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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種種

本想要堅持做一件事情，但後往往卻事與願違。松尾芭蕉十分尊崇唐朝詩人李白和杜甫，他曾吟道，“嘗李杜之心酒”。

芭蕉在俳諧紀行《奧州小道》起首處提到的“日月者，百代之過客也”，亦是援引了李白的詩序“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

芭蕉曾雲遊四方，大概是受到了道祖神（道路之神）之邀，總會興致滿滿地踏上旅途。但他亦曾感嘆過“很多前人都客死在了旅途當中”，這恰恰看出他早已看清了旅途將有去無回。他口中客死旅途的前人大抵是日本的西行和宗祗、唐朝的李白和杜甫等人。

與芭蕉不同，李、杜二人踏上旅途並非出於熱愛，杜甫更非如此。李白年輕時就已養成了不羈的性格，中年後因被朝廷放逐纔踏上羈旅。杜甫的旅行可謂是一場左遷之旅，更是一場饑饉相伴的旅行，充滿了艱辛。

平泉的籐原氏曾繁盛一時，如今那裡已是一片廢墟。芭蕉行至遺跡時，含淚寫下了那首著名的俳句：“昔日動刀兵，功名榮華皆成夢，夏草萋萋生。”恰在《奧州小道》中，芭蕉引用了杜甫《春望》的開篇句：“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正如芭蕉把李詩中的“光陰”改寫成“日月”那樣，此處也將杜詩中的“草木深”改為“草木青”。不言而喻，芭蕉的詩句當中也暗含了杜甫當時的感慨。早在芭蕉所處時代的五百多年前，平泉的籐原氏就已經滅亡了。雖說芭蕉是觸景生情，但表現的並不是對杜甫的懷念。

杜甫於至德二年（757）春作《春望》。此前一年，安祿山舉兵叛亂，六月，潼關被攻陷，長安城旋即陷落。唐玄宗在長安將要陷落之時，逃往蜀地（今四川）。官位卑微的杜甫不知事態緊急，還未逃出長安就被叛軍俘虜。次年四月，杜甫終於逃出了長安，前往行宮鳳翔。《春望》就作於其逃出長安之時。

杜甫面對的草木深之地不是五百年前的古戰場，而是陷落於半年前的國都長安城。與此同時，發出感嘆的杜甫也已不再是滿身風雅的旅者，而是一個入過獄的犯人。

唐玄宗在逃往蜀地的途中，為了平息軍隊的不滿情緒，不得不處死心愛的楊貴妃。隨即唐玄宗退位，皇太子繼位後在鳳翔設立行宮，並以此為基地欲奪回都城長安。兩地雖然相距不遠，但也有一百七十千米。因為杜甫不知道安祿山的勢力到達何處，這次旅行可謂是危險重重。

到達行宮後的杜甫，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作詩三首。下為三首詩的末尾兩句，首先是其首詩的末兩句，“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意為親友們初見到我又老又瘦都十分驚訝，感嘆我艱辛地從敵軍占領的長安城中逃出來。那時的杜甫四十六歲。

其第二首詩這樣結尾，“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說的是作者的喜悅心情達到極點變成了悲傷，嗚嗚咽咽淚水不能自禁而沾濕佩巾。芭蕉在面對五百年前的古戰場時，也曾寫下了“隨時轉，淚水落不停”，想必兩人的淚水應該飽含了不同的情緒。

其第三首詩的結尾是“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詩中的“漢”實際指的是“唐”。白居易在吟詠楊貴妃的《長恨歌》中，對皇帝唐玄宗也稱“漢皇”。社稷是指國家，縱然長安城陷落，杜甫仍盼望唐朝能進入中興（再興）之年。

談到俳句，芭蕉曾言俳句是“夏爐鼕扇”，即夏天裡的爐子和鼕天裡的扇子，是不合時宜的無用之物。但就李、杜而言，二人對詩文的感情可絕非如此。

中國的傳統觀點認為，文章是經國大業，是不朽盛世。這是魏文帝（曹操之子曹丕）所言，大概杜甫也是如此認為。

在選撥高級官吏的科舉考試中，詩文也是其中一項。以至後來，做官、做國家棟梁之纔等便成了人們學詩作詩的目的。哪怕不通過科舉考試，有學識之人也可以通過地方長官的薦舉，繼而擔任重要職務。據說杜甫到長安城之後，為了得到認可及推薦，不斷地向當地有地位之人贈詩。

一定會有人說“杜甫怎麼會做這種事情”，而實際上為了能為國家和人民盡力又何嘗不可，這也並不是件壞事。

就這一點來看，芭蕉和他敬重的杜甫還確實有段距離。

有說法表示，芭蕉所處的年代裡，《唐詩選》還未普及，芭蕉隻得通過《杜律集解》之類的注釋書籍來閱讀杜甫的詩文，而此類注解書籍大都是通俗讀本，很難將原詩的精髓傳遞給讀者。《杜律集解》很早就在中國沒有了閱讀市場，在日本，早在江戶中後期已是無人問津，成了“滑稽讀本”。就像現如今書店裡大量充斥著形形色色的入門書一樣，對待這類書籍我們仍需態度慎重。

像杜甫、芭蕉這樣的旅人，他們所處的年代並非特別久遠，近代以來很多人也認為他們有著不少相似之處，但實際上他們卻有著獨屬於自己的旅行。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人們對絲綢之路的探險活動日漸繁盛，斯文·赫定和奧萊爾·斯坦因可謂是當時的“雙璧”。斯文·赫定是一位天生的探險家，他的著作中滿是精美的素描畫。他學習繪畫技能並不是為了追求美，而是因為繪畫能在探險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以至於他師從李希霍芬學習地理學也是為了日後的探險。

奧萊爾·斯坦因是位學者，他對亞歷山大大帝的遠征東方行動很感興趣，在牛津大學進修了考古學後，在中亞地區開展了自己的探險活動。

斯文·赫定和奧萊爾·斯坦因兩人的旅行看起來十分相似，但就本質而言還是各不相同。前者認為探險至上，繪畫也好，學問也好，都是探險的輔助手段，但後者認為學問至上，探險僅是一種手段而已。

如果說僅可以從探險或者學問中擇其一的話，斯文·赫定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探險。要是同樣要求奧萊爾·斯坦因從兩者中做出選擇的話，他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追求學問。

擅長素描的斯文·赫定在親眼目睹了敦煌壁畫後，曾說壁畫不過是同一個圖案的不斷重復。此前我一直驚訝於他的說法，但現在我終於明白他並不是真懂繪畫，繪畫隻是他記錄探險的手段，因此他也就沒辦法接觸到真正的美。

兩人還有一個共同點，都活到了八十多歲且終生未婚。大概是因為他們有了“探險”和“學問”這兩位伴侶，有沒有“妻子”就不那麼重要了。

事實上，我想寫的是大谷探險隊的事情。探險隊的旅行和斯文·赫定以及奧萊爾·斯坦因的都不相同。探險隊的核心人物大谷光瑞曾說：“我總是帶著很強的目的性，主要目的就是解開佛教歷史上的種種疑問。如弄清楚佛教東漸的道路；探訪中國求法僧前往印度的遺跡；對落入伊斯蘭教徒手中的中亞地區的佛教發展情況等進行考察等。另外，搜集中亞地區遺存的經論、佛像、佛具等物，為佛教教義研究、考古學研究等提供材料，也有助於解答地理學、地質學乃至氣像學上的各種問題。”

每個人的旅途都不盡相同。斯坦因等人的期待不過是大谷口中所言的“可能之事”罷了。在對絲綢之路的探險時代中，能給人以面撲涼風之感的探險，我想非大谷光瑞的探險之路莫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