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與“轉基因” 

這裡談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且限於文化知識分子，即自身所學專業及後來乃至終生職業與文、史、哲領域密不可分的一類知識分子。

科技知識分子是另一類人。除了在人類處於科學知識蒙昧的時期，這一類人的發現、發明、創造曾與當局的意識形態控制尺度產生衝突，因而受到迫害——在歷史的多數時期，他們實際上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性質的當局所願倚重的人，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大抵會使國家和代表國家的當局大受其益而不是反過來。故他們的人生，通常不致過於可悲。這乃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事實，無須贅言的。

這裡談的“轉基因”，與方舟子之間爭論是非的“轉基因”毫無關繫，隻不過是借以比喻。他們爭得特別激烈之時，有記者要我表態，我拒絕了，由於當時我對“轉基因”食物的知識完全空白。現在，我也有了一些這方面的知識，故可以表態站一邊了。入口之物無小事，危害與否尚不明確的東西，當然以慎食為好。

言歸正題——培、魯迅、胡適、郭沫若為例，淺析中國文化知識分子之群體的思想“基因”的守與失，試看我們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文化成色的嬗變。

一、194培逝後，國內曾有報道言及聯合國亦表示了哀悼，充分肯定其在中國教育事業方面所做的卓越貢獻，認為對於教育落後的國家有示範性的作用。未經核實，姑且存歟。但以上兩點確合事實，當無爭議。

這裡且不談他的貢獻，單論其德。

當年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非尋常哀悼），頌其“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

以上懇詞包含以下諸意：

所以全國不分政治派別，“萬流景仰”。

馮友蘭認為他“是近代確合乎君子標準的一個人”。

儒家文化論及個人道德修養的全部內容，無非“君子”二字而已。

“可以托六尺之軀，可以寄百裡之命”“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志不可奪也”，“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道”——這些中國古代關於君子的標準培人生的不同階段，幾乎都不同程度地證明了。

馮友蘭由是稱贊他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表現”。

傅斯年的評價更全面些，他說：&ldqu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像已亡矣！”

魯迅兄弟的業師壽洙鄰說：“孑民道德學問，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之大度，可謂偉大矣。”

正因其具有“不擇壤流”，兼容並包之襟懷，連辜鴻銘也說：“現在中國隻有兩個好人，一培，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後，到現在還是保皇”。

不肯做培托病離朝，回到家鄉興辦新式學堂，先後主辦、創建了中西學堂、紹興府學堂、越郡公學、明道女校、稽山中學、嵊縣剡山書院、南陽公學。1902年，創建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愛國民校。1904年組織光復會，1905年參加同盟會。謙謙君子而研制炸藥，每欲以文人之軀換清廷大佬之狗命——想來真真令人心疼。

今日之國人，特別是青年，若對魯迅知之甚多培僅知一二，或全然陌生，實在是不應該的，也實在是知識方面的遺憾。

同在紹興，同在一條街上，魯迅故居車水馬培故居門可羅雀，可謂國人一大羞恥也。

世負斯人！世負斯人！

若有青年讀了我此書，且又去了紹興，我勸你們也培故居參觀。比之於魯迅故居，那裡未免冷清、寒酸。而比之於魯培則尤可崇敬也！

你們若果去了，勿忘代我深鞠一躬。

你們須知，你們中人所津津樂道的近代中國歷史上那些大師級的文化知識分子，幾乎都是受培人格與精神的感召的！

二、關於魯迅，我培為魯迅全集所做之序中的評語，甚為中懇：“先生閱世既深，有種種之不忍見不忍聞的事實，而自己又有一種理想的世界，蘊積既久，非一吐不快。”——這實際上等於替泉下的魯迅辯了“帶病態的人物”這一貶識。對於魯迅的文學成培推崇備至：“蹊往獨闢，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開山目之。”

魯迅生前，對是同培亦不乏文字譏諷。其逝培毫不計較，誠受其夫人重托，兩個月內遍閱魯迅遺著，潛心析思，方落筆墨，足見他的人格之可敬絕非虛名。

後來的魯迅研究者，每將其與胡適相比較，以撥高他的偉大。此種比較之法的失當之處在於，仿佛胡適很矮小，隻可做偉大之魯迅的陪襯人。我年輕時深受此種比較的影響，深信不疑。後來讀書漸多，始覺受蒙蔽矣。

我倒是每將魯迅與郭沫若相比較，結果一次又一次產生這樣的印像——魯迅與郭沫若在人格上肯定是不同的，在思想上卻曾十分地近似過。

我產生這樣的印像，乃因魯迅是格外贊賞尼采的。

尼采的所謂哲學，在我看來，無非便是“造反有理”那一套而已。又在我看來，他的“超人妄想”，分明是反眾生的。他幾乎一切都反，包括對宗教也乏敬意。但卻從不以文字或語言冒犯德皇——因其母親的家族中，有人深受皇恩，而且那恩澤及其身。僅此一點，作為“哲學家”便甚不靠譜了。

魯迅贊賞尼采的文學，不引也罷。

其雜文《這樣的戰士》中，有幾行字是：“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

他微笑，偏側一擲，卻正中了他們心窩。”

在《復仇》二篇中，魯迅一如既往地表達了他對看客們的極強烈的憎惡，不，那其實是憎恨，因極厭惡而極強烈的與痛苦同在的憎恨。

因憎恨而痛苦，這是魯迅那個時代幾乎唯他獨有的一種痛苦。他憎恨別人的悲運變成看客圍娛的現像，自己卻往往陷於同樣境況。

然而，無論我們對魯迅多麼理解，都難以否認他有思想特別偏激的方面，如他對中國歷史、中國字以及中醫全面而徹底地否定的言論。

如果說這也是一種“左”，那麼他與尼采可算是“國際戰友”；而與郭沫若，則可謂是思想上的“同志”，盡管他們彼此同等程度地排斥。

1949年前的郭沫若的“左”，尚在可以兼容並包的範圍；1949年後，郭的“左”的激昂優越感逐年熾烈。不但打倒任何曾屬同一陣營的人都是他必帶頭歡呼的，而且往往也親自口誅筆伐。

故，到“文革”時期，死了的魯迅的語錄，也有殊榮被印成“小紅書”，在紅衛兵和造反派中廣為流傳；活著的郭沫若的表態，往往意味著是代表中國全體文化知識分子宣告立場了。

兩個互無好感的人，因他們思想中的“左”的共同點，便都起了身不由己的作用。

在魯迅，那是完全無奈的，因為已無法抗議了。

在郭沫若，卻是另外一回事，起初出於自我證明，後來出於趨利避害的“明智”。

魯迅的“左”是由衷的，剛烈的，寧折不彎的，無絲毫取悅心理的正大光明的“左”；他極其鄙視利用的勾當和情願被利用的偽態。

所以魯迅在人格上與許多別的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左”是不一樣的。

在我看來，魯迅之“氣像”，寶貴而可敬的方面，似乎也終結於中國某些70年代文化知識分子身上了；不那麼可取的方面，卻反而似乎成了後人身上的“基因”現像……

三、相對於魯迅，胡適一向被大陸的歷史定義為近代以降“右翼”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領袖人物。

這麼定義自有其道理，因為連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都不曾是過一日，並且一向“效忠”於國民黨。

確乎，在國共兩黨之間，胡適是選邊站的。

但對他的態度卻也任性得可以——倘他肯留在大陸，那麼北京圖書館館長的位置便是他的；他選擇去了美國，於是上了“戰犯”名單，且排名極為靠前。

姑且不論他的政治立場選擇之對錯，單論其歷史作用與人格美點，我以為周、胡二人身上實在是有諸多相同之點。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那麼胡適就不是了嗎？肯定應該說更是的吧？他毫無疑問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啊。今天漢字能在中國較容易地達到普及，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能以現代漢字創作出越來越千姿百態的文學作品，能將越來越多的外國文學作品翻譯成人人讀起來輕松流暢的中文讀本，是不是應該對胡適心懷感激呢？

那在當年也是一件罵聲四起，很不容易取得成功的事。為其成功，他是不是也做到了“冷對千夫指，甘為孺子牛”呢？隻不過他做得相當淡定，未曾“橫眉”，也未曾“伏首”而已。他與志同道和者們所做那事，利益是超乎黨派、階級，功在國家與民族的。

胡適是有奴顏和媚骨的嗎？

當然也是絲毫沒有的——他與蔣介石之間一向以諍言、逆言平等討論問題的自尊自重的態度，足以說明此點。

他雖算不上是什麼“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他於“國統”時期，一再大聲疾呼民主、法制、言論自由、人權平等，難道不也等於是在不遺餘力地傳播進步思想嗎？

與魯迅的四處樹敵相反，胡適是團結每一個正派的好人而唯恐不及的——連瞧著他大不順眼的辜鴻銘，他也不願與其真的形成交惡關繫，而且終辜鴻銘基本上也算是被他團結了——因為辜鴻銘在他心目中並不是一個壞人。

當時及以後曾有某些人士貶損胡適“是個大鄉願”，在我這兒，視為“訾嗷&rdqu培的同類。

唐德剛說：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

我認為此評恰當，毫不過分。

但我更喜歡徐復觀評胡適的——“一個偉大的書生”。

此“書生”在社會學的主張方面堅決反對暴力革命，但又與堅決實行武裝奪取政權的共產黨的兩位高級領導人李大釗與陳獨秀友誼深焉。

他之反對暴力革命純粹是站在社會學的立場上而非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李、陳二位逝後，他將對他們的真摯的悼念文字印在自己新出版的書上。

他“書生”到寫信勸解散共產黨的武裝，以不流血的參與議會鬥爭的方式對抗國民黨的一黨獨大、一黨專制，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這當然是天真的，站著說話不嫌腰疼的——不流的隻會是國民黨的血，許多共產黨人卻肯定會肝腦塗地。

他也很反感蔣介石搞黨天下，反對“剿共”，認為共產黨當然不是“匪”，而是國民黨的公開的，有政治綱領、組織繫統和軍隊的“政敵”而矣；所以國民黨不但應該允許共產黨的合法存在，還應劃分給共產黨至少一個省，任其搞共產主義試驗——倘效果好，其他省有權力效仿。

因為他是一個影響力“偉大”的書生，而且又是由於真性情驅使的真天真，國、共兩黨纔都不忍心滅他。

他也真的憤慨於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曾斥曰：“所以老百姓纔紛紛投奔共產黨，拿起槍來反抗！”

他也會天真得相信謠言，見報上說共產黨入川後“大開殺戒”，致使幾十萬人頭落地，迫不及待地催促國民黨拯救四川，“該出手時就出手”——待明白自己上當了，復而對共產黨人所受的迫害表示同情。

共產黨逐漸擁有了大陸，天下定局分明，他卻偏要忠於他的政治主張一條道走到黑。

國民黨退至臺灣，他也不跟隨求安，於是“流亡”於美國。

蔣介石請他去臺灣出任“科學院”院長，一向清高的他反而去了。

他的想法是——知道你在利用我，但我正可利用你對我的利用，做我想做的弘揚文化民主之事。

已被共產黨宣布為戰犯了；也一再名列國民黨的黑名單榜首。

他對自己的處境心知肚明，卻終生無怨無悔。

大陸大張旗鼓地批他，他坦然面對。

蔣介石其實也巴不得他早點兒死，他也完全猜得到。

但他對兩邊任何一邊都絕無屈膝之態。

這是否稱得上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

當然的！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培、魯迅、胡適，他們其實有著一樣的骨質，並列於同一人格高度——不同的是他們的性格和思想主張。

而魯迅不願做“君子”——如絕不行小人勾當和反感成為人格榜樣——這乃是由於他之甚缺兼容並包的襟懷和長期糾纏他的“憎恨的痛苦”所決定的。

他們都是隻有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纔能僥幸存在的人物。

胡適的千年唯此一“書生”的文化“氣像”也是不可復制的——以我的眼看來，中國以後相當長時期內，胡適那種自由知識分子的“基因”，在文化知識分子們身上不會再現特征。

四、關於郭沫若，便沒有多說的必要了。

但郭沫若式的文化知識分子的“基因”，在中國當下及以後幾代文化知識分子身上，將還會是特征之一，由不同的人對當官（其實大抵是當管文化知識分子的官）這件事的不同感覺而決定體現得明顯與不明顯。普遍規律是，官位越高，特征越鮮明。

總體而言，中國文化知識分子之素質還是進步多了的，表現如下：

1、凡需表態（除非事關國土完整、國家分裂與否），都更願以低調為好。高調的、激揚文字的、嘩眾取寵意圖分明的表態，已基本上為文化知識分子所不恥。偏演此技者，定遭同類側目。

2、倘同類又上什麼名單，落井下石者鮮見矣。即或其言行的確與自己之見解或主張相左，也隻不過表示遺憾而已。若並未被要求表態，則大抵沉默。趁機充當棍棒，采取誅心之法，置同類於雪霜之境以博青睞者，更是少之又少了，近年鮮聞。並未絕種，但繁殖力大不如前了。

3、濾掉具體語境，對某同類之發言斷章取義，歸納成“黑話”，匿名或實名向有關機構打小報告，目的在於表忠取寵的現像也少了。我從青年時期便深受此種現像之苦，極厭之。如今此現像也並未完全消除，但同類之間的出賣確已被公認是卑鄙行徑了。工作性質的彙報卻還是常態——既是某些同志的工作，也就隻有理解萬歲。有的話別當人家面說纔好，你說了，使人家為難。不彙報，人家失職，可能要被問責；彙報了，人家覺對不起你。所以須懂事。這點道理，越來越多的文化知識分子開始認同。

在胡適們的時代，文化知識分子們為關注的乃是民族與民權問題。民生雖哀鴻遍野，文化知識分子們發聲的重點倒不在斯。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國情，不同時代的文化知識分子有不同的甘願自授的使命。

民生、民權——中國之文化知識分子，倘肩上的使命感怎麼也卸不下來，那麼在這兩方面還是有些作用可以發揮的。

寫到這裡，我更加培和胡適了——他們之教育興國、法制醫國，民主改良的努力路徑，不是幼稚，是不逢其時耳。

現在之中國，當然還是需要魯迅精神的；而我卻培和胡適的“基因”，在自己和同類們的言行中也有所現——人格上可敬起來，話語權便更大些……

2016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