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士與中國文化

編輯推薦

士在中國史上的作用及其演變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現像，決不是任何單一的觀點所能充分說明的。但是無可爭辯的，文化和思想的傳承與創新自始至終都是士的中心任務。從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發，本書所企圖觀察和呈現的是：士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精神風貌。不用說，這當然隻能是一種宏觀的歷史。但宏觀若不能建築在微觀研究的基礎之上則將不免流於空泛而武斷。因此本書不取通史式的寫法，而是一繫列的史學專題的研究。我在各歷史階段中選擇了若干有關“士”的發展的中心論題，然後對每一論題進行比較具體而深入的分析。我希望能通過這一重點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中國文化自成一獨特的繫統，這已是今天中外大多數學人所共同承認的歷史事實。在西方文化的對照之下，這一文化繫統的獨特性更是無所遁形。但是文化的範圍幾乎是至大無外的；我們很難用幾句簡單扼要的話把中國文化的特性刻畫得恰如其分。近幾十年來，討論中西文化異同的文字多至不可勝數，真是陷入了墨子所謂“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的紛亂狀態。不過如果越過語言的層次，我們便不難發現各家的說法在表面上雖然分歧很大，實際上卻未必互不相容。與西方文化相比較，中國文化幾乎在每一方面都表現出它的獨特形態。因此觀察者從任何角度著眼，都可以捕捉到這種獨特形態的一個面相。這是眾說紛壇的根本起因。隻要觀察者不堅持以偏概全，則觀點越多，越能彰顯中國文化的特性。

內容簡介

本書集結了十二篇歷史研究的專論，其主要的對像都是“士”。中國史上的“士”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但兩者之間又不盡相同，為了尊重歷史事實，這裡依然沿用了“士”的舊稱。這幾篇研究基本上都采取了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全書因此定名。本書不取通史式的寫法，而是一繫列的史學專題的研究。作者在各歷史階段中選擇了若干有關“士”的發展的中心論題，然後對每一論題進行比較具體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過這一重點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作者簡介

餘英時，原籍安徽潛山，1930年生，香港新亞書院文史繫屆畢業生，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歷史繫講座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1987年起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講座教授。2001年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著作包括《漢代中外

新版序
引言——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
一、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
二、道統與政統之間
——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始型態
三、中國知識分子的古代傳統
——兼論“作優”與“修身”
四、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
五、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繫
六、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
七、名教思想與魏晉士風的演變
八、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附錄：“士魂商纔”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日譯本自序新版序
引言——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
一、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
二、道統與政統之間
——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始型態
三、中國知識分子的古代傳統
——兼論“作優”與“修身”
四、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
五、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繫
六、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
七、名教思想與魏晉士風的演變
八、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附錄：“士魂商纔”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日譯本自序
九、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論
——《朱子文集》序
十、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
——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
十一、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
十二、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

前言

《士與中國文化》初版刊行於一九八七年。十五年來我在同一園地中又繼續做了一些墾荒的嘗試，現在趁著再版的機會，選進了論旨相近的論文四篇，以擴大新版的面貌呈現於讀者的眼前。以下讓我先對新版的內容稍作說明，然後再提出一兩點通貫性的歷史觀察，以為讀者理解之一

媒體評論

千古傷心文化人
作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餘英時*入我們的視野是因為讀了他和劉斯奮關於陳寅恪的論爭文章，而促使我們對其再認識則是因為讀了這部洋洋六十餘萬言的《士與中國文化》。
與1987年的初版比較而言，此次《士與中國文化》的再版“選進了論旨相近的

在線試讀

前面說過，士人與其宗族的關繫，自武帝以後便日深一日。這種密切的宗族關繫，在動亂之世表現得更為顯著。此觀當時起事者多以宗族為基礎之事實即可了然。而且在這種情形之下，宗族即有不參加者，事敗亦不能免於禍。鄧晨響應漢兵，及漢兵敗退，“新野宰乃污晨宅，焚其塚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人湯鑊中？（按鄧晨娶光武姊，故雲。）’晨終無恨色。”（同書本傳）彭寵嘗有大功於光武，後復叛之，事敗遂“夷其宗族”。隗囂季父崔聞更始立，亦欲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兇事也！宗族何辜？’崔不聽。”（同書本傳，又《後漢紀》卷一）趙孝良王為光武叔父，“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曰：‘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同書本傳）蓋當時整個宗族的禍福相依，無法分開，故族中主要人物的動向勢必牽連及於全族。而族人為自身的利害計，後亦惟有出諸支持一途。此所以劉良雖反對姪輩之舉，終“不得已”而從軍；隗囂雖不贊成叔父之謀，也還是卷入了漩渦，且成為領袖人物也！
尤有進者，當時的宗族關繫尚不止於一姓，父族之外，往往擴大至母族與妻族。地皇四年王莽詔已雲：“劉伯升與其婚姻黨與妄流言惑眾，悖畔天命。”其後光武陣營中，如樊宏為“世祖之舅”，是母黨；陰識、陰興為陰後兄弟，是妻黨；又如鄧晨，自鄧氏言亦為妻族。田戎據夷陵，其妻兄辛臣亦在軍中，同為妻族之證。不僅此也，當時又有因爭取宗族勢力而交結婚姻者。早在王莽時，劉敞“欲援樹黨，乃為祉娶高陵侯翟宣女為妻。’（《後漢書·城陽恭王祉傳》）注引《東觀記》曰：“敞為嫡子終娶宣子女習為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義起兵也。”又延岑、田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同書《公孫述傳》）田戎已有妻室而秦豐猶以女妻之，其以婚姻為交結之手段，尤為明顯。更為明顯的例子是光武娶郭後，《劉植傳》載：“時真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眾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國留真定，納郭後，後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乃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裡舍，揚擊築為歡。因得進兵撥邯鄲，從平河北。”從這一條證據看，光武之定河北實頗得力於婚姻關繫。鮑永“遣弟升及子婿張舒誘降涅城。舒家在上黨，（田）邑悉繫之”（《馮衍傳》）。同傳注引《東觀漢記》載田邑致永書曰：“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則妻黨關繫亦有凌駕乎本族之上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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