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王者之城

三朝五門

內金水河

太和門

太和殿

體仁閣

文華殿

文淵閣

武英殿

內閣大堂

軍機處

乾清門

上書房

昭仁殿

乾清宮

養心殿

景陽宮

長春宮

慈寧宮

毓慶宮

建福宮花園

重華宮

漱芳齋

寧壽宮

寧壽宮花園

南三所

御花園

神武門

文淵閣

  崇禎十七 1644 年），大明王朝在北京城漫天的火焰和憔悴的花香裡消失了，帶著杜鵑啼血一般的哀痛，在他們的記憶裡永遠定格。它日暮般的蒼涼，很多年後依舊在舊士人心裡隱隱作痛。

曾寫出《長物志》的文震亨，書畫詩文四絕，崇禎帝授予他武英殿中書舍人。崇禎制兩千張頌琴，全部要文震亨來命名，可見他對文震亨的賞識。南 1645 年），清兵攻破蘇州城，文震亨避亂陽澄湖畔，聞剃發令，投河自盡未遂，又絕食六日 ，終於嘔血而亡，遺書中寫：“保一發，以覲祖宗。”意思是，絕不剃發入清，這樣纔能去見地下的祖宗。

以“粲花主人”自居的明朝舊臣吳炳，在順治五 1648 年）——按照吳炳的紀年，是明永歷二年—— 被清兵所俘，押解途中，就在湖南衡陽湘山寺絕食而死。

對於效忠舊朝的人來說，這樣的結局幾乎早就注定了。兩千多年前，商代末期孤竹君的兩個兒子伯夷、叔齊，在周武王一統天下後，就以必死的決心，堅持不食周粟。他們躲進山裡，采薇而食，天當房，地當床，野菜野草當干糧，最終在首陽山活活餓死。他們的事跡進

了《論語》，進了《呂氏春秋》，也進了《史記》，從此成為後世楷模，擊鼓傳花似的在古今文人的詩文中傳誦，一路傳入清朝。這些文人有：孔子、孟子、墨子、管子、韓非子、莊子、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範仲淹、司馬光、文天祥、劉伯溫、顧炎武……

“粲花主人”餓死的時候，距離乾隆出生還有 63 年，所以乾隆無須為他的死負責。但來自舊朝士人的無聲抵抗，卻是困擾清初政治的一道痼疾。他們無力在戰場上反抗清軍，所以他們選擇了集體沉默的對抗。“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跡未干，他們是斷然不會與屠殺者

合作的。他們的決絕裡，既包含著對清朝武力征服的不滿，又包含著對滿族這個“異族”的輕視。無論東廠、錦衣衛的黑獄，還是明朝皇帝的變態妄殺，都不能阻擋臣子們對明朝的效忠。他們對舊日王朝的政治廢墟懷有悲情的迷戀，卻對新王朝的盛世圖景不屑一顧。他們拒絕當官，許多人為此遁入空山，與新主子玩起捉迷藏。也有人大隱隱於市，一轉身潛入自家的幽花美景。江南園林，居然在這種動蕩不安的時代氛圍中進入了瘋長期。館閣亭榭、幽廊曲徑裡，坐著面色皎然的李漁、袁枚……

康熙十七 1678 年），康熙下詔開“博學鴻詞”科，要求朝廷官員薦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供他“親試錄用”，張開了招賢納士的大網。被後世稱為“海內大儒”的李颙，就有幸受到陝西巡撫的薦舉，但他堅決不從，讓巡撫大人的好意成了驢肝肺。這簡直是敬酒不喫喫罰酒，地方官索性把他強行綁架，送到省城。他竟然仿效伯夷、叔齊的樣子，絕食六日，甚至還想撥刀自刎。官員們的臉嚇得煞白，連忙把他送回來，不再強迫他。他從此不見世人，連弟子也不例外，所著之書也秘不示人，唯有顧炎武來訪，纔會給個面子。

顧炎武之所以受到李颙的特殊優待，是因為二人情意相通。當顧炎武成為朝廷官員薦舉的目標，入選“博學鴻詞”科時，他也以死抗爭過，讓門生告訴官員，“刀繩具在，無速我死”，纔被官府放過。同樣的經歷，還發生在傅山、黃宗羲的身上。

對康熙皇帝來說，等待並不是一個好的辦法，但在這個世界上，有時除了等待，沒有更好的辦法了。康熙畢竟是康熙，他有的是耐心。以刀俎相逼既然沒有效果，就干脆還他們自由，讓地方官員厚待他們，總有一天，鐵樹會開花。

康熙深知，士大夫的骨頭再硬，也經不住時間的磨損。時間可以化解一切仇恨，當“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變成歷史舊跡，當這個新王朝欣欣向榮的嶄新氣像遮蓋了舊王朝的血腥殘酷，他們堅硬的身段就會變得柔軟。後來的一切都證實了康熙的先見之明。康熙大帝多次請黃宗羲出山都遭到回絕，於是命當地巡撫到黃宗羲家裡抄寫黃宗羲的著作，自己在深宮裡，時常潛心閱讀這部“手抄本”。這一舉動，不能不讓黃宗羲心生知遇之感，終於讓自己的兒子出山，加入“明史館”，參加《明史》的編修，還親自送弟子到北京，參加《明史》修撰。

死硬分子顧炎武，兩個外甥也進了“明史館”，他還同他們書信往來。傅山又被強抬進北京，一見到“大清門” 三字便翻倒在地，涕泗橫流。至於李颙，雖已一身瘦骨、滿鬢清霜，卻被西巡路上的康熙下旨召見。他雖沒有親去，卻派兒子李慎言去了，還把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二曲集》贈送給康熙，以表歉疚之意。連朱彝尊這位明朝王室的後裔，也最終沒能抵御來自清王朝的誘惑，於康熙十八 1679 年）舉“博學鴻詞” 科，康熙二十二 1683 年）入值南書房……

躲進剡溪山村的張岱也沒能頑抗到底，在浙江學政谷應泰的薦舉下，終於出山，參與編修《明史紀事本末》。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因為它不是一個人的故事， 而是一代人的故事。

他們所堅守的“價值”，正一點一點地被時間掏空。

畢竟，新的政治秩序已經確立，新的王朝正蒸蒸日上，“復闢倒退”已斷無可能。顧炎武、黃宗羲早就看清了這個大勢，所以，他們雖然有心殺賊，卻無力回天。如同李敬澤在《小春秋》裡所說：“‘大明江山一座，崇禎皇帝夫婦兩口’就這麼斷送掉了，這時再談什麼東林、復社還好意思理直氣壯？” 他們自己選擇了頑抗到底，終生不仕，卻不肯眼睜睜斷送了子孫的前程。連抗清英雄史可法都說：“我為我國而亡，子為我家成。” 清朝皇帝也是皇帝，更何況是比大明皇帝更英明的皇帝，而天下士人的第一志願，不就是得遇明君嗎？康熙正是把準了這個脈，所以纔拿得起放得下。面對士人們的橫眉冷對，他從容不迫。

當這個新生的王朝歷經康熙、雍正兩代帝王，平穩過渡到乾隆手中，一百多年的光陰，已經攜帶著幾代人的恩怨情仇匆匆閃過——從明朝覆亡到乾隆時代的距離， 幾乎與從清末到今天的距離等長。天大的事也會被這漫長的時光所淡化，對於那個時代的漢族士人來說，大明王朝的悲慘落幕，已不再是切膚之痛，大清王朝早已成了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入仕清朝，早已不是問題，潛伏在漢族士大夫心底的仇恨已是強弩之末。就在這個當口，乾隆祭出了他的撒手锏——開四庫館，編修《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七 1772 年），安徽學政朱筠上奏，要求各省搜集前朝刻本、抄本，認為過去朝代的書籍，有的瀕危，有的絕版，有的變異，有的訛誤。比如明代朱棣下令編纂的《永樂大典》，總共二萬多卷，但在修成之後，藏在書庫裡，秘不示人，成為一部“人間未見”之書。在明末戰亂中，藏在南京的原本和皇史宬的《永樂大典》副本幾乎全部被毀，至清朝，已所剩無幾。張岱個人收藏的《永樂大典》，在當時就已基本上毀於兵亂。因此，搜集古本，進行整理、辨誤、編輯、抄寫 （甚至重新刊刻），時不我待，用他的話說：“沿流溯本， 可得古人大體，而窺天地之純。”乾隆覺得這事重要，批準了這個合理化建議。乾隆三十八 1773 年）， 成立了四庫全書館。

隻有在乾隆時代，在歷經康熙、雍正兩代帝王的物質積累和文化鋪墊之後，當“海內殷富，素封之家，比戶相望，實有勝於前代”，纔能完成這一超級文化工程 （今人對“工程”這個詞無比厚愛，連文化都目為“工程”，此處姑妄言之），而乾隆自己也一定意識到，這一工程將使他真正站在“千古一帝”的位置上。如果說秦始皇對各國文字的統一為中華文明史提供了一個規範化的起點，那麼對歷代學術文化成果全面總結，則很可能是一個壯麗的終點——至少是中華文明史上一個不易逾越的極限。在兩千年的帝制歷史中，如果秦始皇是前一千年的“千古一帝”，那麼後一千年，這個名號就非乾隆莫屬了。更有意思的是，乾隆編書與秦始皇焚書形成了奇特的對偶關繫——在歷史的一端，一個皇帝讓所有的聖賢之書在烈焰中萎縮和消失；而在另一端，另一個皇帝卻在苦心孤詣地搜尋和編輯歷朝的古書，讓它們復活、膨脹、繁殖，使它們成為這個民族的“精神原子彈”。如果從這個角度上說，乾隆應被視為中國帝制史上獨一無二的君王。

                                     ——《故宮建築之美》第51—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