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叢書是*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跨文化方法論研究”的首批成果，由*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承
擔執行，由承擔北京師範大學2015年“跨文化方法論研 究首期講座”的10位中歐學者撰寫。

    自2016年起，經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院的支持，“跨文化方法論研究首期講座”將更名為“跨文化學研究生國際課程班”連續開辦。繼續出版這套叢書，是我們的心願。我們希望它們能為跨文化學理論和方法論建設提供磚瓦，也期盼中外高校跨文化研究的人纔隊伍不斷壯大。

用中國文化特色認清中國文化道理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從根本上說，是差異性文化， 兩者不能用解釋此方現像的方法解釋彼方的現像。要解 釋中國文化的特征，就應該用中國文化自身提供的現像去解釋。

     中國文化自身所提供的重要的現像就是漢字。我 的研究主要圍繞漢字的創造與漢字所生產的思想文化來 進行。西方語言學家在這種研究上，大體有兩個失誤： 一是不了解漢字寫書的功能與口語的功能的基本差異， 二是不了解漢字的原意及其性質。

    在這一講中，我主要向你們介紹，我是怎樣運用福 柯的知識考古學的方法做漢字和占卜學的研究的。

    在全世界偉大的文化之中，要屬中國文化與我們西方文化差異，這種說法已經司空見慣了。但這種 差異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呢？這要看漢字所代表的表意文 字的特征。漢字出前13世紀，具有一種獨特的 表意形式。它由占卜者發明，用於記錄一些極其復雜的 占卜活動。從1899年以來大量出土的這一時代的文物看 來，這種文字是一種極其形式化的圖形語言，被設計作為發展成熟的肩胛骨占卜術的工具，這種占卜術，我建 議將其命名為“占卜學”。通過這種文字，中國思想依靠 占卜的，“占卜學”的道理，建構對世界的認知。另外同 樣深刻的一種道理，銘刻在西方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神學 中，它與中國思想的發展方向大相徑庭。

……

    在《易經》之前，在中國發現的古老的用於占卜 的骨頭，大概是仰韶文化的產物，這是很簡單的東西。 這種方法不僅中國用，在北亞細亞民族，都使用這種占卜方法。它的具體做法是用動物的肩胛骨產生一種特別 的圖像，預知未來的兇吉禍福。美國19世紀的狩獵民族 也有這樣的東西。狩獵民族有各種各樣的動物，可以用來做這樣的占卜。

    但是，在中國，占卜的方法與歐洲的完全不同。中 國將這種占卜方法發展成為一種先科學的東西，形成中國人的一種傳統歷史思維41。

    中國史學與西方史學的傳統，與常見的形成過程很 不相同。中國史學是按照自己的獨特形成過程建立起來的。中國的史書可以清晰地分為兩類：一類是史志（“實 錄”類），一類是史學（“通鋻”類），兩者之間的區別， 與民族志與民族學的區別，大體相似。中國的歷史哲學, 明確地顯現在史學類著作中。史志類著作也具有詮釋性， 但由於史志是把完全客觀地記錄史實作為首要目標去追 求，故其詮釋性不是很直露。

    中國史學，其史學思想的獨特性，與基於神話想像的史學不同，神話幾乎不能為史學提供發揮的餘地。儒家思 想體現著一種相當嚴格的理性主義，由儒家思想支配的史學想像，滲透在理性主義之中，並從這一角度，為史學與 志學的結合提供了方便。史志需要依照其本身的規則編纂, 方能保證歷史的深層真實性得到揭示，這些規則表現為一 整套形式上的嚴格要求，為中國史學所提供的素材便是依據這些規則進行精心加工的史志。

    史志源於卜辭，這便是中國的史學想像具有占卜性的明前第二個兩千年的後半期，被稱為“史”的卜人，用經特殊處理的牛胛骨進行占卜，記錄在這些 牛胛骨上的文字就是卜辭。怎樣將簡單的占卜發展成為 易經八卦的復雜占卜學？我認為，大體有四個階段。

    階段，使用龜甲占卜。此階段大體已從山東的龍 山文化開始。在新石器時代，在山東，有很多小溪或小 河，裡面有很多龜，有的考古學家認為，在那個時期，當 地可能專門馴養這種龜，用來食用。但以龜甲做占卜，應 該是有特殊道理的。中國的卜人探究卜骨上各種圖符的含 意，他們做的件事是制造圖符，然後加以解釋。龜甲的形狀很像地球，它的上面一部分是圓的，像“天”；下面一部分是四方的，像“土”；整個甲骨好像是一個天地 模型的小魔方。中國的卜人用這種東西做占卜，是出於一 種科學的考慮，即用宇宙的一種魔方來做占卜。卜人不但 精於卜兆的解釋，而且善於制造可供解釋的卜兆。中國的 占卜術因此而具有一套準科學的道理。正是這套準科學的 道理，以其自身的進步，帶動了思辨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