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由12篇論文組成,分為4編。內容包括兩方面,一是對日本中國史研究的理論問題的檢討與反思,一是對六朝具體歷史的分析。書中所收論文集中反映了谷川先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思考,無論對於了解日本中國史研究的發展,還是具體認識中國中古歷史,都具有重要價值。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是與日本近代國家同步發展而來的。自古以來,日本就受到中國文化無可估量的影響,因此有關中國文化的知識也在兩千年之間蓄積,而產生了被稱之為“漢學”的學術領域。“漢學”在前近代是作為知識分子所必須具備之教養的。可是,自從日本以明治維新為契機,開始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時候,就與近鄰諸國(朝鮮、中國)開始了新的外交關繫,由此產生了建立近代亞洲史學的必要性。迄今為止在日本所使用的“東洋史學”的名稱,就是在那個時期形成的,它是將亞洲史作為與西洋史對等的學術領域來定義的概念。
中國史研究也正是作為這種“東洋史學”的一環而發展起來的。以漢學這一傳統學問為素養,采用西歐近代史學之方法,由此纔形成了作為近代歷史學的中國史學。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大約半個世紀中,如果說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已達到了當時世界水平,恐怕也不能算是過分自詡吧!在政治史、法制史、社會經濟史、宗教史、文學史、思想史等各個領域,所達成的實證研究成果中,有許多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關於如何從總體上把握中國史的課題,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內籐湖南(1866-1934)的時代區分說提出之後,時至今日其構想仍在學術界具有著經久不衰的巨大影響。到了三十年代,從唯物史觀的立場探索中國社會結構的嘗試,也接連不斷地提了出來。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是與日本近代國家同步發展而來的。自古以來,日本就受到中國文化無可估量的影響,因此有關中國文化的知識也在兩千年之間蓄積,而產生了被稱之為“漢學”的學術領域。“漢學”在前近代是作為知識分子所必須具備之教養的。可是,自從日本以明治維新為契機,開始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時候,就與近鄰諸國(朝鮮、中國)開始了新的外交關繫,由此產生了建立近代亞洲史學的必要性。迄今為止在日本所使用的“東洋史學”的名稱,就是在那個時期形成的,它是將亞洲史作為與西洋史對等的學術領域來定義的概念。
中國史研究也正是作為這種“東洋史學”的一環而發展起來的。以漢學這一傳統學問為素養,采用西歐近代史學之方法,由此纔形成了作為近代歷史學的中國史學。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大約半個世紀中,如果說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已達到了當時世界水平,恐怕也不能算是過分自詡吧!在政治史、法制史、社會經濟史、宗教史、文學史、思想史等各個領域,所達成的實證研究成果中,有許多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關於如何從總體上把握中國史的課題,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內籐湖南(1866-1934)的時代區分說提出之後,時至今日其構想仍在學術界具有著經久不衰的巨大影響。到了三十年代,從唯物史觀的立場探索中國社會結構的嘗試,也接連不斷地提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