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方志·小說  左靖

卷一 專題

方志小說，為什麼去鄉村寫作  芬雷

面向地方的書寫行動  周功釗

後田，行進中的一場地方“肖陶擴”  龍奕塘

總有一個出口通往後田  黃雯青

碧山在地後記  劉加

尋向所志——評展覽“方志小說 駐村寫作聯展（碧山站）”  周淨

越人歌（組詩選九）  瀋木槿

端午  蘇杭

皮村文學故事之一瞥  張慧瑜

皮村文學小組兩篇  郭福來、李若

人應該住在山上（節選）  蘇非殊

風土記  舒飛廉

卷二 傳承與表現

  木構復興——潤舍駐場記  許天心

卷三 故土尋蹤

  徽祠記（繫列）  任麗、陳勃文

卷四 藝術介入社會

藝術參與社會的可能——從藝術研究者的角度  王美欽

藝術介入鄉村——80後雕塑家的鄉村主義路線圖  周彥華

真實與改變的力量——社會參與性藝術創作在臺灣  董維琇

卷五 品書

地球，我們的庇護所——《庇護所》書評  梁井宇

卷六 讀影

每個臉龐都有一段故事——《Visages，Villages》（臉龐，村莊）影評  馮莉

卷七 觀展

故土新用——簡評“土生土長”生土建築實踐雙城展  鄧圓也

方志·小說

撰文/左靖

2017年的一天，芬雷問我是否可以推薦幾個鄉村，作為“方志小說——聯合駐村寫作計劃”的駐留地。彼時，我正奔波於雲貴浙等地，與當地的關繫較為熟稔，可以解決一些落地的接待問題，加之這幾個地方，或者我的項目正在進行，或者項目正在談判中，方志小說寫作計劃的進駐，無疑會為這些項目的內容增加一些別樣的視角，於是我欣然應允，積極聯繫。後來，方志小說駐村寫作計劃季順利開展，五個駐留地，我一口氣貢獻了三個：雲南的翁基、貴州的地捫和浙江的石倉。

“方志小說”作為一個聯合詞組，應該是發起人芬雷、周功釗的發明，當然，他們有一個官方的解說。從現代人的觀點看來，方志和小說，在詞意上是完全相反的，前者寫實，後者虛構。其實並不盡然。從起源上看，方志和小說，都跟古代的職官有關繫，方志起源於《周禮》，相關的官職有職方、土訓、誦訓三種，他們的工作範圍多在職掌一個地方的山川地理、風俗人情，也就是說，方志本是職官為君王知曉自己所統御之地的各類信息而編纂的資料書，所以鄭玄說，“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張銑說，“方志謂四方物土所記錄者”。“告王”的資料，不敢虛構；記錄四方物土，不可虛構。所以，從方志的起源看，寫實應該是共識。弔詭的是，本應是“求真寫實”的書寫，在中國，或因威權，或因倫理，或成王敗寇，或為尊親者諱，向來問題多多。比如，明嘉靖《永豐縣志》載有“三不書”的規定，“凡無考者不書，物無用與泛者不書，仙釋無稽者不書”。這個欲蓋彌彰的規定，恰恰證明了在歷代的方志書寫中，並不完全遵循寫實這一鐵律。小說則出自稗官（見《漢書·藝文志》），按照班固的說法，稗官的職責大抵是記錄“街談巷語、道聽塗（同“途”）說”。雖然是“小道”，但也有可取之處；因為是“小道”，所以在內容上不必拘泥於是否真實，這就埋下了不避虛擬的種子，隻要利於“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桓譚《新論》）就足矣。在這個意義上，方志的“資治、教化、存史”三大功能，是為政化民的大道；而小說則“出身寒微”，不太被待見，“閭裡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議也”（班固《漢書·藝文志》）。但歸根結底，方志和小說，都有一個“官書”的源頭，本意都是朝廷為了自上而下的“為政化民”。

上面是古代的說法。到了當代，我以為方志小說駐村寫作就是民間的寫作，自由的寫作，沒有“為政化民”的束縛，但教育與自我教育的內涵依然存在。方志·小說之所以可以對舉，不僅有著非虛構和虛構之別，內容上的輕重互補、社會責任承擔的多寡也是兩者可以並提的原因。從目前進行的兩季寫作情況看，至少從我親歷的雲南翁基駐村寫作的結果看，方志小說更多是寫作者面向地方的藝術創作，也許可以說，“小說”的成分多些，“方志”的部分少些。不過，地方性是方志小說寫作的出發點和歸屬地，這一點是大家的共識。地方是寫作的空間框架，脫離這個框架的寫作將不成立。作為這個空間的外來者，駐村寫作者並不可能馬上就享有與在地群體共同的記憶與身份的認同，在短至一周或兩周的共同生活中，這個空間看似敞開，但可能更多的是閉合，也許隻有相當長時間共同生活的延續，這個地方纔會真正地為外來者打開。這麼說並不意味著我懷疑方志小說寫作的有效性，隻是我不太想一廂情願地誇大方志小說的價值。地方性的發掘與重塑，從來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之所以我對方志小說駐村寫作計劃有著濃厚的興趣，恐怕還是與這些年我的工作經歷有關。在鄉村從事一些文化上的工作，核心就是對地方性知識的梳理（地方需要不間斷的書寫和編修，從而形成地方自身的完整敘事），把梳理的結果通過各種媒介展示出來，並做成出版物，在一個地方的歷史、地理、村落、建築、風俗、物產、信仰等常規寫作之外，加上一些個人化的跨媒介創作，為中規中矩的文本寫作增添更多的記憶內容和形式——因為不同的媒介會尋找適合自己的對像和範圍。寫到這裡，我突然發現，我們的鄉村工作不正是一種“方志·小說”式的寫作和實踐嗎？隻不過我們可能在“方志”的部分用力多一些——當然不是“官修”方志那種。事實上，長期以來，我內心向往的是一種類似“年鋻學派”的工作方式，而對日常生活的關注和書寫，層累和疊加，以及廣泛吸引和接納跨領域人士參與工作，正是方志小說的題中之義。當然，精耕細作對重塑地方性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一種持續性的機制必須被建立和完善，否則會墮入脆弱的聯結，以及印像式的抒情的危險。除此之外，服務地方是我制定的鄉村工作的重要原則。如此一來，我們細致梳理、精心打磨的終作品，對當地居民而言，會是一本特殊的“鄉土教材”，對外來遊客而言，又是一種了解地方的別樣的“觀光手冊”。總之，我希望我們的鄉村工作能夠承擔一些社會責任，而不僅僅是一種個人化的“藝術實踐”。黎錦熙在《方志今議》中認為方志的作用有四：一是科學資源，二是地方年鋻，三是教學材料，四是旅行指導。前兩個作用是大白話，暫且不說，仔細想一下，後兩者不正是目前我們在鄉村做的工作嗎？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二日於北京

方志小說——為什麼去鄉村寫作

撰文／芬雷

2017年7-8月，周功釗和我發起了一個聯合駐村寫作計劃，主題是“方志小說”，18位作者受邀分別前往雲南普洱的翁基、貴州黎平的地捫、浙江麗水的石倉、福建廈門的後田和廣東東莞的新基等5個村落，開展了為期數周的在地寫作。這個計劃得到左靖老師及其團隊的鼎力支持。2018年2月，我們在安徽碧山的工銷社進行了一次駐村寫作聯展，對這次“方志小說”寫作計劃做了一次階段性的總結。

什麼是“方志小說”呢？借用我們展覽前言中的話來說吧：方志，在於“辨方經野、因人緯俗”，成一方之志；小說，源自“稗官野史、街談巷議”，為世情之說。方志紀實，關乎現場經驗，小說寫虛，關乎想像歷險，而方志小說將兩者雜糅，意在虛實並用，彼此激發，開啟協商性的在地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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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小說”跟地方有關，但這個地方不一定就是鄉村。小鎮可以，縣城可以，大城市也可以，為什麼要去鄉村呢？因為方便走訪和觀察。方便不見得容易，尤其當你靠近它並認為自己可以一天之內遊遍村子的時候，鄉村開始呈現它整體空間的一面，所謂“麻雀雖小，五髒俱全”，任何一門專業的知識都無從對應。這是其一。其二，在“返鄉筆記”和“鄉愁文學”的反復觀照下，鄉村話語復雜交織，殘酷的、焦灼而無所適從的、理想的、安然而如其所是的……任何一種個人的經驗皆無法周全。

面對如此不易，方志的做法也許為安全。首先，就像博爾赫斯提及的源於中國的分類法，幾乎每一本方志的目錄都不盡相同，方志以歷史譜繫的面貌呈現了整體空間的檔案狀態。其次，方志的寫作絕少用人稱，這使得敘述近於記錄，寫作即為整理。不過也有例外。周功釗曾提及明代文學家馮夢龍（1574-1646）的《壽寧待志》，用的就是人稱，以致有人把這本志書當作自傳文學。人稱對於方志寫作之所以重要，在於它給予了地方空間一個文學性的潛在可能，它開啟了一種個人與地方空間的敘述性關繫。而且馮夢龍這個人很奇怪，他聲稱所有的志書都隻能是未完成狀態，所以他干脆寫成“待志”，有點時不我待的意思。這個未完成狀態，允諾了地方的開放性與好客精神。

然而方志還是過於堅固了，它有自己的規制，而且大都出自官家之手，屬於一種自上而下的寫作。從既有的方志來看，府志、縣志多，村志相對較少。鄉村在方志之中更多出自管理的需要簡單記錄，或作為軍事攻守之備和郡縣圖志》中說“考中國山河之像，求仁義險阻之情……統理萬物”，就是這個用意。這或許恰好作為一個要去鄉村寫作的緣由。可以說，個人之於地方空間的敘述性關繫，哪怕在話語生產越來越集中於城市和媒體的今天，仍有待進一步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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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需要寫作嗎？費孝通曾在回應“文字下鄉”這一現像的時候，從鄉村作為面對面的熟人社會出發，指出文字作為傳情達意之工具無法完備表達的缺陷，他認為生活在鄉村的人是向泥土討生活的，安土重遷，世代黏著，別說寫作，就連記憶也是多餘的。除非鄉村的人遭遇了時空的阻隔，或者更為復雜的，社會的鄉土性在基層發生了變化，不然鄉村就不需要寫作。而寫作似乎也不必然需要鄉村，鄉愁鄉戀也好，殘酷焦灼也好，或許隻是城市話語之於現代生活的慰藉而已。那麼，我們不妨問一下，如今的鄉村是否遭遇了時空的阻隔呢，而社會的鄉土性是否發生了變化？

一個世紀之前，魯迅寫下著名的《故鄉》。那個否定又疑問的悲涼一問，引發了一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觸：“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在魯迅的筆下，故鄉“全不如此”又“本也如此”，它在一個離開又返回然後隨時準備再次離開的人的模糊記憶裡，形成一種現代性的震顫。如此模糊以及如此震顫，在新文學裡標記了一繫列鄉村遭遇時空阻隔且社會的鄉土性產生變化的事件。即便如此，鄉村並不必然需要寫作，寫作也不必然需要鄉村，或者說，城市比鄉村更加需要寫作。寫作以其可疑的、微弱的、闖入的姿態，所能做的隻是去盡力連接當下的生活罷了。很多時候，這種連接性僅僅因了一個寫作者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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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兒”，對於駐村寫作而言，無異於一個獨白式的宣言。然而在一個比特世界萬物觸手可及的時代，說“我在這兒”到底在說什麼呢？如果說個人之於地方空間的敘述關繫，完全可在比特世界完成，甚至更多來自個人的想像，他在或者不在，又有什麼分別呢？然而寫作之為寫作，或者說個人之為個人，恰恰是因為來自其自身內部的不可把捉，這一點正好和地方空間的潛在可能，或者說地方性的難以捉摸形成呼應。因為寫作與生俱來的不確定性，這種呼應自然也存在著敘述的危險，但是就像所有的路都來自不得不邁出的、那保持前行卻無路可走的一步，個人之於地方空間的敘述性關繫，也值得去冒險。

與此同時，“我在這兒”的宣言既暗合了本地性，也挑戰著本地性的領地意識，它激起了一場關於邊界與越界的討論。就像“方志小說”中方志與小說彼此消解邊界同時又彼此越界一樣，個人之於地方空間亦是如此。正如英國地理學家多琳·馬西（Doreen Massey）所說，一個空間既不能嚴絲合縫地封閉在自己的疆域裡，也不能自由自在地與其他空間毫無阻隔地連接。前者是關於空間權力的想像，後者是關於空間自由的想像，在今天全球化的時代，這兩種想像都不再可能，它們不得不在一種緊張狀態中進行協商。或者就像法國哲學家雅克·德裡達（Jacques Derrida）在論“好客”時提及的，所有人和空間的關繫，基於“我在這兒”的意義上，都處在了“經驗並實驗”的時刻。

“方志小說”無疑試圖激發更多“經驗並實驗”的時刻。如同我們一再強調的：“我們希望方志小說是重視地方經驗的，但不至於落入社會調查的窠臼；我們希望方志小說是重視想像構造的，但不至於落入藝術實驗的怪圈。我們期待與大家一同思考地方記憶的潛在路徑。”這個潛在路徑其實並不抽像，更不復雜，它隻不過是一次將方志寫作中的真實性與小說寫作中的虛構性重新定向的嘗試，同時它也是一次將個人與地方空間的敘述性關繫，甚至將人與非人的共在性關繫重新定向的嘗試。

在編輯這一期“方志小說”專題時，我特別挑選後田作為駐村個案。龍奕瑭是後田駐村的策劃人和組織者，他自己在後田那邊創立了藝術空間，開展了很多社區藝術實踐。而黃雯青作為後田駐村作者，參與了所有活動，她的作品虛實雜糅，頗具實驗意識。其他村落隻是零星篩選了一些詩歌和小說，比如地捫駐村作者瀋木槿的組詩，還有石倉駐村作者蘇杭的虛構小說。

2018年2月在碧山工銷社的駐村寫作聯展，由周功釗、龍奕瑭和我聯合策展。藝術家劉加是我們特邀到碧山進行駐村創作的作者，他用了三天的時間，借用村民家中閑置或棄用的日常物品做了一件裝置。劉加的創作，我覺得特別能說明寫作之於鄉村的關繫，就像藝術家在作品介紹中所說，藝術作品隻是打開一個臨時的共同空間，這個空間並不必然有效，但是它持續生產並存在著。

在“方志小說”之外，我有意邀請了皮村文學小組加入這個專題中。張慧瑜自稱“志願者”，他參與了小組的“文化授課”，見證了皮村這些外來者的成長。郭福來和李若的文章為我們講述了寫作與他們個人以及生活經歷的關繫，他們的觀察與思考非常細致。這些離開家鄉來到北京的打工者的寫作，與駐村作者離開城市到鄉村去的寫作，應該可以形成一種內在的、多重的對話，幫助我們進一步思考寫作與地方的關繫。舒飛廉的“風土記”繫列散文以及蘇非殊的《人應該住在山上》，並沒有刻意到鄉村或者為了鄉村去寫作，而是從為平常的生活中來，他們寫作的核心始終是生活。他們提示所有的駐村寫作者，寫作的任務關乎生活以及共同生活，而這樣的任務，我相信也是“方志小說”永遠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