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張  炯

隻有人類纔有思想。人類作為能動的主體，它的意識就不僅僅是存在的反映，還能夠超越存在，改造存在。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說：“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人之所以能夠改變世界，正因為人的思想具有能動性。人的能動性首先體現為思想的能動性，然後纔作用於人改變世界的實踐。人的思想能夠從實踐提升理論，從現像透視本質，從已知透視未知，從歷史透視未來。構成人類思想的感性和理性，邏輯推理力以及想像力和幻想力，使人類的思想成為認識現實、改造現實的強大精神力量。思想家正是以自己的傑出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成為有益人類歷史進步的卓越人物。

前些年，歐洲曾把孔子和馬克思推崇為人類歷史千年以來的兩大思想家，當然都基於認識到他們的思想對人類的歷史進步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不僅成為中國兩千多年來封建社會超穩定的社會結構的精神支柱，對歐洲啟蒙主義思想家也產生過仍然有益的借鋻。直到今天，孔子思想中的積極部分，仍然滋養著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和他對資本主義的深刻剖析，對全世界產生的深遠影響，也已無人能夠否認！

思想是無國界的。可以說，人類自脫離動物界成為高等動物以來，就不斷在借鋻和分享彼此的思想。有益的思想也隻有獲得更多人群的享有，纔能通過人們的廣泛實踐，產生改造世界的偉大作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越能獲得更多促使人類進步的思想資源，就越有利於使自己強大，使自己走向歷史前進的潮頭！

我想，這就是作家出版社與北京高高國際文化傳媒在資源整合、優勢互補前提下合力打造的這套大型“思想家”書繫的初衷。這套書繫計劃精選、彙集自古以來人類精神思想文化長河中為璀璨耀眼的傳世名著，以及當代探尋社會發展的深刻的人文思考，爭取覆蓋歷史、文化、哲學、政治、社會科學、文學理論等多個重要領域。出版方致力於譯文流暢、精準和學術嚴謹、可靠；並參考已有譯本，力求文字淺顯、通俗，版式和紙張達到鮮亮、悅目，易於貼近普通讀者，宜於讀者捧讀、收藏。

我國正在為建設偉大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我相信，這套書繫的出版和發行，必將有益於我國思想文化資源的廣泛積累，也必將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發展，並有益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建設。是為序。

                     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於北京

譯者序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近尾聲。在歐洲戰場，德國敗局已定，美國開始制定對德的戰後政策。而在亞洲和太平洋戰場，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機器還在瘋狂地運轉。面對這個與自己有著巨大差異的東方民族，美國決策層認為有兩大棘手問題亟待解決，一是日本終會不會投降；二是如果日本投降，是否需要保留其天皇體制。美國政府將這兩大問題交給了傑出的女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

魯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曾就讀於美國瓦薩爾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她的老師是被稱為“美國文化人類學之父”的博亞斯。本尼迪克特學識淵博、治學嚴謹，此前已在原始宗教、人種學和民族人格理論方面有過豐碩成果，並在1934年寫出代表作《文化模式》。“受命”於美國政府之後，她采用文化人類學的科學方法，寫出一份關於日本的長篇研究報告，報告裡預測了日本會投降，並指出要保留日本原有的統治體制。戰後，美國制定的對日本的治理政策以及日本的社會發展狀況與這份報告的意見驚人的一致。1946年，作者將報告加以整理，並加上了研究方法和日本投降後情況的概述（即本書章和第十三章），以《菊與刀》為名正式出版。由於作者對日本社會和日本民族的多方面的了解和深刻見地，此書一出版立即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連日本學者也認為此書是了解日本文化的好讀本，甚至認為通過這本書日本人纔能真正了解自己。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部著作仍然被世界各國研究日本民族的學者廣為論及，奉為圭臬。

但是，由於戰爭的原因，本尼迪克特在寫這部書時沒有機會到日本進行實地考察，而且此前她一次也沒有到過日本，這也是為什麼仍有些人對這部著作有看法的原因。那麼，本尼迪克特本人又是以什麼獨特方法來解決這一看起來是文化人類學研究之大忌的矛盾的呢？其實在她的文化模式理論中，本尼迪克特就提出了各種文化具有各自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特定的文化支配特定的行動和思維方式，而人類文化學則應側重研究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繫，即文化結構對民族人格的整塑和影響上。在本書的章，作者也清楚地講到了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問題，並不惜筆墨描繪了日本民族的矛盾和雙重的人格。她以“菊”與“刀”來概括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和性性，因為在日本，“菊”是皇室的家徽，而“刀”又是武士道文化的像征，顯然這樣一種具像概括是頗有深意的。由此矛盾入手，作者分析了日本文化的秩序觀或等級觀，從政治法度到社會風俗，從價值體繫到生活小節，從道德倫理到人格修養，從上層統治到日常經驗，無不貫穿了細致入微的文化模式和人格理論層面的民族文化特征分析。在這一過程中，作者綜合運用了比較研究方法，將日本文化與西方的歐美“罪感文化”及東方的中國儒家“仁道”文化相對比，把日本文化總結為一種獨特的“恥感文化”。這一成果對於日本社會文化研究來說無疑是個巨大貢獻。“罪”是要靠內心來主動反省的，而“恥”則是因外力而被動感受的，前者隸屬於個人，而後者依附於群體。和“罪”相聯繫的是“贖罪”，是良心的自責和懺悔；和“恥”相聯繫的是“雪恥”，是人前的報復和炫耀，二者有著天壤之別。然而對於日本人來說，“恥感”卻是高於一切的，它決定著人們的價值判斷、行為選擇和義務認同。由此，日本民族在一定時期內的人類秩序觀念、天皇和神道觀念、戰爭觀念乃至武士道精神，均可一一迎刃而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盡管著者一次也沒有到過日本，但她卻通過各種可能的渠道（包括去戰俘營中了解被俘的日本士兵）搜集了眾多詳盡的材料，正是依據這些生動而有說服力的材料，作者令人信服地刻畫了日本民族的社會文化特征。所以，應該說本尼迪克特在寫作此書時確實是做到了揚長避短，在不利條件下做到了當時美國政府所允諾的“利用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所能利用的所有方法”來進行她的研究，從而使《菊與刀》成為文化人類學研究應用的一個成功範例。

中國和日本隔海而鄰，在文化淵源上也有著親密的關繫，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影響深遠。無疑，兩國在許多方面都有相似之處。但中國真的了解它身邊的這位鄰居嗎？我在此書的翻譯過程中，比以前更深切地體會到了中日兩個民族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差異。一方面，日本的神道教讓它自足、尊大、偏執和佞狂；另一方面日本又是個島國，在歷史上長期處於中華文化的邊緣，這又構成了日本文化人格中的那種敏感、脆弱、悲苦和孤絕的色彩。這兩方面使日本這個民族顯得極其特別。但不管怎樣，當今世界的一體化已是大勢所趨，任何文化中心主義都已不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潮流。因此，互相了解對於中日這兩個都有著民族優越感習慣的民族就變得尤為重要。

本書據美國波士頓Houghton Mifflin公司版本譯出，部分涉及日本歷史文化的內容參考了長谷川松治的日譯本（社會思想社1972年版）。全書由甄遠寧、小森校訂，時值酷暑，在此向他們致以深謝。譯文力求忠實於原文，但由於譯者水平有限，加之時間倉促，錯誤疏漏之處還請讀者朋友們批評指正。

晏 榕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像征。20世紀50年代，美國用這本書改造日本，80年代，世界用它分析日本，21世紀，中國用它認識與重新發現日本。本書旨在剖析日本獨特民族性格，探尋日本文化傳承。

★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

——魯思·本尼迪克特

★《菊與刀》不是通常的學者著書。這本書的基礎是一位人類學家為戰爭期間的美國政府提供對日決策參考而做的研究報告。它的一切論述都服從於一個目的，即揭示一個未知民族的靈魂深處的世界。

——清華大學歷史繫教授劉曉峰

章 課題：日本

日本人是美國曾與之全力作戰的難捉摸的敵人。在其他任何與強敵的戰爭中，我們都沒有必要考慮如此迥然不同的行動和思想的習慣。正如在我們之前的沙俄於1905年所遇到的情況一樣，我們與之作戰的是一個不屬於西方文化傳統但是有著充分的武裝和訓練的民族。西方國家所認同的有關人類本性實際的戰爭慣例對日本人來說是不存在的。這使得太平洋上的戰爭不僅僅是一繫列的島嶼海灘登陸戰，也不隻是無法逾越的後勤供應問題，首要問題成了了解敵人的本性。為了對付他們，我們必須要了解他們的行為。

困難是巨大的，自日本緊閉的大門被打開後的75年來，日本人總是被極為怪異的一串“但是，又……”這樣的措詞來描述，這在對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描述上都從未有過。一位嚴肅的觀察家在論及日本以外的民族時，說他們彬彬有禮，就不大會再加一句“但是又傲慢無禮、專橫自大”；當他說到某民族的舉止行為無比強硬，也不會加上“但又容易適應激烈的變革”；當他說到某民族性格順從時，也不會去解釋說他們不易服從來自上級的控制；當說他們忠心耿耿而寬宏大度時，他就不會再去宣稱“但是又背信棄義、心懷叵測”；當說他們勇敢成性，就不會細說他們的怯懦；當說到他們行動完全不顧他人評判，就不會接著講他們有著一顆真正震撼性的良心；當描述他們的軍隊有著機器人般的紀律時，他不會接著描繪這支軍隊的士兵怎麼樣不服管教，甚至以下犯上；當他描述一個民族熱衷於西方文化，就不會再去強調他們強烈的保守主義；當他寫一本書描述一個民族普遍崇尚美，從而給予演員和藝術家們以極高榮譽，並在菊花栽培方面煞費心力時，通常該書就不會再由作者做出補充，去講該民族如何致力於刀劍崇拜和崇尚武士的榮譽。

然而，所有這些矛盾卻成了有關日本書籍的經緯。它們是真實的，刀劍和菊花兩者都成了這幅圖畫中的一部分。在極大程度上，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崇美，既蠻橫又有禮，既刻板又善變，既溫馴而又不願受人擺布，既忠心耿耿又容易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易於接受新的方式。他們極為關心別人對他們行為的看法，但當他人對其過錯一無所知時，他們又會為負疚感所困囿。他們的士兵極為守紀，卻不屈強力。

在了解日本對美國來說已變得如此重要之際，這些矛盾以及許多其他同樣紛亂的矛盾就不能被不加理睬。危機在我們面前接連出現，日本人將會干什麼？有沒有不入侵它而使其投降的可能？我們該不該轟炸皇宮？我們對日本戰俘能有什麼期望？在對日本軍隊和日本本土的宣傳中我們該說些什麼纔能拯救美國人的生命並削弱日本戰鬥至後一人的決心？在了解日本的人們之間也存在嚴重的分歧。當和平來臨，日本這個民族需要持久的軍管法來維持其秩序嗎？我們的軍隊必須準備同日本的山脈要塞中那些走投無路而又死命堅守之徒進行戰鬥嗎？在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之後，日本也必須發動一場革命纔能迎來世界和平嗎？誰將領導這場革命？或者把日本人的滅絕作為另一選擇？這使我們的判斷產生了極大分歧。

1944年6月，我受命研究日本。我被允許使用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所能用到的一切技術來講清楚日本是怎樣一個民族。那年初夏期間正是我們對日本的大反攻剛剛顯示真實威力的時候。美國的人們仍在講著對日戰爭還將持續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在日本，人們則議論戰爭會持續一百年。他們說，美國取得了局部的勝利，但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離他們的本島還有幾千公裡。他們的官方報紙幾乎不承認海軍的失敗，而日本的人民也仍把自己看作是勝利者。

然而，在6月形勢開始改變了。歐洲開闢了第二戰場，司令部兩年半以來對歐洲戰事的優先考慮已無必要，對德戰爭的結束已近在眼前。在太平洋上，我軍已在塞班島登陸，這是預示日本終失敗的一個大行動。從那以後，我們的士兵便常常與日軍短兵相接。從新幾內亞的瓜達爾卡納爾、緬甸的阿圖、塔拉瓦和比亞克的戰鬥中，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與之競爭的是一個強悍可怕的敵人。

因此在1944年6月，對我們的敵人——日本的大量問題做出解答就成為重要的事。無論問題是軍事的還是外交的，也不管它出自政策還是事關散落於日本後方的傳單，每種見解都很重要。在這場日本發動的全面戰爭中，我們必須了解的不僅僅是東京當權者的目的和動機，不僅僅是日本的悠久歷史，也不僅僅是經濟和軍事的統計數據，我們必須知道他們的政府能從人民那兒得到什麼樣的依靠。我們必須試著了解日本人思想和情感的習慣，以及這些習慣的形成模式。我們必須要知道這些行動和看法後面的支持情況。我們必須把我們作為美國據以行動的前提暫時擱置一旁，盡量不草率地得出簡單結論，認為在給出的特定條件下我們會怎麼做，他們也會怎麼做。

我的課題頗有難度。美國和日本正在交戰，在戰爭期間譴責對手是容易的，但要試圖搞明白你的敵人如何用自己的眼睛看待人生就難得多了，而這件事又必須得完成。問題是日本人會怎樣行動，而不是假設我們處在他們的位置時我們如何行動。我必須把戰爭中日本人的作為加以利用，而不是把它們看成包袱。我必須觀察他們操縱戰爭的方法，而且暫時把它作為一個文化問題而非軍事問題來看待。同和平時期一樣，日本人在戰爭期間也是按他們的品性行事的。從他們處理戰爭的方式中可以得到他們生活和思維方式的什麼樣的特殊征兆呢？他們領導人的鞭策戰爭精神，打消迷惑、戰場用兵的方法……所有這些顯示了他們自認為可資利用的力量是什麼？我必須循跡於戰爭的種種細節，來搞明白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暴露自己的。

但是，我們兩國正在交戰的事實不可避免地成為嚴重的不利條件。這意味著我必須放棄文化人類學家重要的研究方法——實地調查。我無法去日本，生活在他們家裡觀察他們日常生活的負擔與壓力，並親眼看明白哪些是至關重要的，而哪些又是無關緊要的。我無法觀察他們在復雜事務中如何做出決定。我無法看到他們的孩子被怎樣撫養成人。約翰·艾姆伯瑞的《須惠村》是一個人類學家對一個日本村莊進行實地研究的著作，很有價值，但我們在1944年所面臨的關於日本的大量問題在寫那部著作時尚未被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