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由12篇論文組成，分為4編。內容包括兩方面，一是對日本中國史研究的理論問題的檢討與反思，一是對六朝具體歷史的分析。書中所收論文集中反映了谷川先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思考，無論對於了解日本中國史研究的發展，還是具體認識中國中古歷史，都具有重要價值。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是與日本近代國家同步發展而來的。自古以來，日本就受到中國文化無可估量的影響，因此有關中國文化的知識也在兩千年之間蓄積，而產生了被稱之為“漢學”的學術領域。“漢學”在前近代是作為知識分子所必須具備之教養的。可是，自從日本以明治維新為契機，開始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時候，就與近鄰諸國（朝鮮、中國）開始了新的外交關繫，由此產生了建立近代亞洲史學的必要性。迄今為止在日本所使用的“東洋史學”的名稱，就是在那個時期形成的，它是將亞洲史作為與西洋史對等的學術領域來定義的概念。
中國史研究也正是作為這種“東洋史學”的一環而發展起來的。以漢學這一傳統學問為素養，采用西歐近代史學之方法，由此纔形成了作為近代歷史學的中國史學。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大約半個世紀中，如果說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已達到了當時世界水平，恐怕也不能算是過分自詡吧！在政治史、法制史、社會經濟史、宗教史、文學史、思想史等各個領域，所達成的實證研究成果中，有許多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關於如何從總體上把握中國史的課題，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內籐湖南（1866-1934）的時代區分說提出之後，時至今日其構想仍在學術界具有著經久不衰的巨大影響。到了三十年代，從唯物史觀的立場探索中國社會結構的嘗試，也接連不斷地提了出來。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是與日本近代國家同步發展而來的。自古以來，日本就受到中國文化無可估量的影響，因此有關中國文化的知識也在兩千年之間蓄積，而產生了被稱之為“漢學”的學術領域。“漢學”在前近代是作為知識分子所必須具備之教養的。可是，自從日本以明治維新為契機，開始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時候，就與近鄰諸國（朝鮮、中國）開始了新的外交關繫，由此產生了建立近代亞洲史學的必要性。迄今為止在日本所使用的“東洋史學”的名稱，就是在那個時期形成的，它是將亞洲史作為與西洋史對等的學術領域來定義的概念。
中國史研究也正是作為這種“東洋史學”的一環而發展起來的。以漢學這一傳統學問為素養，采用西歐近代史學之方法，由此纔形成了作為近代歷史學的中國史學。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大約半個世紀中，如果說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已達到了當時世界水平，恐怕也不能算是過分自詡吧！在政治史、法制史、社會經濟史、宗教史、文學史、思想史等各個領域，所達成的實證研究成果中，有許多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關於如何從總體上把握中國史的課題，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內籐湖南（1866-1934）的時代區分說提出之後，時至今日其構想仍在學術界具有著經久不衰的巨大影響。到了三十年代，從唯物史觀的立場探索中國社會結構的嘗試，也接連不斷地提了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