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文化研究（第18輯）（2014年春）

內容簡介

本輯組織了“文本解讀與歷史反思”“福柯研究”兩個專題。前一個專題聚焦於以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為書寫對像的作品，圖把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結合起來，並通過對兩者的契合與錯位關繫分析，實現中國學術的理論與創新。後一個專題則為紀念福柯逝世三十周年而組織的文章，涉及福柯思想發展的不同階段以及福軻研究的不同階段，雖各有側重，但都非常具有看點，相信讀者會獲益頗多。

作者簡介

陶東風，男，1959年生於浙江。1991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繫，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繫教授、博士生導師，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中心兼職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兼職博士生導師，中南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文化研究》叢刊主編。

周憲，男，1954年生於江蘇南京。先後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繫（文學學士），北京大學哲學繫美學專業（哲學碩士），南京大學中文戲劇學專業（文學博士）。現任南京大學中文繫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校長助理、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院長、藝術學院院長。

周計武，男，1977年生，江蘇徐州人。現為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1999年畢業於徐州師範大學中文繫，獲文學學士；2002年畢業於徐州師範大學中文繫文藝學專業，獲文學碩士；2005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繫文藝學專業，獲文學博士。

主編的話【陶東風】

專題一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書寫與闡釋
紅衛兵小說的“不可靠敘述”——讀《晚霞消失的時候》【黃淑祺】
“新西緒弗神話”的可能——論閻連科的《四書》【龍慧萍】
試論莫言“文革”書寫中的“跑—追”遊戲
——以《豐乳肥臀》《生死疲勞》和《蛙》為中心的考察【李傑俊】
“文革”小說中的人性之惡與情境之責
——以劉恆的《逍遙頌》為例【呂鶴穎苗勇剛】

專題二福柯研究
主持人語【汪民安】
福柯法蘭西學院講座課程綱要（1971～1973）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著郭峰譯】主編的話【陶東風】

專題一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書寫與闡釋

紅衛兵小說的“不可靠敘述”——讀《晚霞消失的時候》【黃淑祺】

“新西緒弗神話”的可能——論閻連科的《四書》【龍慧萍】

試論莫言“文革”書寫中的“跑—追”遊戲

——以《豐乳肥臀》《生死疲勞》和《蛙》為中心的考察【李傑俊】

“文革”小說中的人性之惡與情境之責

——以劉恆的《逍遙頌》為例【呂鶴穎苗勇剛】

專題二福柯研究

主持人語【汪民安】

福柯法蘭西學院講座課程綱要（1971～1973）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著郭峰譯】

從國家理性到生命政治：福柯論治理術【汪民安】

真理的話語政治學：福柯論“直言”【杜玉生】

論懲罰：福柯與塗爾干【郭峰】

18世紀生命政治視域下的自由主義【張凱】

理解“事件”的兩條路徑——論福柯、德勒茲和巴丟思想中的事件概念【姚雲帆】

《瘟疫年紀事》中的“生命政治”書寫【王彥軍】

從委拉斯凱茲到馬奈的空間構形——福柯空間觀念轉型研究【孫婷婷】

其他論文

歷史?記憶?懷舊

——電影與電視劇對社會主義的重新書寫【魯曉鵬著楊慧譯】

文學史的文化研究：“再解讀”的言說歷程及話語分析

——以李楊的相關論述為例【李大恆】

醫生、主觀性與中醫知識傳統【彭牧】

1990年代前期的北京酷兒運動

——當代中國大陸性別亞文化的政治傳統【王昱】

前言

主編的話

陶東風和《文化研究》第17輯一樣，第18輯《文化研究》的個專題“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書寫與闡釋”，聚焦的仍然是以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為書寫對像的作品（四篇文章所分析的小說作品分別是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閻連科的《四書》、莫言的《豐乳肥臀》《生死疲勞》《蛙》、劉恆的《逍遙頌》等）。這些文章雖然觀點和方法各異，但是都體現對中國革命、中國當代政治的文學書寫實踐的濃厚興趣，並力圖把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結合起來，通過對兩者的契合和錯位關繫的分析，來實現中國學術的理論創新。在這裡，文學是一個切入口，對革命題材文學作品的解讀，是進入作者所關注問題的一個途徑。因此，與一般的文學研究不同，這些文章不僅是文學評論,而且是政治理論研究作品。主編的話

陶東風和《文化研究》第17輯一樣，第18輯《文化研究》的個專題“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書寫與闡釋”，聚焦的仍然是以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為書寫對像的作品（四篇文章所分析的小說作品分別是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閻連科的《四書》、莫言的《豐乳肥臀》《生死疲勞》《蛙》、劉恆的《逍遙頌》等）。這些文章雖然觀點和方法各異，但是都體現對中國革命、中國當代政治的文學書寫實踐的濃厚興趣，並力圖把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結合起來，通過對兩者的契合和錯位關繫的分析，來實現中國學術的理論創新。在這裡，文學是一個切入口，對革命題材文學作品的解讀，是進入作者所關注問題的一個途徑。因此，與一般的文學研究不同，這些文章不僅是文學評論,而且是政治理論研究作品。

這樣的研究路徑是我近年來所鐘情的。我覺得，如果運用得當，文學作品分析和政治理論研究能夠形成一種對話關繫，能夠互相激發，相得益彰。一方面，政治理論能夠為解讀文學作品，特別是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提供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對文學作品的解讀，也可以幫助我們糾正一些既有的政治理論結論，包括西方政治學理論中的結論。比如，很多人認為“左”傾時期的中國是一個“集權社會”，其特征之一是社會生活的高度意識形態化。但通過對張愛玲小說《秧歌》、李銳小說《無風之樹》等的解讀就可以發現，其實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農村，很多人已經對意識形態采取了應付、敷衍、表演的態度，或者從實用主義角度加以利用，為我所用地實現某些非意識形態化的目的。雖然大家都把“革命”“階級鬥爭”“共產主義”等掛在嘴上，但是實際上很多人不在乎也不理解這些術語的含義。李銳的《無風之樹》反復寫到矮人坪的農民對革命、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這套宏大理論或意識形態話語，其實沒有任何興趣，也非常隔膜，甚至處於徹底的無知和不解狀態。開黨員大會時，大家都在那裡抽煙、聊天、睡覺、納鞋底、打呼嚕。這很像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分析的捷克在後斯大林時代的景像：蔬菜水果店老板每天在自己的窗口掛一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但是這不過是一個應付官方的表演。這就表明即使在高度政治動員的時代，也已經出現了後集權社會的因素。意識形態在革命動員中的力量、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滲透程度，實際上被很多歷史學家、理論家和作家想當然地誇大了。

相比於政治學和歷史學等社會科學對中國當代政治現像的研究，從文學的角度切入，有獨特的優勢，可以彌補其他研究的不足。比如，歷史學、政治學關注的大都是制度、大事件等，使用的材料多是官方文件、社論，研究者經常會忽視大眾的日常生活、心理活動，忽視歷史的細節；而這恰恰是文學作品的優勢所在，因為其呈現的是人們非常具體的存在狀態、日常生活、心理活動，為我們透視歷史打開了一扇特殊的窗口。通過文學作品，我們可以看到處在大歷史中的個人的生存狀態，並借此來反思歷史學、政治學研究中的既有結論。

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對文學作品的解讀不能直接跟政治理論接通，不能將作品和理論機械地對接起來，而應該進入文學作品內部，從其語言、敘事、結構等形式角度切入。其他文學研究者也關注作品的形式特征，但我與他們不同的是：他們主要是從審美上去研究形式，而我關注的則是文學形式的政治性內涵。在我看來，不僅文學作品的主題傳達的世界觀具有政治性，而且其形式也具有政治性。此外，其敘事方式無不打上了政治的、權力的、意識形態的印跡。

第二個專題是關於福柯的。福柯是對當代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的西方後現代思想家，而今年恰好是福柯逝世30周年。組織和編發這組文章是對福柯的紀念。福柯的作品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被大量引入中國，並產生了巨大影響（或許沒有第二個西方後現代思想家可與之比肩），並且中國學界對於福柯的接受已經超越了翻譯介紹的層次，或者說，福柯思想已經深刻影響到中國學者對於本土問題的重新認識和理解。

正如本專題的主持人汪民安教授所指出的，對福柯的研究大致上經歷了四個階段：階段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集中在對福柯考古學和譜繫學的研究，“知識—權力”概念、“話語”概念、“規訓”概念是人們談論的中心。第二階段是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的，人們將興趣放在福柯的《性史》第二、第三卷上。第三個階段是從1990年代開始的，這個時候，人們開始轉向研究福柯的“生命政治”。由於福柯“法蘭西學院講座”講稿的陸續出版，“生命政治”問題越來越顯示它的重要意義。“對生命政治的關注，在新世紀重新掀起了福柯研究的熱潮”（汪民安語）；隨著福柯在法蘭西學院後幾年的講稿在近年的出版，人們開始重新注意福柯的古代哲學研究，於是福柯研究進入階段，即第四個階段。“古代哲學對福柯來說，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對今天人們對美的生活的追求仍舊具有啟發意義。”

本專題幾篇文章的作者，既有福柯研究領域的資深學者如汪民安，也有這個領域的新銳學人。他們的文章涉及了福柯思想發展歷程和不同階段的福柯研究，各有側重，各有自己的角度和看點，相信讀者會各有收獲。

本輯刊發的其他幾篇論文也值得在此推薦。魯曉鵬的《歷史?記憶?懷舊——電影與電視劇對社會主義的重新書寫》，著重研究近年來一類特殊的懷舊主題——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的重新書寫——作品。文章通過對電影《我的父親母親》《洗澡》《誰說我不在乎》《陽光燦爛的日子》和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及攝影作品《他們》等一繫列代表性文本的解讀指出，在消費文化盛行和商品經濟蔓延的今天，對以往社會主義的懷舊與記憶是一種價值取向的重新定位。李楊、蔡翔等學者所進行的“再解讀”實踐，作為文化研究在文學史領域的嘗試，萌發於1990年代，興盛於21世紀，引發了學界關注。李大恆的《文學史的文化研究：“再解讀”的言說歷程及話語分析——以李楊的相關論述為例》聚焦於這一現像，認為21世紀的社會文化語境為“再解讀”的價值關切提供了出場條件，同時也將其內在的話語邏輯的困境暴露出來。彭牧的《醫生、主觀性與中醫知識傳統》通過對中醫歷史典籍和當代文本的共時性分析與比較，考察了醫生身體在歷史悠久的脈診、針灸等診斷、治療方法中所扮演的角色，揭示了中醫話語傳統對醫生身體經驗與主觀性的強調，是“身體—文化—權力”這一文化研究範式在中醫研究領域的一次有趣實踐。王昱的《1990年代前期的北京酷兒運動——當代中國大陸性別亞文化的政治傳統》，結合北京酷兒運動經驗，質疑了近年興起的“酷兒中國”研究領域存在的國家主義傾向。

後我要向讀者致歉的是，第18輯《文化研究》（2014年?春）本該在2014年3月底出版，但由於我們工作上的失誤，致使出版時間嚴重推遲，我們以後一定盡力避免此類現像的再次發生。

2014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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