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為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重大課題“尋求內源發展—中國西部的民族與文化”的成果之一，亦獲得國家“985工程”重點項目資助。內源發展，立足於當地的生態和文化，傾聽發展主體的聲音，尊重當地人的發展權和發展的自由權，探索中國西部地區內源式發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的大力推動下，應廣大新獨立的民族國家發展的要求，導致了發展理論的產生。但是這種“發展”從一開始就不是完全內生和自發的，而是對於當時的國際環境以及發達國家已有模式的反應或“復制”。“發展即鋪設道路，好讓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復制世界經濟發達國家的典型環境：工業化、高度都市化和高度普及高等教育、農業技術化，對現代化價值觀和法則的廣泛接受，包括特定的秩序、理性和個人目標。這種意義的發展既承認又否認差異的存在：第三世界的存在體現著差異，而發展則正是消滅差異的機會。”因而在第三世界發展實踐中，這一發展思路引發了一繫列復雜的社會、經濟問題，如民族衝突、通貨膨脹、經濟結構的失衡、失業、分配不公、都市畸形發展、社會兩極分化等等。針對這些發展的危機，20世紀70年代以來，那些在發展機構內工作以及在人類學部門為發展領域內的應用人類學培養人纔的人類學家，提出了如參與式發展、內源式發展等新的發展理念，並在聯合國、世界銀行等組織的倡導和推動下，逐漸為人們所接受、認同，以及在實踐中得到貫徹和實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的大力推動下，應廣大新獨立的民族國家發展的要求，導致了發展理論的產生。但是這種“發展”從一開始就不是完全內生和自發的，而是對於當時的國際環境以及發達國家已有模式的反應或“復制”。“發展即鋪設道路，好讓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復制世界經濟發達國家的典型環境：工業化、高度都市化和高度普及高等教育、農業技術化，對現代化價值觀和法則的廣泛接受，包括特定的秩序、理性和個人目標。這種意義的發展既承認又否認差異的存在：第三世界的存在體現著差異，而發展則正是消滅差異的機會。”因而在第三世界發展實踐中，這一發展思路引發了一繫列復雜的社會、經濟問題，如民族衝突、通貨膨脹、經濟結構的失衡、失業、分配不公、都市畸形發展、社會兩極分化等等。針對這些發展的危機，20世紀70年代以來，那些在發展機構內工作以及在人類學部門為發展領域內的應用人類學培養人纔的人類學家，提出了如參與式發展、內源式發展等新的發展理念，並在聯合國、世界銀行等組織的倡導和推動下，逐漸為人們所接受、認同，以及在實踐中得到貫徹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