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代序一安平秋 1

代序二程章燦 1

四庫學研究

從《四庫全書》纂修看乾隆整頓政治秩序張宜弘 

“四庫分類”中“易學兩棲”現像之再檢討

——以《左傳》“占卜”實踐演進為中心張永超 

清代前期宗教政策的學術映射

——以四庫提要“釋家類”為例劉敬 

朱筠上開館校書折子原因與折子條目試析張俊嶺 

紀曉嵐何以被稱之為“一代文宗”吳兆路 

簡論私家藏書對《四庫全書》的貢獻曾雪梅 

文源閣與《四庫全書》劉薔 

編寫二百年來《四庫全書》研究論著目錄的設想與實踐

——兼評《四庫全書研究論文篇目索引（1908—2010）》高遠 

《四庫全書》本研究

《四庫全書》底本刪改研究

——以《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為中心運宜偉李國慶 

稀見四庫存目書七種簡述江曦 

論汪氏振綺堂四世藏書及藏書目錄五種的編纂楊洪升 

洪刍《香譜》佚文考董岑仕 

論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春秋五禮例宗》差異懸殊杜以恆 

《國語》四庫荟要本校勘記疏補郭萬青 

魏鶴山治學特色管窺

——《四部叢刊》《四庫全書》本《鶴山集》比較研究
尹波郭齊 

《翠屏集》版本考朱夜明 

明朱升《尚書旁注》版本勘誤鐘雲瑞 

《續修四庫·集部》作者分布及原因的可視化分析吳思慧 

四庫提要研究

《四庫提要·經部總序》“公理”義初識鄧國光 

《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屬源流考徐勝利董恩林 

《四庫全書》中《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梳理及考證
王文琦 闫春新 

《四庫全書總目》對歷代禮器圖發展演變之總結考論張琪 

《四庫全書總目·爾雅注疏》考論瞿林江 

《四庫全書總目》“易緯”提要辨證張學謙 

《四庫全書總目》佛教訊息探論楊晉龍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提要點校辨誤馮英華 

張維屏與翁方綱及《四庫提要》李福標 

四庫提要尚書類辨證七則邢偉 

《四庫提要》本校法訛例錄述

——以史部提要為例王婷 

四庫宋人別集提要辨證四則闫現霞 

《四庫全書》集部提要訂誤十二則周忠 

餘氏《四庫提要辨證》訂補三則張淘淘 

文獻學研究

太極圖和中華法繫的初期形態黃震雲 

取镕經意鑄偉辭，駢儷勾連新風雅

——《詩經摘艷》刍議劉立志 

宋朝會要考略顧宏義 

小議黎恂《千家詩注》與俗本《千家詩注》魯秀梅 

南圖藏四庫底本上的私家藏書印江慶柏 

古文獻學入門讀物管見陳東輝 

後記

代序一本文為安平秋教授在“2019中國四庫學研究高層論壇”開幕式上的致詞。
安平秋

感謝主辦單位邀請我和我的同事吳國武先生來到南京師範大學參加“2019中國四庫學研究高層論壇”，使我們有一次學習的機會。看到會上兩大冊厚重的論文集，看到許多老朋友，也見到眾多新面孔，讓我們感受到學術上的深邃與老到，也感受到後起之秀的朝氣與犀利。

在清代乾隆年間纂修而成的《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大規模地整理歷代傳世典籍的重大行動，具有政治與文化上的雙重意義，而它在學術上的影響就更為深遠。《四庫全書》雖然有許多缺憾，但它有繫統、有條理的將古代至清初重要典籍彙聚為一，每書前的提要，對於研究中華文化的各國學者都極有價值。其後，自清代後期至今，圍繞著《四庫全書》這一主題，或補，或續，或辨訛，或正誤，或考訂，或研究，出現了一批成果，湧現出眾多學者，也形成了一門學問。這次會議的不少論文對此都有涉及與論述。我想補充說明的是，1986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將故宮所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全部影印出版，使人們得以看到一套完整的《四庫全書》和武英殿本的《四庫全書總目》，對今天“四庫學”的形成起到了推進的作用。今天，在全國範圍內，研究《四庫全書》的學者越來越多，對《四庫全書》的研究越來越深入，也逐漸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境界，比如有的學校建立了“四庫學研究中心”，有的辦了專門的“四庫學”學術刊物，有的召開了四庫學學術會議，有的以“四庫學”研究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項目立項。這些，都正在影響著“四庫學”研究的走向。

今天這次“四庫學”會議在南京召開，有它的特殊意義。從歷史上說，《四庫全書》的“北四閣南三閣”存藏地“南三閣”中有兩閣在江蘇（揚州文彙閣、鎮江文宗閣），這是歷史的眷顧，也是今天會議的學術淵源。近年來，在江蘇省委、省政府的領導下，由省委宣傳部具體組織的一項全省性文化發展戰略工程“江蘇文脈整理與研究工程”，正在積極實施中。《四庫全書》的研究也正是江蘇割不斷的文脈之一。而南京師範大學江慶柏先生的《四庫提要彙輯彙校彙考》在2015年又被批準為國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項目。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備。

這次會議的東道主南京師範大學是一所百年老校，它在古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領域有一批卓有成就的知名學者，其中有段熙仲、諸祖耿、唐圭璋、錢玄、孫望、徐復等老一輩大家，也有郁賢皓、李靈年、鐘振振、趙生群等當今名家，可說是群賢彙集。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古典文獻專業又是全國高校古委會繫統的古文獻學本科生五大人纔培養基地之一，辦學有特色，課程設置有章法，教師有真纔實學，學生功底堅實，這也為“四庫學”和古文獻學的研究提供了厚實的基礎。通過這次學術會議，南京師範大學的文科建設、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學術影響、南京師範大學古典文獻專業的深入發展，都會得到學術界的更廣泛的肯定和支持，強大與發展的前景無限。

感謝這次會議的主辦單位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南京圖書館、江蘇省古籍保護中心。感謝這次會議的會務組周到的安排和細致的工作。

預祝這次學術論壇圓滿成功。

2019年6月1日於南京

代序二

代序二本文為程章燦教授在“2019中國四庫學研究高層論壇”開幕式上的致詞。
程章燦

我很高興也很榮幸受到邀請，參加2019年中國四庫學研究高層論壇。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因為首先，我本人對四庫學沒有研究，而這個會議上來了國內外很多四庫學方面的專家學者，使我有機會向各位請教、學習，機緣難得。其次，正如高峰院長剛纔提到的，這個會議報到的學者就有140多人，提交的論文就多達110多篇，涉及四庫學的方方面面，很多論文光看題目，就讓我興味盎然，耳目一新。因此，我認為，這不僅是一次四庫學的高層論壇，也是古典文獻學科的學術盛會，這個學術盛會在南京、在南京師範大學仙林校區和南京圖書館召開，有著特殊的意義。

《四庫全書》是盛清時代為重要的文化學術成果之一。南京與盛清時代甚有淵源。在今天南京圖書館的對面，隔一條街，就是當年的江寧織造府，也就是康熙南巡時多次下榻的地方，“大行宮”的地名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在偉大的康熙皇帝面前，他的孫子乾隆大概也有一種“影響的焦慮”。既然他的爺爺喜歡住在鬧市之地，他就別出心裁地選擇住在山林之中，也就是離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隻有幾公裡遠的棲霞山。在那裡，兩江總督尹繼善為他興建了棲霞行宮，乾隆六下江南，有五次駐蹕棲霞山，分別在亁隆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這五次停留期間，他命名了棲霞山的名勝和棲霞行宮的建築，題寫了匾額，還撰寫了120多首古近體詩。這說明乾隆對南京是很有感情的。在他後一次駐蹕棲霞山的前三年，即乾隆四十六年，部《四庫全書》已經抄完，乾隆四十七年，他明確給內閣下達旨意，“增抄三分藏於南三閣”，於是，有了揚州文彙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揚、鎮、杭三城，自然是江南文化重鎮，但這裡避開了兩個重要的地方，一個是南京（江寧），一個是蘇州，這正是江蘇省得名由來的兩個城市。如果乾隆在南京也有一個曹寅式的愛卿，情況會不會有所不同呢？

當然，這隻是表面現像。實際上，我們可以找到《四庫全書》與江蘇、與南京的諸多因緣。四庫館臣中與南京有關的人不少，我舉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我說的是裘曰修。

從身份上說，他既是紀曉嵐的座師，又是早的四庫館正總裁。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他被任命為《四庫全書》館總裁，不幸的是，他當年就病故了，沒有實際參預其事。但是，《四庫全書總目》卷首，正總裁名下還列有他的名字，“原任經筵講官、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裘曰修”。裘曰修本人是江西南昌人，但他的母親是南京人，他本人多次往來南京，走水路必經燕子磯，他死後出人意料地被追認為燕子磯的水神。這是冥冥之中的緣分。

1983年秋天，我到南京大學鼓樓校區報到，開始跟隨程千帆先生攻讀碩士學位。入學的門課，是程先生親自主講的《校讎學》，程先生開列的批書目中，就有《四庫全書總目》。可以說，我的文獻學學習，就是從《四庫全書總目》開始的。很慚愧，那時候隻能閱讀《總目》，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看不到全本的《四庫全書》，隻能看到臺灣商務影印的《四庫全書珍本》，至於全套影印本《文淵閣四庫全書》，多年以後纔有機會看到。當時資料之有限，眼界之狹窄，回想起來，不禁愧嘆。今天不僅可以方便地讀到全套《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還可以看到文津閣影印本、文溯閣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四庫存目叢書》《四庫禁毀叢書》《四庫未收叢書》《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等所謂“四庫繫列”大型叢書也相繼面世，極大地擴充了四庫學的文獻資源。與此同時，四庫電子本以及相關的各種電子數據庫也相繼問世，“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流傳越來越廣，使用越來越方便。總之，研究資源的增益，文獻視野的開闊，研究領域的拓展，倒退三十多年前，這是難以想像的。

正是在這樣的物質文化條件下，我們看到，今天的四庫學研究，不僅橫跨四部，旁及七閣，而且深入到稿本、底本，乃至抄寫用套格紙等實物層面和物質文化層面的研究。明代末年的張岱，曾把南京城南的大報恩寺塔稱為“中國之大古董，永樂之大窯器”，《四庫全書》也可以稱為“中國的大古書，乾隆的大寶物”。

作為官方文化工程，《四庫全書》無疑是乾嘉學術的代表，乾隆無疑是《四庫全書》的靈魂人物。研究《四庫全書》，就是研究乾隆的文獻學思想，就是研究大清盛世的精神、物力、功令和纔略，“四庫學”研究所具有的綜合性、跨學科的文化學術意義是不容低估的。

帝有一篇賦中寫道：“夏始春餘，葉嫩花初。”在這樣美好的季節裡，我們聚會在一起，商量舊學，培育新知，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這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衷心祝願大會取得圓滿成功！衷心祝願各位同仁學術日新，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從《四庫全書》纂修看乾隆整頓政治秩序
張宜弘
（太原市圖書館，太原030024）

摘要： 乾隆在位期間，清王朝進入了全盛階段，達到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峰。在他的主持下，由紀昀、陸錫熊等纂修完成的《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的一部官修叢書。其纂修背景、纂修思想、纂修過程以及對著作的選刪標準等，無不體現了乾隆帝的治國理念和對社會秩序的認識和構建。本文從“王錫侯”案和“徐述夔”案著手介紹了乾隆帝整頓政治秩序的情況，旨在通過研究《四庫全書》的纂修過程進一步加深對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認識。

關鍵詞： 《四庫全書》整頓吏治政治秩序

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征書時開始算起，歷時近十年到乾隆四十六年方纔編定完成的部《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規模的一部叢書。《四庫全書》的纂修既是康乾盛世下文化繁榮的產物，同時又是乾隆帝從政觀念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的投射，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清中期乾隆帝借纂修《四庫全書》對政治秩序的構建。

1736年乾隆帝剛剛繼位時，清朝統治者入主中原已近百年。此時，王朝初期的朝氣與活力早已喪失殆盡，乾隆帝在繼位初期迎來的就是鄂張黨爭的局面。至乾隆帝纂修《四庫全書》之時，清朝官僚機器已然僵化，乃至於乾隆三十七年下令各直省督撫開始征書之時，百官受文字獄影響竟無人響應，隻有貴州巡撫覺羅圖思德在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收到諭旨，時隔半年後，於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回復道“黔省無可采書籍”。面對此種局面，纂修《四庫全書》不僅是乾隆帝為宣揚自己文治武功的形像工程，同時也是其整飭吏治的重要措施。

一、 朝廷對纂修伊始往返遲滯的斥責

乾隆帝在乾隆三十七年首次下詔令直省督撫、學政加意購訪書籍，一般被視為是纂修《四庫全書》的發端。在乾隆帝三十七年的諭旨中中國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頁。，我們似乎隻可見乾隆帝至意念典勤求，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之意。

但征書諭旨下發之後猶如石沉大海，並未驚起半點波浪，各直省督撫、學政似因前期文字獄的影響深恐獲罪於己而並未奏覆，隻有貴州巡撫覺羅圖思德在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收到諭旨後時隔半年於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回復道“黔省鮮有撰述，可邀聖明采擇”中國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頁。。乾隆三十七年十月時，乾隆帝面對各省督撫學政“曾未見一人將書名錄奏”的無人上奏局面時，似乎並未在意，仍下旨令直隸、河南、山東三省督撫采買刊書梨板。中國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頁。這表明乾隆帝似乎執意要纂修一部“沿流溯源，悉載全文”的叢書，並未根據臣工的“不反應”而改變。

而於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再次下令催促各省速行征書，在十月份諭旨中乾隆帝認為此事所辦“殊為推遲”的原因出於臣工的怠慢。因此其在諭旨中說道“或各督撫等因前後適遇調任，受代因循，未及悉心董率，又或疑陳編故冊，非如民生國計為刻不容緩之圖，因以奉行具文，徒致往返遲滯”中國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6頁。，並專門指出北五省與江浙地方為書籍多之地。

乾隆帝十月份諭旨下發後隨即得到各省督撫的響應，山東巡撫十月三十日收到諭旨，十一月初三日遵旨覆奏“數月以來，據各屬繳到書籍二十一種”中國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頁。，直隸總督十月二十七日收到，十一月初七日覆奏“通行各屬，於所在地方加意搜訪”中國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頁。。湖北巡撫十一月十三日收到，僅隔一天在十一月十四日就回復到“臣查本年三月接奉諭旨，當即檄行各屬加意訪覓，兼就郡邑志乘，廣為查購”中國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頁。。各省督撫、學政在收到乾隆帝催促購采遺書諭旨後，至多不超過一個月，短則一日（湖北巡撫陳輝祖）即立刻回奏。關於所辦遲滯的原因，各省督撫均解釋為“部帙無多，恐未周知”，如直隸總督上奏“伏思一省之大，搜羅日久，僅隻得書四部，且卷帙不多，恐屬訪求未遍，是以暫緩陳奏”中國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頁。。

此後，各省督撫雖紛紛響應乾隆帝訪購遺書的號召，但其所采進書籍大多均為聊以塞白。在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諭旨當中，乾隆帝說道“各省奏到書單寥寥無幾，且不過近人解經、論學、詩文私集數種，聊以塞白……卓然可傳者，竟不概見”中國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7—68頁。。為此乾隆帝在上諭中痛罵臣工“因循搪塞”，各省督撫“視為具文”，地方官“奉行故事”。乾隆帝認為各省觀望不前的原因在於：

必繫督撫等因遺編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違背忌諱字面，恐涉手干礙，預存寧略毋濫之見，藏書家因而窺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無謂也！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或傳聞異辭，或紀載失實，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觀，原不妨兼收並蓄。即或字義觸礙，如南北史之互相詆毀，此乃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又何必過於畏首畏尾耶！朕辦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於天下，豈有下詔訪求遺籍，顧於書中尋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中國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8頁。

在此道諭旨當中，乾隆帝指出官僚機器僵化的原因，各省督撫均恐所獻書籍違礙，從而降禍與身，因此畏首畏尾。此時乾隆帝極力渲染自身“辦事光明正大”，認為藏書家收藏其書為“甚無謂也”，在“違背忌諱字面”一事上，隻是“文人著書立說”不關政治，就是“字義觸礙”也隻是“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同時軟硬兼施，向天下臣工說明，如果此時不上書的話，那麼之後性質就轉變為“有意隱匿收存”，隨後乾隆帝再次點明江浙大省，並給予半年為限。

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次令各直省督撫學政訪購書籍，此時無人奏覆或時隔半年方為奏覆，這說明此時各省督撫並未將訪購書籍一事放在心上。隨著乾隆帝的再次降旨，各省督撫雖紛紛回應，但所采進書籍卻寥寥無幾，大多均為聊以塞白。地方大員此前長時間的無人回應和乾隆帝催促辦理之後均於短時間內紛紛響應，但訪購書籍卻寥寥無幾的情形，都顯示出地方大員往返遲滯、空言塞責的局面。纂修伊始就令乾隆帝大為惱火，同時乾隆帝也借此看到，隨著王朝的興盛，官僚機器正在逐漸僵化。為此乾隆帝借纂修《四庫全書》之機不斷整飭吏治，構建由清廷主導的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