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 問世間情為何物

瀋從文與老舍的不了情

無盡的莫言

“邂逅”莫言

莫言小記

問世間情為何物

老舍情事：生命中的兩位女性

夭亡的詩心

第二輯 讓你目瞪口獃

金庸與我

真假賈平凹

季羨林先生的人生之福

巴金的底線

少年金庸幾次被開除？

名家之陰

花香水影汪曾祺

品味王干

讓你目瞪口獃

說話·包裝·名聲

好的大學與好的文學

第三輯 心靈的震顫

心靈的震顫

出色比一切都長久

韓寒《三重門》真偽考

灼痛的心

大器者晚成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化？

文化如何“市場”？

“韓劇”如何成為“韓流”

大抱負者大追求

讓一個人“紅”就需造假？

完美的生命

大德顯揚爆炸生命

發財是一個夢

願我們都免於受災

無盡的莫言

莫言，原名管謨業。1999年，《北京文學》曾發表《百年諾貝爾文學獎和中國作家的缺席》長文，聲稱國內有希望得此獎項的作家正是莫言。文章說：“莫言沒有匠氣，甚至沒有文人氣（更沒有學者氣）。他是生命，他是搏動在中國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氣與蒸氣。……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和赤熱的《紅高粱》，十年後的《豐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圖騰和野性的呼喚。”如今莫言的代表作都已被翻譯成英語，有的被譯成瑞典文，由於海外教授、翻譯家和其他諾貝爾獎作家的推薦，“莫言應當會逐漸進入瑞典文學院的視野”。2012年10月，莫言果真圓夢，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國內個獲此殊榮的作家。


聽說過莫言的人卻不多，人們更多地知道的是大導演張藝謀，知道他有部電影叫《紅高粱》，卻未必知道那是根據莫言小說改編的。所以，莫言還不是紅極一時的“通俗”名人，這名字隻會水洇著紙一樣，慢慢滲透，流淌進歷史的長河裡，悄然散發它的輝光。


莫言，1955年生於山東高密一個貧苦農戶（上中農）家庭。他能取得今天這樣大的藝術成就，離不開部隊的栽培：“是軍隊培養了我。我的母校解放軍藝術學院也是軍隊的院校。”


此言不虛。

“文革”剛開始那陣，莫言十二歲，上中學靠推薦，他沒資格、沒條件，就輟了學，放牛、割草、干莊稼活，累死累活，連肚皮都揣不飽，掙扎在死亡線上。到工地勞動，人小氣力單，幾天幾夜不合眼，干著干著，“乒乓”一聲摔在地上就睡著了。奇怪的是那時候人們雖然餓得半死，卻從不懷疑自己是世上幸福的人，其他三分之二都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中，需要他們來拯救。


物質上的痛苦尚能忍受，可怕的是人不能老是活在虛想中，那年月沒有書看，精神上是空的。他就收集了村裡流傳的各類小說；後來就到了無書不看的程度，以至於忘掉放牛和割草。“文革”中精神上更為沙漠化，他又找來中醫書，連一些口訣都背得滾瓜爛熟。十七歲那年，通過五叔的關繫，他進棉油廠當了三年臨時工。當時白日做夢都是“如何衝出牢籠、離開家鄉”。出路隻有參軍。於是連著報名三年、體檢三年，每一次都是成分不好卡住的。直到1976年方纔如願以償。


至於入伍動機，各式各樣，有的想脫離農村，有的想升官兒，有的想喫一頓飽飯，也有的想著保家衛國。越是艱苦年代的人，動機越為實際。莫言當兵的目的隻為能到部隊喫幾頓飽飯，其時一個響亮的口號叫做“跟地瓜干兒離婚”，因為到了部隊，喫的是饅頭、不再是地瓜。然而絕大多數離兩年婚回去，又和“地瓜”恢復婚姻關繫。所以，莫言入伍的動機中有很低俗的一面，有凡俗的要求，當然，如果有機會建功立業，他也當毫不猶豫為國獻身，畢竟生計，人的其他追求都是在喫飽飯以後生長出來的，這是十分正常、自然的事情。


部隊真不愧大熔爐，煉出了渣滓，多數則煉成了鋼。經過一段時間的鍛煉，他們初的想法、動機完全改變，都統一到“當就當一名好兵”的意識中去了。1970年代末期越戰時期，他所在的部隊因為沒有戰鬥任務，他就覺到過遺憾，想著與其渾渾噩噩活著，還不如轟轟烈烈死掉，有一個壯烈千秋的機會，那樣即使不能活下來成為英雄，犧牲了還可以改變自家的“中農”成分，為國盡忠和為父母盡孝兩不相誤，而況真正的英雄不一定都能成為英雄，真的豁出去自己肯定是個好兵呢。


有一次考大學的機會，終因超齡而中途夭折。想上前線，主動請纓，沒被允許。走投無路，他搞起創作，想通過這個提干。這樣的經歷有點像王朔，一次次摔打，被生活無情拋出，後生給逼成了作家。


當然他的作家夢由來已久，不全是想提干逼出來的。先是他初戀的對像給的—十五歲那年他對石匠家的女兒著迷，一個黃昏鼓起勇氣對她說自己愛她，引來她一陣大笑，說“你真是癩蛤蟆想喫天鵝肉”，又傳話給他，要是他能寫部像她家收藏的《封神演義》那樣的小說來，她就嫁給他。再就是對饑餓的感覺，聽信了鄰居的話，以為當作家以後就能每天喫三頓餃子，而且是肥肉餡兒的，咬一口就唧唧往外冒油的，“那是多麼幸福的生活”。


當然，“僅僅有饑餓的體驗，並不一定能成為作家，但饑餓使我成為一個對生命體驗得特別深刻的作家。長期的饑餓使我知道，食物對人是多麼重要。


什麼光榮事業理想愛情，都是喫飽肚子之後纔有的事情。因為喫，我曾經喪失過自尊，因為喫，我曾經被人像狗一樣地凌辱，因為喫，我纔發奮走上了創作之路”。


可是寫作本身並非易事，小說一篇篇寄出，又雪片一樣退回，給他的精神打擊很大，健康也大受影響，“纔二十幾歲的人，頭發就開始大把大把地脫落”。


提干無望，隨時會復員，他苦惱到極點：發不了文章一輩子就毀了。

1981年10月，他的處女作終於問世。然而退稿依舊多，他自己也沒有受到什麼注意，他還得拼命挑燈苦干。1982年夏，他破格提干，調往北京一家機關任宣傳干事。可是部隊生活並不如想像裡的那樣，除了站崗以外不外割草、喂豬、下廚房、出公差，和農民沒什麼區別，不同的是身份，有了這身份就有了入黨、提干、永遠離開農村的可能。


使莫言徹底改變命運的則是報考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繫，隻不過初並不順利，差一點就錯過去，因為別人五月中旬就拿到準考證開始復習，他卻是六月中旬纔聽說報考的消息，並在戰友的鼓勵下決定前往一試的。


後來作家劉毅然回憶起這段往事時說：“一九八四年初夏，我正忙於協助徐懷中老師招考軍藝文學繫屆學員。忽然有一天房門被輕輕推開了，走進來一位圓臉的軍人，書包一本正經地挎在肩上，滿臉的樸實勁。……他那雙不大的眼睛裡閃爍著一種犁在耕地時踫到石頭後驟然爆出的很亮的光，還帶點憂傷，他的額頭豐滿明亮……他沒有掏出官方介紹信和報名表，而是掏出自己發表的兩篇小說，他說他想上學想做徐懷中老師的學生。我請他把作品留下，莫言並不說在這種場合慷慨激昂信誓旦旦的那些話，他默默地走了。……莫言當時扔下的兩篇小說是那麼一大堆考生作品裡讓我動情的……我當夜把莫言的作品送懷中老師讀了，他也稱好，並說全國小說評獎怎麼沒有發現這篇呢，可惜錯過了時間。莫言被破格錄取了，雖然當時已過報名的截止日期，雖然當時總參謀部報的是另一位同志，我們還是認準了莫言。到現在我也暗暗感到開心和舒坦，假若當時莫言沒有膽大包天的野份兒自個兒打上門來，假若當時我們拘泥於一般的招生的清規戒律，我的一生該少了一份多麼美好的精神財富和友情，至於別的咱就不好說了。”


這裡的“別的”指什麼呢？當是擴大視野，提供大量交流、學習、發表的機會。

軍藝在中關村，老師們自己寫小說、散文，和北外、人大、北師大、北大、清華又很近，每一屆除了請這些名校和社科院的教授、學者授課以外，還請許多的知名作家。屆傳經的人中就有王蒙、丁玲、劉白羽、張承志、鄧友梅、劉再復等。聽這些人的課，莫言從不缺席，做筆記也挺認真。如果誰想統計一下一節課的大量信息轟炸和便利的環境、條件，對一位作家究竟發生過怎樣的影響與作用，恐怕無人能說清。我隻知道莫言至今都虛心向學，不時去《百年孤獨》的中譯者、北大教授趙德明等先生那裡坐坐，聊聊天———就在這聊天氣氛裡，他取到真經，直接獲取國內、尤其是國外文學的動態，以彌補自身因外語等不足帶來的交流不便。


後來他顯得作風有點稀拉，給人的印像和感覺不怎麼好，那都是由於工作上的關繫，不在於思想上有什麼格格不入的地方—他自覺在思想上要比許多人高尚，“許多人的覺悟沒有我高。我比現在許多的現役軍官要好得多”。由此影響到他的心態，覺得在部隊自己不算是真正合格的軍人，自慚形穢，為了“純潔”我們的隊伍，後他決定離開部隊。他對我說：“我至今都寫不出《英雄兒女》那樣的小說，寫不出李存葆那樣的作品，寫不出這類文章的其實都應該‘下崗’。我想寫這類小說，但就是寫不出，心裡虛得慌，覺得在軍隊白穿白拿了。軍隊養著作家、創作員的目的不就是為了鼓舞士氣，讓戰士們聽見衝鋒號吹響腦子就發熱，鮮血澎湃，就想英勇頑強地衝鋒陷陣嗎？這是他們重要的任務。從發展的眼光看，戰士們應該讀透《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成為更高層次的男人、軍人，成為具備高貴氣質的人。眼下部隊的一些領導卻不希望每位戰士把它們當作人生經典，他們需要小品和話劇。目前的小品卻是把軍人愚蠢化、漫畫化的東西。所有的小品裡都有幾個二杆子，帶一個農村姑娘，這都是模式化的。軍隊的話劇裡也都有這號二杆子，那全是從《霓虹燈下的哨兵》剝下來的。他們認為戰士不需要什麼文化，做不了文化人，實際上不是。他們對戰士並不了解。如果我是高層領導，那麼我也會寫這些、也需要它們。我覺得軍隊搞文藝的應該多和戰士滾在一起，哪怕在後面打掩護，那樣纔能和火熱的生活貼近。我想寫文學作品，想描寫復雜、廣博的心靈世界，寫不了模式化的小品、戲劇，所以就離開部隊。實際上大多數部隊作家都是在完成任務，寫一些模式化的東西的同時，再搞點有價值的東西。因此，我的要求轉業是一樁高尚的行為，是有覺悟的公民行為。離開部隊時我已經是師職，完全可以混到離休，但是為了維護軍隊的光榮形像，我還是走了。我認為像我這種情況的都應該早點走。能打能唱的纔是真正合格的軍人，其他的都應該轉業。”


這就牽帶出一個問題——

部隊是高度集中統一的集團，當了兵就意味著進入一個特殊的團體，做百姓的底線是守法，做軍人除了守法以外還得守紀，多了一重約束，它本身就是為打仗而存在的，有的人說它是為和平而存在，但那也是通過戰爭手段作為保證的。而且老百姓就那樣看你，他們認為你和他就是不一樣，就應該受約束。軍隊的一切目的比地方強得多，進來了就要遵守這個團體的遊戲規則，否則就出局。隻有離開軍隊莫言纔漸漸理解了它的許多不合人性的規定。


1997年，莫言轉業到地方。回頭來想想自己選擇的當兵，他至今無悔，說一輩子隻有有了當兵的歷史，後半生纔能勇敢地面對一切，這都是部隊的紀律教育發揮的作用，即使作風拖拉的，到地方也和別人不一樣。起碼他是見義勇為的，能夠喫苦耐勞，不計較個人得失小利的。


對他來說，部隊是消滅小市民氣和農民意識好的地方。盡管現在已離開，夢裡還常常想念軍隊。在軍隊時沒有創作的衝動，到地方後卻有了，不時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審視自己22年來的軍旅人生，反思軍隊長期以來的那些戰爭作品，對軍隊、軍人有了更為完全意義上的認識。


其實這麼多想法都是因了莫言感到對部隊還欠下許多感情債的緣故，轉業了沒覺輕松。2000年他得了馮牧文學獎，是作為部隊獎給的，占了軍旅作家的指標。欠下的債都該還。沉澱一段，作為老百姓、以老百姓的身份命筆也許能寫好軍旅題材，離得太近對他恐怕就比較困難。


當然，具體寫哪一時期的軍隊生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區別於當下那些人所寫的小說。也許寫不到大戰役，不搞那些表面性的史實堆積，但是肯定要寫內心裡的真家伙。


他打算把軍隊放在歷史長河裡看，當它是一種悲劇性存在，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丑惡的集中體現，反映了人類的貪婪、狡詐、自私和掠奪性。有生之年他會表現這樣一個主題，寫戰鬥、寫軍隊，寫出帶一點寓言和像征意味的東西，從根上寫，寫出自己對於軍隊的遺憾和認識。


轉業後莫言文化上的交流更多了，讀了不少書，結交許多朋友，對地方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創作的確也進入一個豐收期。從量上看比他在部隊時多多了，這和他的精神狀態有關—在部隊老想著讓首長滿意，老寫不出、老要愧疚，首長不滿意多了，整個人的精神就給壓垮了，自認是“壞人”，心裡緊張，一緊張情緒全泡湯，怎麼都寫不好，懷疑自己是不是缺乏創作上的天賦，在這種收縮、不能發放的狀態下，要能寫出像樣的東西那纔是太陽打西方跳出了地平線。


到地方以後，整個兒顛倒，人人都說莫言是位好同志，覺悟很高，處處受到尊敬和禮遇，由是精神狀態徹底改變，創作精力隨之充沛。

1997年之後的四年，就已完成五十多萬字的創作。七八個中篇，十來個短篇以及電視劇《紅樹林》，後來又將它改寫為同名長篇。並寫完36萬字的長篇小說《檀香刑》，2001年3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小說寫的是1900年德國人與我老百姓之間的鬥爭。班主以戲劇的方式和他們較量，後來導致戰爭，源於一段真實的歷史，背景無假，其他多是虛構的，在可讀性、民間語言上有新意。主要目的是想寫民間文化和對於它的認識，表現一種文體上的對抗，與中產者典雅的語言對抗，真正回到民間去。盡管他為之付出了努力，但還是有所保留，與《紅高粱》《十三步》等小說的語言不一樣。此外就是想回歸小說本義，具備一定的可讀性，故事是驚心的、纏綿的，能讓人讀得下去的，改變了當代優秀的作品都沒有多少可讀性的慣例。這部長篇小說的結構也一直是他努力的方向。過去他覺得長篇小說不過是故事的拉長。《紅高粱》就是一篇一篇中篇地推演下來的。自《天堂蒜薹之歌》開始纔真正正視了長篇小說的結構。後來的《十三步》、《酒國》、《豐乳肥臀》，每一部結構都很不一樣。《檀香刑》則采取“民間化”的結構形式，由鳳頭、豬肚、豹尾三部構成。頭尾連貫，寫進真實的史料。這部小說動筆於1996年。


故事相對好講，拖了這麼多年是因為結構沒搞清，一直沒找到，放過一段，2000年纔想清楚，解決了難題，其他就十分容易，寫起來勢如破竹，很快就完了。


客觀來說，這部小說有遺憾，它的問題其實和《紅高粱》類似，而且更加顯明突出了：《檀香刑》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很著實，主要人物的心理也有脫真之嫌。


莫言還寫過話劇《霸王別姬》，這不是受誰影響，他從未想寫話劇，而是朋友王樹增好意相請，那時正值轉業前夕，他沒有什麼事可做，大的東西寫不了，覺得寫話劇也是一種鍛煉，就寫了。丟下四年，本來這事已忘，後來拿出去排，居然很走紅。激發他的創作熱情，想弄個“作家話劇三部曲”。


話劇鍛煉人的地方主要在對話上，和他在小說上的努力一致：回歸民間與傳統。因為我國古典小說人物對話多、動作多，沒什麼心理描寫，但卻達到了西人心理小說的效果，一句話就可以刻畫出人物的性格，見出人物心理，比西人更含蓄。這是基本功，西方作家還做不到，隻有中國作家有這種能力和傳統，練達人情，透視生活世事。


不過，現在的中國作家多數寫不好對話。

寫不好對話不等於寫不好小說，可以用敘述替代。話劇則有助於提高人物對話上的描寫藝術，它講究故事的結構性，能在有限的時間、空間內讓故事顯得有張力，逸出舞臺，讓人感覺在有限的空間內舞臺在無限地擴張、膨脹。因此它的空間、結構、時間意識對小說創作很有幫助。另外它是對商品化傾向的抵觸，不像寫電視劇，雖然稱不上十年磨一戲，起碼一年磨一戲決不誇張。而電視劇一年就可以寫個三十集。


話劇值得作家去精心制作，沒進入話劇前他們都不知道存在那樣大的觀眾群，市場那麼大，北京、上海的戲迷尤多。他要爭取多寫話劇。計劃內還要寫四五部長篇小說，卻不知道誰先誰後，需要激發與等待。


談起網絡，莫言對我說他上網隻是瀏覽瀏覽，對於涉及電子類的東西曾經心懷恐懼，總認為它們高深無比，在別人的鼓動下這纔進去，至今仍主要用於收發信件。而所謂網絡文學，它和網下作品相比不過是更為隨意和大膽，能夠胡說八道了。


胡說八道誰不會？

假如說小說語言是純文學的話，那麼網上語言多半則是大眾化的泡沫語言，產生快、消失也快，人們不能愛它到底。雖說網語也有幽默、調侃的效果，可是不會長期存在，今天出現明天就可能被更換。所以，網上的寫作環境不同尋常，使漢語出現了新的變化。這有它自身的原因：人在網上需要交話費，相應地就有了一種簡單、迅速、快捷的語言，有了一些代詞和專業化的網名、暗語，和網下語言不一樣。讀過幾本網絡小說後，莫言發現那裡面的語速都很快，18、19世紀的語言速度很慢，和那個時代的節奏吻合，網絡小說卻一往直前，奔向主題。現在看它對漢語的豐富、發展到底有多大作用，還說不好，我們不要過高估計。可是它對我們的存在方式、思維意識的發展，肯定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那些具有潛在文學天分、沒有發表機會的人現在容易冒出來了。許多人都是先在網上成名，然後殺回來以傳統的方式出版著作的，網絡使全民參與成為可能。網絡可以使每一位成為作家，莫言認為它是一種“共產主義因素”。有人曾經設計過這樣的未來，即一個人不可能一生隻從事一種職業。網絡使之成為可能。如果說科技是生產力的話，那麼網絡更是生產力，互聯網對全世界的政治體制必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哪一天共產主義能夠實現的話，相信網絡會起很大的作用。在那裡，任何專制形式的閉鎖，資本主義形式的偏見、歧視都不再存在，人們可以自由地接受和發表，沒有人能夠強迫誰。因此，網絡打破了限制，讓人得到自由的發展。這是歷史上一切制度下的國家都做不到的，真正實現了信息資源的共享，是非常偉大的事件。21世紀不愧是網絡的時代。至於電子商務來錢不來錢並不重要，網絡具有政治、社會學上的意義，發揮了任何一種科技無法發揮的作用。


除了利用網絡進行交流等等以外，現在出國也容易了，莫言經常走出去看看。

如果有機會，人們都應該走出去看看，它的確能夠開闊作家的視野，這是網絡等媒體無法替代的。

2001年初，莫言在美國幾所大學講學時，曾談起自己和美國作家福克納的交情，說福氏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始終是一個縣，而自己的高密東北鄉早已變成一座現代化的都市，世界各地發生的事他都敢把它改頭換面地放到這裡，他是它的國王，可以移山搬海，呼風喚雨，因此，它不再是福氏筆下那樣純粹的地理概念，不再是封閉的，而是文化的、開放的，成為中國的縮影。這樣的“盜竊”“舞弊”行為，隻能用“後起的強盜更膽大”來形容。


張志忠先生在談起莫言藝術風格的獨特性時曾說，他是一位徹頭徹尾的農民作家。其他人要麼像知青們那樣，以高高在上的旁觀人身份看農民寫農民，難免歪曲，要麼像瀋從文、賈平凹一樣，雖說也在農村長大，但十幾年時間主要在學校度過，已經沒了土生土長的味，而是鄉村中的文化人，對農民農村都熟悉，難免詩意化，更多地以遊子還鄉的欣悅之情對待，用觀察的眼光自外部看鄉村生活，而不能像莫言那樣自小就有了當農民的切身體驗，以一顆真正的農民心去感知到農民的大苦大痛、大歡大愛。


所以，使莫言成功的是他“獨特的生活經歷和讀書自修，敏感而內向、耽於幻想的氣質，超越自卑、出人頭地的心理動力，反叛性地對待以父親和老師為代表的權威、以及褻瀆權威所增強的個人自信，直面活鮮鮮的也是沾滿污穢塵垢的生活的人生態度，古齊文化、鄉土文化的熏陶和現代文化的啟蒙，以及那不可或缺的軍藝文學繫的深造”，還有他的不刻意去摹仿外國作家的敘事方式和他們講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研究他們作品的內涵，理解他們觀察生活的方式，對人生、世界的看法，“盜”而化之，為我血液。凡此種種，推動了莫言的文學之舟揚帆遠行。


2001年4月9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