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總論 傳統文化之評價 | 003

一、中國的兵 | 004

（一）春秋 | 004

（二）戰國 | 009

（三）秦代 | 015

（四）楚漢之際 | 018

（五）西漢初期 | 021

（六）漢武帝 | 025

（七）武帝以後——光武中興 | 037

（八）東漢 | 040

（九）後言——漢末至近 | 050

二、中國的家族 | 052

（一）春秋以上 | 052

（二）戰國 | 054

（三）秦漢以下 | 063

（四）結論 | 068

三、首 | 070

（一）列國稱王 | 071

（二）合縱連橫與東帝西帝 | 074

（三）帝秦議 | 077

（四）秦始皇帝 | 079

（五）漢之統一與皇帝之神化 | 081

（六）廢廟議與皇帝制度之完全成立 | 088

（七）後言 | 090

四、無兵的文化 | 092

（一）政治制度之凝結 | 093

（二）中央與地方 | 097

（三）文官與武官 | 099

（四）士大夫與流氓 | 102

（五）朝代交替 | 106

（六）人口與治亂 | 108

（七）中國與外族 | 113

五、中國文化的兩周 | 118

（一）正名 | 119

（二）中國史的分期 | 128

（三）中國史與世界史的比較 | 144

下篇

總論 抗戰建國中的中國 | 151

六、此次抗戰在歷史上的地位 | 154

七、建國——在望的第三周文化 | 161

《大師講堂》繫列叢書

? 總序

/ 吳伯雄

梁啟超說：“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的確，學術的盛衰，關乎一個民族的精神氣像與文化氛圍。民國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內憂外患，較之晚清，更為劇烈，中華民族幾乎已經瀕臨亡國滅種的邊緣。而就是在這樣日月無光的民國時代，卻湧現出了一批批大師，他們不但具有堅實的舊學基礎，也具備超前的新學眼光。加之前代學術的遺產，西方思想的啟發，古義今情，交相輝映，西學中學，融合創新。因此，民國是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梁啟超、康有為、嚴復、王國維、魯迅、胡適、馮友蘭、餘嘉錫、陳垣、錢穆、劉師培、馬一孚、熊十力、顧頡任、湯用肜、劉文典、羅根澤……單是這一串串的人名，就足以使後來的學人心折骨驚，高山仰止。而他們在史學、哲學、文學、考古學、民俗學、教育學等各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創造出了一個異彩紛呈的學

術局面。

歲月如輪，大師已矣，我們已無法起大師於九原之下，領教大師們的學術文章。但是，“世無其人，歸而求之吾書”（程子語）。

大師雖已遠去，他們留下的皇皇巨著，卻可以供後人時時研讀。時時從中懸想其風采，吸取其力量，不斷自勉，不斷奮進。誠如古人所說：“聖賢備黃卷中，舍此安求？”有鋻於此，我們從卷帙浩繁的民國大師著作當中，精心編選出版了這一套《大師講堂》繫列叢書，分輯印行，以饗讀者。原書初版多為繁體字豎排，重新排版字體轉換過程當中，難免會有魯魚亥豕之訛，還望讀者不吝賜正。

吳伯雄，福建莆田人，1981 年出生。2003 年考入福建師範大學古代文學研究繫，師從陳節教授。2006 年獲碩士學位。同年9 月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繫古代文學專業，師從王水照先生。2009 年7 月獲博士學位。同年9 月進入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教研室工作。推崇“博學而無所成名”。出版《論語擇善》（九州出版社）、《四庫全書總目選》（鳳凰出版社）。

總論 傳統文化之評價

本編各篇都是對於中國舊文化批評估價的文字。前三篇由三個不同的方向探討秦漢以上的中國——動的中國。第四篇專講秦漢以下的中國——比較靜止的中國。第五篇合論整個的中國歷史。五篇文字當初雖曾分別問世，但勉強尚有一貫的線索可尋，內中大半可說是非議與責難，但並不是無聊的風涼話；又有一部分是賞鋻與推崇，但並不是妄自尊大的吹噓。此中自贊的話，已由抗戰的過程證明為真言；自責的話，至今也無修改的必要。此次抗戰，是抗戰而又建國。若要創造新生，對於舊文化的長處與短處，尤其是短處，我們必須先行了解。中國文化，頭緒紛繁，絕非一人所能徹底解明。這幾篇文字若能使國人對於傳統的中國多一分的明了，著者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一、中國的兵

歷代史家關於兵的記載多偏於制度方面，對於兵的精神反不十分注意。本文範圍以內的兵的制度，《文獻通考》一類的書已經敘述甚詳。所以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要在零散材料的許可範圍內看看由春秋時代到東漢末年當兵的是什麼人，兵的紀律怎樣，兵的風氣怎樣，兵的心理怎樣；至於制度的變遷不過附帶論及，因為那隻是這種精神情況的格架，本身並無足輕重。作者相信這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個方法。

（一）春秋

西周的兵制無從稽考，後世理想的記載不足為憑。但西周若與其他民族的封建時代沒有大的差別，那時一定是所有的貴族（士）男子都當兵，一般平民不當兵，即或當兵也是極少數，並且是處在不重要的地位。

關於春秋時代，雖有《左傳》《國語》內容比較豐富的史籍，我們對於當時的兵制仍是不甚清楚。隻有齊國在管仲時期的軍制，我們可由《國語》中得知梗概，其他各國的情形都非常模糊。按《國語》：

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於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

這段簡單的記載有一點可以注意，就是工商人沒有軍事義務，因為隻有十五個士鄉的人纔當兵。這些“士”大概都是世襲的貴族，歷來是以戰爭為主要職務的。這個軍隊的組織與行政組織是二位一體的。行政的劃分如下：

（1）國分十五鄉——由鄉良人治理；

（2）鄉分十連——由連長治理；

（3）連分四裡——由裡有司治理；

（4）裡分十軌——由軌長治理；

（5）每軌五家。

與這個行政劃分並行的是管仲所制定的軍政制度：

（1）每軌五家，出五人——五人為伍，由軌長統率；

（2）每裡五十人——五十人為小戎，即戎車一乘，由裡有司統率；

（3）每連二百人——二百人為卒，合戎車四乘，由連長統率；

（4）每鄉二千人——二千人為旅，合戎車四十乘，由鄉良人

統率；

（5）每五鄉萬人——萬人為軍，合戎車二百乘；

（6）全國十五鄉共三萬人——全國三軍，戎車六百乘，由國君、國子、高子分別統率。

這是“國”的軍隊，是由三萬家出三萬人組織而成。所謂“國”是指京都與附近的地方，隻占全國的一小部分。“國”中的居民除工商外，都是世襲的“士”，並無農民。工商直到齊桓公時（西前前685 至前643 年）仍無當兵的義務。農民當初是否有這種義務雖不可考，管仲變法之後卻有了當兵的責任；但並不是全體農民當兵，而是揀擇其中的優秀分子。據《國語》：

是故農之子恆為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告，其罪五。

可見選擇農民中的特出人纔“能為士者”是有司的一項重要任務。

“國”以外的地方統稱為“鄙”，一定有“士”散處各處，但鄙中多數的人當然是人口中多數的農民。管仲所定的鄙組織法如下：

（1）三十家為邑；

（2）十邑為卒——三百家；

（3）十卒為鄉——三千家；

（4）三鄉為縣——九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