具”已被享用數載，不光為就餐者所用，更是乘坐四輪馬車旅遊觀光的紳士（錫镴或白銀便壺）、海船船長（錫镴或白銀）和端坐在法官席上的審判長（錫镴，間或為瓷瓶）的方便之所。如今它卻被擱置一旁，盡管夜晚的英國，皎潔的月光會照亮一字排開、身著晚禮服的人影，在雪茄煙霧的縈繞下，躡手躡腳地向糞堆進發，或是如行刑隊一般，面對玫瑰花壇站成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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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中期，謙虛體面主導著法國人的生活，就如同其主宰維多利亞統治下的英國那樣。法國司法部長皮南德（Pinard）認為，作為公眾行政官，自己有責任維護良好的道德風尚。他將矛頭指向一切社會領域的傷風敗俗行為。為盡其本分，1857年，皮南德以撰寫小說《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為由，將古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逮捕。

接到他人對某個便壺制造商的告發，皮南德調查了該便壺制造商，盤問其是否有猥褻之物。該制造商曾生產過一隻內側底部畫有一隻巨眼的便壺。眼睛旁刻著“我看見你了”的字樣。皮南德一點兒也不覺得有趣。這位司法部長逮捕了該名制造商，並判處其一個月監禁。

在與放*不羈之風的鬥爭中，皮南德決不是孤家寡人。瑟納夫人（Madame de Celnart）建議讀者清洗自己的隱私部位時要緊閉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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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人或許已喪失幽默感，英國人則詼諧如常。英國人將自己一本正經的性格賦成了一首婉言詩，該詩因提及茅廁之用而引起軒然大波。維多利亞時代一位籍籍無名的詩人描述了一個向古羅馬排水道女神克羅阿西娜膜拜的、風趣無比的朝聖者：

啊，克羅阿西娜女神您掌管此地兒，

笑容可掬地望著您忠實的信徒兒，

讓我的貢品溫和緊實地流出，

既不粗魯奔瀉，亦非遲緩頑固。

《便廟》（Temples of Conven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