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之聲：近現代民歌與社會文化嬗遞》緒言
《庶民之聲：近現代民歌與社會文化嬗遞》（下文簡稱《嬗遞》）所稱的近現代民歌，是指 1840年至 1949年，流行流轉於中國城鄉各地的民歌俗曲，又稱時調、小調、小曲，實際上還包括今日所說曲藝類別中少量篇幅較短的鼓書、彈詞與小戲等；近現代民歌文獻，則指此一時間段落內，以傳播、傳承為目的，由各地書坊（書局）、報刊社或個人，以木刻、石印、排印、寫抄等方式纂錄而成的民歌曲調（曲譜）、曲詞等紙本， 以及部分音頻視頻材料。 作為概念的“近現代民歌”，有三個參照繫，一是中國近現代史，二是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三是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 / 文化史；其“整體性”表現為，一是近現代民歌的發生發展始終依托、依賴於中國近現代史這個具體場景，二是承接了明清民歌的“言情”傳統與較為嚴格的牌調體制而又有所延展變化，三是開啟了以新語文（白話文）為載體、新文化為內核、承擔一定人文啟蒙功能的民歌傳播接受新局面。也就是說，近現代民歌積極主動地參與近現代中國社會文化嬗遞進程並與其緊密地融為一體，成為中國近現代史、近現代文學史尤其是近現代通俗文學 / 文化史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中國民歌發展史的長河中，處於封建末世與新時代交替階段的近現代民歌是一個極為特別的存在，它根植於舊體制的土壤，又經受著新文化的熏染，在諸多因素的交相作用下，近現代民歌進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時期，在形制、題材、內容、功能與審美趣味等諸多方面，
體現了與前代民歌大不一樣的特征，也因此成就了傳統民歌發展的最後一座高峰。《嬗遞》試圖在雅俗文學交叉互動的框架內，通過對代表性文獻與個案的梳理，全面繫統地楬櫫近現代民歌的發生發展情形及其在近現代社會文化變革進程中的表現，鉤稽其與賴以生存的國家、
民族、民眾血肉相連的親密關繫，盡可能客觀真實地還原“最後一座高峰”的斑斕色彩。
傅惜華先生這樣形容清代民歌：“猶承明季餘緒，舊調之外，復出新聲，競勝一時。” 1840年至 1900年，是近現代民歌的準備期，此一時期的民歌，在延續明清民歌“私情譜”（馮夢龍《敘山歌》）特色的同時，適度關注社會問題，開始成規模地出現以控訴青樓、鴉片之害為主題的“新聲”，北京書坊梓行的《時調雅曲初集》《時調雅曲二集》與揚州聚盛堂、鴻文堂發行的部分“小本唱片”堪作代表。20世紀前 10年，以醒民救世為目的，梁啟超、陳獨秀等人在其主持的《新小說》《繡像小說》《安徽俗話報》上，相繼開設“雜歌謠”“時調唱歌”等專欄，收集刊載民歌和擬民歌作品；上海報人張丹斧與錢芥塵，創辦雜志《燦花集》，專門刊登文人創作的以改良社會、輸灌文明為宗旨的時調俗曲，標志著近現代民歌進入轉型期。1910年以後，伴隨著新文化運動 / 新文學浪潮的興起，石印、鉛印技術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應用日趨成熟，新興書籍、報刊編輯發行業態逐步形成，民歌俗曲進入發展繁盛期，成為先進知識分子與社會政治團體借助全新的傳播手段，向民眾傳播自由、民主、道德、自治、救國等新思想新理念的理想載體，上說近現代民歌參與近現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革嬗遞，即是此意。
與前代民歌相比，近現代民歌有著自己的特點。一是形制更為多樣。曲牌及次曲牌一等的腔調數量，較前代民歌呈現爆發式增長的態勢，【邊關調】【鮮花調】【欄杆調】【太平年】等此前少見未見的新腔新調風行城鄉各地，與舊有牌調【滿江紅】【五更調】【剪靛花】等交相輝映；民歌與“俗曲”的界限愈發模糊，鼓書、彈詞、琴書、二人轉（臺）等民間曲藝中的短篇，亦加入“民歌”陣營，共同為生民發聲，為時代留痕，劉半農、李家瑞編撰《中國俗曲總目稿》與劉半農審訂、常惠編選的《北京小曲百種》、李家瑞撰《北平俗曲略》等，均在“俗曲”“小曲”的旗幟下，彙聚了傳統“民歌”之外的眾多鼓書、岔曲等民間曲藝體裁內容。二是題材內容空前龐雜，其中體量最大、最為精彩的部分，仍是情歌，因為契合個性解放、人文啟蒙的時代思潮，近現代民歌中的情歌，煥發著與前代民歌中的情歌不一樣的風姿，感官情欲肆意張揚，包括《十八摸》一類情色民歌的大範圍流行，即是例證。鄉土作家瀋從文等人，從這些個性鮮明的情歌中汲取營養，充實自己的文學創作。情歌之外，近現代民歌關注現實，青樓、鴉片、戰爭、災難等時事、民生題材，近現代民歌多有反映，“觀
風俗，知薄厚”（班固《漢書·藝文志》）的傳統，在新的時代場景下得到了延續與發揚。三是近現代民歌突破了文學 / 文化層級的界限。中國民間文藝學、民俗學的先驅鐘敬文以為，中國傳統文化有三個干流：“首先是上層社會文化，從階級上講，即封建地主階級所創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層社會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業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後是底層（下層）社會文化，即廣大農民所創造和傳承的文化。這三種文化各有自己的性質、特點、範圍、結構形態和社會功能。”先進知識分子重視並且參與了近現代民歌鼓吹、傳播、接受的全部過程，如自 1900年至 1949年，由知識分子發動、遍及全國城鄉、民眾廣泛參與的民歌傳播接受行為，有著明確的綱領、足稱領袖的人物、深厚的群眾基礎、賴以宣傳的媒介和豐碩的成果及深遠的影響，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有著“運動”的性質，而人們熟知的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發起的近世歌謠收集整理運動，隻是這個長時段的“近現代民歌運動”的一個具體事件；近現代民歌的祖禰是《詩經》，《詩經》是中國文學的源頭；近現代民歌的發生發展，依賴於都市化進程加快和社會文化急速轉型這個特殊的時代背景；近現代民歌的傳播與接受主體，是一般民眾——因此四端，近現代民歌客觀上具有鐘先生所說多種文化混合雜糅的迷幻特征，而非一般意義上單純的通俗的民間的文學 / 文化樣式，近現代民歌及其整理研究的復雜性多樣性，同樣體現於斯。
《嬗遞》可以視為傳統民歌整理研究的細化，亦是中國近現代歷史、近現代文學史尤其是近現代通俗文學 / 文化史研究的拓展。全書據以言說的文獻，一是中國國家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等收藏的民歌唱本，二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風陵文庫”等庋藏的中國近現代民歌唱本，三是中國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存的民歌唱本，四是著者多年搜求所得的民歌唱本。文獻之外，著者還做了一定的田野調查工作，力求做到文獻與實踐、靜態與動態、共時與歷時並重，在雅俗文學融合互動、傳統文化復興、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等多重場域中，體認近現代民歌文學與文化表達的多樣化。
全書以綜論、專題、個案、延展切塊，各板塊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大致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第一章至第五章，以時間為經，區域（場所）為緯，選取代表性文獻，從背景、題材、內容、成績、影響等多個方面，探究近現代民歌發生發展的實際情形。
北方民歌以道光末期刻本《時調雅曲初集》《時調雅曲二集》與民國選本《北京 小曲百種》為代表。《時調雅曲初集》為【馬頭調】專集，其中第一至第十曲，集中唱述煙花柳巷題材，傅惜華以為從中“頗可窺見當時北京習尚、社會腐化之一斑”，至《細局兒曲兒譜》一曲，後半乃集【馬頭調】曲名而成，“實為俗曲之重要史料”。《時調雅曲二集》雖標名“馬頭調雅曲二集”，內中所收，並非隻有【馬頭調】一種，牌子曲《嘆老媽》唱述因遇水災生活無著而進城做傭的鄉下婦女的命運遭際，成為近現代北方民歌中《老媽上京》《老媽還家》《老媽開嗙》《老媽有意彪》《老媽後悔》《槍斃老媽》等“老媽”繫列民歌的先聲。《時調雅曲》的價值，在於其關注時事與底層人物命運、大量使用方言俚語的做法，對後起民歌有著一定的導引作用。北京是近現代民歌傳播接受兩大中心城市之一，經由劉半農指導、常惠編選而成的《北京小曲百種》，牌調多樣、內容豐富，情愛、青樓、鴉片、雇工、刑案等市井題材的加入，充分展示了近現代民歌全方位介入社會文化生活的風采，為研究北京民歌史、清末民初社會史，以及不同區域間的民歌互動情況提供了有力支撐，同時也是了解劉半
農俗曲思想及近現代文學思潮史的有用文獻。
南方民歌以丁日昌、餘治所擬“小本淫詞唱片目”、揚州民歌唱本、上海《新編時調》等為典型。丁日昌、餘治所擬的“小本淫詞唱片目”，反映的是封建末世的統治者即官方意識形態對野蠻生長的民間藝術的基本態度，其對民歌唱本“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少年子弟，略識數字，即能唱說”情形的描述，包括對民歌俗曲“移人最捷”“傷風敗俗”的負面評價，均是近現代民歌研究的難得史料。晚清時段的北方、南方民歌，在形制、題材、內容等各個方面，均開始嘗試擺脫“舊調”的束縛，而露出“新聲”的跡像，“小本淫詞唱片目”中列舉的眾多此前未見的民歌牌調，如【十二月花名】【三十六碼頭】【斜倚欄杆】等，與《時調雅曲》中的青樓題材民歌一樣，亦是“新聲”的一種。在近現代民歌傳播接受版圖上，既有北京、上海這樣的中心城市 / 地區，也有天津、蘇州、揚州、瀋陽、濟南這樣的次中心甚至邊緣性城市 / 地區，本書專列一章，在時間（明清、民國）與空間（江淮平原板塊及運河與長江交彙處）的雙重場景中，討論近現代揚州民歌的嬗變軌跡、內容與價值，以及與其他地區如北京、上海乃至東北、湖北等地民歌的互動情形，作出了“民歌文化圈”研究的初步的嘗試。
20世紀 20至 40年代，滬上以“時調大觀”“時調新曲”等為名，動輒十冊數十冊的民歌唱本爭相面世，其規模與影響，遠超北京民歌唱本；與北京民歌唱本的形制與內容都相對封閉、傳統不同，上海民歌唱本對社會時事的反應能力更為快速，牌調更為多樣，題材更為豐富，樣式更為時尚，價格更為低廉，更受各地民眾歡迎，因而在近現代通俗文學 / 文化發展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第五章《〈新編時調〉：商業都會的另類鏡像》以 20世紀 30年代上海協成書局編輯出版的《新編時調》為例，著重梳理了近現代上海民歌都市與鄉村風格雜糅、文人與藝人共同參與、形制與內容廣博豐贍等特色，以及其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乃至抗戰各個階段，揭露侵略者暴行、喚醒民心、投身救亡的主動作為、感人表現。近現代上海民歌對現實的無縫對接、快速跟進，為以民歌為代表的大眾文學 / 文化樣式服務、推進社會變革作出了示範，為近現代文學史尤其是“孤島”文學史、城市文學史的書寫提供了新的視角與素材。
第二，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以專題形式，討論抗戰民歌的發生發展過程及大運河民歌、婚嫁喜歌整理研究的想法與路徑。如上所說，近現代民歌的興起，是多種因素交相作用的結果。一方面，時代的風雲“激成”了民歌；另一方面，民歌又積極介入社會事件，以自身的努力參與這個時代嬗遞的進程。諸多社會事件中，以抗日戰爭最具典型性，它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衛國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近代以來抗擊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為了教育民眾認清侵略者的野心，鼓舞全民奮起抗戰，近現代民歌發揮了自己的特別作用。第六章《抗戰民歌：大時代的紀念品》以具體民歌為例，介紹了民歌為爭取抗戰全面勝利所作的積極貢獻。大運河民歌指流行流轉於大運河船民、漁民和沿線城鄉民眾中的一切民歌俗曲，這些民歌俗曲的傳播接受，以大運河為依托，具有因河而生、依河繁衍、沿河流轉的特征。大運河民歌蘊含著大運河沿線區域的風土人情與民眾的思想信仰、生活方式等內容，是寶貴的文學 / 文化遺產，重視、加強大運河民歌的整理研究，對於延續歷史文脈、助力大運河沿線城市 / 地區打造最富文化內涵、最具地方特色、最具觀賞價值的大運河文化旅遊精品線路，實現近現代民歌與現實生活的聯通，有著理論和實踐的雙重作用。婚嫁喜歌兼具婚俗與民歌的雙重身份，近現代集中或零散地保存婚嫁喜歌的文獻，一是《歌謠》《民俗》等專業報刊及少量的文學、文化甚至 公共報刊，二是《新刻女兒哭嫁》等專門的喜歌印本抄本，三是小說、戲曲、筆記及各地方志，四是北京、上海等地書坊編印的時調俗曲選集，亦會雜收部分喜歌。第八章《婚嫁喜歌：婚俗恆久遠喜歌永流傳》回顧了近現代喜歌整理與研究的歷史，對婚嫁喜歌“婚俗”與“民歌”合一的特征作了較為詳盡的梳理。
第三，第九章至第十一章，以“唱春調”“繡荷包”“紗窗外”為個案，較為細致地討論近現代民歌與傳統文化、民族心理及民眾生產生活的親密關繫，以及民歌與戲曲、小說文本的互動情形。如近現代民歌中的“唱春調”實即乞討歌，是民間藝人在春荒時節走村串巷沿門討要錢物時所唱的民歌，“唱春調”的產生與流行，一方面與近現代中國社會動蕩不安、民生多艱有關，另一方面亦是傳統民歌自古即有的“乞食”功能的體現。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十六有雲：“男女有所怨恨，相從為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饑者歌其食”，有人解為“饑餓的人因得到食物而歌唱”，其實從“民歌發生學”角度而言，不若釋為“饑餓的人為了得到食物而歌唱”，也即“因食而歌”。典籍中“因食而歌”的例證多有載錄，《列子·湯問》雲：“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韓娥因匱糧乃“鬻（賣）歌假（換）食”，可作“饑者歌其食”即“因食而歌”的確切釋義。民歌即民聲，民歌更是民生，以“因食而歌”的觀點，審視近現代民歌中幾成流派的“唱春調”，既可以更真實全面地認識了解近現代民歌與民同在、為民而呼的本質特征，亦有助於在中國文學 / 文化史的長河中，定位中國近現代民歌的價值與貢獻。以《繡荷包》為代表的名物、“女紅”
題材民歌，賦予物以特定的意像，進而以物寄情，因其對女性生活的生動描繪、女性情感的真切抒發、女性風格的肆意張揚與女性審美觀的頑強展示，而成為民歌大家庭中引人注目的一個特殊類別，成為名物民歌、性別敘事民歌研究的樣本。民歌與戲曲，本是近親，民歌與戲曲同源共生，徐渭《南詞敘錄》曰：“永嘉雜劇興，則又即村坊小曲而為之，本無宮調，亦罕節奏，徒取其畸農市女順口可歌而已，諺所謂隨心令者，即其技歟？”“村坊小曲而為之”，是對民歌與戲曲同源共生說的最好表述。近現代民歌中，民歌與戲曲互動的情形隨處可見，常見者如民歌改編唱述戲曲的內容，其中可以數量龐大、流傳範圍亦廣的《十二月古人名》等為代表，《山歌抄本》中的近百首“紗窗外”組曲，則是民歌與戲曲、小說互動的罕見材料。從這些民歌中，可以了解民歌、戲曲、小說在某時某地民眾中的傳播接受情形，此類摻雜戲曲與小說內容的民歌，客觀上也成為民歌史、戲曲史、小說史研究的珍貴史料。
第四，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在文化發展演進的綜合語境中，立足具體文獻，兼及民歌傳播接受的實際，討論近現代民歌與方言、俗字、民俗等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關繫。民歌與方言是近親。民歌中的方言分為地域方言、社會方言兩種基本形態，地域方言為民歌溯源和流轉演變情形的梳理提供了便利，社會方言則賦予了民歌以強烈的“社會相”色彩。民歌中的方言，彰顯了民歌語言與其他文學樣式語言的不同風貌，放大了民歌本身的民間文化、底層文化、通俗文化色彩，豐富了現代語言學、民歌語言學的理論建構與細節研究。民歌與方言的結合，強化了民歌的敘事能力，打造了文學同構敘事的範本，使得民歌更好地扮演了社會文化嬗遞進程的忠實觀察者、記錄者、參與者等角色。俗字即俗體字，為異體字的一種。近一百年來，學界對漢語俗字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敦煌遺書、小說、戲曲、書契等文獻，實
際上，存世量更大、覆蓋範圍更廣、與民眾文化生活關繫更為緊密的民歌唱本中，保存的俗字數量更多，形式更多樣，民間與民俗色彩更為濃厚。此類俗字之於民間文獻整理、民俗研究乃至文字改革、民眾教育、文化啟蒙有著特別的意義。
第十四、第十五兩章，介紹、討論了日本早稻田大學“風陵文庫”藏中國近現代民歌、中國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藏民歌的大致內容，以期盡可能全面深入地呈現近現代民歌文獻的存世情形與近現代民歌生成發展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