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曰：髒亂，吵，窩裡鬥！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就成了一頭豬！死不認錯；為了掩飾一個錯，不得不用很大的努力再制造更多的錯，來證明個錯並不是錯。

喜歡裝腔作勢；記仇、缺乏包容性；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三代都報不完的仇恨！

自傲、自卑，就是沒有自尊；缺乏獨立思考能力，更恐懼獨立思考。沒有是非、沒有標準，隻會抽風發飆。後大家一起和稀泥。

中國人丑陋嗎?馮驥纔人與人確實會擦肩而過，比如我和柏楊先生。

1984年聶華苓和安格爾主持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對我發出邀請，據說與我一同赴美的是詩人徐遲。同時還從臺灣邀請了柏楊先生。但我突然出了點意外，沒有去成，因之與這兩位作家失之交臂，並從此再沒見過。人生常常是一次錯過便永遠錯過。

轉年聶華苓再發來邀請。令我驚訝的是，在我周遊美國到各大學演講之時，所踫到的華人幾乎言必稱柏楊。其緣故是頭一年他在愛荷華大學演講的題目非常扎眼和刺耳：丑陋的中國人。一個演講惹起的波瀾居然過了一年也未消去，而且有褒有貶，激烈猶新，可以想見柏楊先生發表這個演講時，是怎樣的振聾發聵，一石撩起千層浪！其實作家就該在褒貶之間纔有價值。我找來柏楊先生的講稿一看，更為頭一年的擦肩而過遺憾不已。其緣故，乃是當時我正在寫《神鞭》和《三寸金蓮》，思考的也是國民性問題。

國民性是文化學深層的問題之一。國民性所指是國民共有的文化心理。一種文化在人們共同的心理中站住腳，就變得牢固且頑固了。心理往往是不自覺的，所以這也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對於作家來說，則是一種集體性格。由於作家的天性是批判的，這裡所說的國民性自然是國民性的負面，即劣根性。魯迅先生的重要成就是對中國人國民劣根性的揭示；柏楊先生在《丑陋的中國人》所激烈批評的也是中國人國民性的負面。應該說，他們的方式皆非學者的方式，不是嚴謹而邏輯的理性剖析，而是憑著作家的敏感與尖銳，隨感式卻一針見血地刺中國民性格中的痼疾。魯迅與柏楊的不同是，魯迅用這種國民集體素塑造出中國小說人物畫廊中前所未有的人物形像——阿Q，遂使這一人物具有深刻又獨特的認識價值。當然，魯迅先生也把這種國民性批判寫在他許多雜文中。柏楊則認為雜文更可以像“匕首一樣”直插問題的“心髒”——這也是他當年由小說創作轉入雜文寫作的緣故。故而柏楊沒有將國民性寫入小說，而是通過雜文的筆法單刀直入地一樣樣直了了地擺在世人面前。他在寫這些文字時，沒有遮攔，實話實說，痛快犀利，不加任何修飾，像把一張亮光光的鏡子擺在我們面前，讓我們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哪兒髒哪兒丑，想想該怎麼辦。

被人指出丑陋之處的滋味並不好受。這使我想起從十九世紀下半期到二十世紀初西方人的“傳教士文學”——也就是那時到中國傳教來的西方的教士所寫的種種見聞與札記。傳教士出於對異文化的好奇，熱衷於對中國文化形態進行描述。在這之中，對中今年我六十五歲，臺北的朋友在3月7日給我過了一個生日，我對他們說：“我活了六十五歲，全是艱難的歲月！”我的意思是：不僅僅我個人艱難，而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艱難。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輕，尤其是來自臺灣的朋友們，多數擁有富裕的經濟環境，同你們談“艱難”，你們既不愛聽，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談的艱難，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超出個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層面的整個中國人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經歷了患難，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經歷了患難。

假使我們對這個患難沒有了解，對這個有毒素的文化沒有了解，那麼我們的災禍還會再度發生，永遠無盡無期。

在泰國考伊蘭難民營中的難民，百分之九十是從越南、柬埔寨等國被驅逐出來的中國人(我們所講的“中國人”不是國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統或文化)。有一位中國文化大學華僑研究所的女學生，是派到泰國為難民服務的服務團的一員，到了那裡幾天之後，不能忍受，哭著回來。她說：“那種慘狀我看不下去。”後來我到了泰國，發現中國難民的處境使人落淚。好比說：中國人不可以有私有財產，而且不能有商業行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鄰居太太替你縫兩針，你給她半碗米作為回報，這就是商業行為，然後泰國士兵會逼著那位太太全身脫光，走到裁判所，問她：“你為什麼做這種違法的事情？”這隻是一件很輕微的侮辱，我除了難過和憤怒外，隻有一個感慨——中國人造了什麼孽？為什麼受到這種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從巴黎的地下鐵出來，看到一個賣首飾的攤子，賣主是一個東方面孑L的中年婦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講，賣主忽然用中國話向我們解釋，我們覺得很親切，問她：“你怎麼會講中國話？”她說：“我是中國人，從越南逃出來的。”她就住在考伊蘭難民營，一面說，一面嗚咽，我隻好安慰她：“至少現在還好，沒有挨餓。”在告辭轉身時，聽到她嘆了一口氣：“唉！做一個中國人好羞愧！”我對這一聲嘆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紀的南洋群島，就是現在的東南亞，那時還是英國和荷蘭的屬地，有一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災難。”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群島像豬仔一樣，無知無識，自生自滅，而且隨時會受到屠殺。民族固然是長遠的，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理想，經得起破滅？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還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難盡。四年前，我在紐約講演，講到感慨的地方，一個人站起來說：“你從臺灣來，應該告訴我們希望，應該鼓舞我們民心，想不到你卻打擊我們。”一個人當然需要鼓勵，問題是，鼓勵起來之後怎麼辦？我從小就受到鼓勵，五六歲的時候，大人就對我說：“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我想我的責任太大，負擔不起。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現在，兒子又告訴孫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一代復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纔能夠好起來？在馬來西亞，華人占百分之三十幾。有次我去博物館參觀，裡面有馬來文，有英文，就是沒有華文。這不是說有華文就好，沒有華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個現像一方面說明，馬來人的心胸不夠寬廣；另一方面，也說明華人沒有力量，沒有地位，沒有受到尊重。

泰國的華人說：“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個法令下來，你什麼都沒有了。

這種種事情，使得作為一個中國人，不但艱難，而且羞辱、痛苦。

就是身在美國的中國人，你不曉得他是怎麼一回事，左、右、中、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簡直沒有共同語言。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歷史悠久，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現代的希臘人跟從前的希臘人無關，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而國人國民性的探索則是其中的熱點。被傳教士指出的中國人的劣根性是相當復雜的。其中有善意的批評，有文化誤解，也有輕蔑和貶損；特別是後者，往往與西方殖民者傲慢的心態切切相關。由於人們對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那段被屈辱的歷史記憶刻骨銘心，所以很少有人直面這些出自西方人筆下的批評。這種傳教士文學倒是對西方人自己影響得太深太長，而且一成不變甚至成見地保持在他們的東方觀中。這又是另一個需要思辨的話題。

然而我們對自我的批評為什麼也不能接受呢？無論是魯迅先生還是柏楊先生對國民劣根的批評，都不能平心靜氣以待之。是他們所言荒謬，還是揭疤揭得太狠？不狠不痛，焉能觸動。

其實任何國家和地域的集體性格中都有劣根。指出劣根，並不等於否定優根，否定一個民族。應該說，揭示劣根，剪除劣根，正是要保存自己民族特有的優良的根性。

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就是我們對國民的劣根性的反省始自“五四”以來。一方面由於國門打開，中西接觸，兩種文化不同，便有了比較。比較是方方面面的，自然包括著深層的國民的集體性格。另一方面，由於在中西的踫撞中，中國一直處於弱勢。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面對這種軟弱與無奈，苦苦尋求解脫，一定會反觀自己，追究自己之所以不強的深在於自身的緣故。這便從社會觀察到文化觀察，從體制與觀念到國民性。然而從文化視角觀察與解析國民性需要非凡的眼光，用批評精神將國民性格的痼疾揭示出來需要勇氣。所以我一直欽佩柏楊先生的這種批評精神與勇氣。尤其是這個充滿自責和自警的題目——丑陋的中國人——多容易被誤解呀！但是隻要我們在這些激烈的自責中能夠體會一位作家對民族的愛意，其所言之“丑陋”便會開始悄悄地轉化。

如今，中國社會正以驚人的速度走向繁榮。繁榮帶來的自信使我們難免內心膨脹。似乎我們不再需要自省什麼“丑陋不丑陋”了。然而一個真正的文明的民族，總要不斷自我批評和自我完善，不管是窮是富。貧富不是文明的標準。我們希望明天的中國能夠無愧地成為未來人類文明的脊梁，那就不要忘記去不斷清洗歷史留下的那些惰性，不時站在自省的鏡子裡檢點自己，寬容和直面一切批評，並從中清醒地建立起真正而堅實的自信來。

也許為此，柏楊先生這本令人深省的書重新又放在我們的案頭。

2008.3.26醬缸國醫生和病人（代序）柏楊話說，從前，有個“醬缸國”，醬缸國裡每天的事就是辯論他們是不是醬缸國，而熱鬧的事就是醫生和病人的爭執，結果當然是醫生大敗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落到今天這種丑陋的地步？有時候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下，看到外國小孩，他們是那麼快樂，我從內心產生羨慕。他們沒有負擔，他們的前途坦蕩，心理健康，充滿歡愉。我們臺灣的孩子，到學校去念書，戴上近視眼鏡，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六親不認。他母親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親悲愴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麼？你用功罷！你用功罷！”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學生馬上就抗議：“我們不要學做人，我們要學應付考試。”我在臺灣三十多年，寫小說十年，寫雜文十年，坐牢十年，現在將是寫歷史十年，平均分配。為什麼我不寫小說了？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要透過一個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寫雜文。雜文像匕首一樣，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髒。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你已經開錯了，應該左轉，應該右轉，應該靠邊走，不應該在雙黃線超車，前面有橋，應該放緩油門，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有紅燈等等。不停地提醒，不停地叫，叫多了以後就被關進大牢。

掌握權柄的人認為：隻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他就永遠沒有錯誤。

我自己在牢房裡沉思，我為什麼坐牢？我犯了什麼罪？犯了什麼法？出獄之後，我更不斷地探討，像我這樣的遭遇，是不是一個變態的、特殊的例子？為什麼一個中國人，稍微膽大心粗一點，稍微講一點點實話，就要遭到這種命運？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

P4-6，大概情形是這樣的——病人：我下個月就要結婚了，大擺筵席，你可要賞光駕臨，做我的上賓。我的病化驗的結果如何？醫生：對不起，我恐怕要報告你一個壞消息，化驗的結果就在這裡，恐怕是三期肺病，個是咳嗽……病人：怪了，你說我咳嗽，你剛纔還不是咳嗽，為什麼不是肺病？醫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樣。

病人：有什麼不一樣？你有錢、有學問，上過大學堂，喝過亞馬孫河的水，血統高人一等，是不是？醫生：不能這麼說，還有半夜發燒……病人：不能這麼說，要怎麼纔能稱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發燒，我家那個電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燙出泡，難道它得了三期肺病！醫生（委屈解釋）：吐血也是癥候之一。

病人：我家隔壁是個牙醫，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難道他們也都得了三期肺病！醫生：那當然不是，而是綜合起來……病人：好吧，退一萬步說，即令是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麼關繫？值得你大呼小叫！外國人還不照樣得肺病？為什麼你單指著鼻子說我。我下個月結婚，誰不知道，難道你不能說些鼓勵的話，為什麼要打擊我？我跟你有什麼怨？有什麼仇？你要拆散我們？醫生：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隻是說……病人：我一點也不誤會，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喪母，沒有家庭溫暖，中年又因強奸案和謀財害命，坐了大牢，對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滿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別人幸福，看不得國家民族享有榮耀。

醫生：我們應該就事論事……病人：我正是在就事論事。坦白告訴我，你當初殺人時，是怎麼下得手的，何況那老太太又有恩於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