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韓愈簡介

二、韓愈與潮州文化

（一）唐代的潮州

（二） 韓愈在潮州的作為

（三）韓愈在潮州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四）韓文在潮州的傳播及影響

（五）有關韓愈的民間傳說

（六）昌黎與大顛

三、韓愈在潮州的遺跡

（一）白鸚鵡賦碑

（二）鳶飛魚躍碑

（三）靈山寺留衣亭

（四）祭鱷舊址

（五）馬嘶岩

（六）韓崠籠雲

（七）叩齒庵

（八）韓木

（九）曹娥碑題名

（十）謁少室李渤題名

（十一）天慶觀木龜

四、潮州紀念韓愈的文物勝跡

（一）潮州韓文公祠

（二）昌黎舊治坊

（三）泰山北鬥坊

（四）景韓亭

（五）韓江韓山

（六）昌黎路

（七）城南書莊 韓山書院

（八）思韓堂

（九）盍簪亭 南珠亭 八賢堂 九賢堂

（十）仰韓閣

五、韓愈貶潮詩文彙編

（一）文

（二）詩

六、歷代詠韓詩文、史料選輯

（一）唐代

（二）宋代

代

（四）明代

（五）清代

後記（初版）

跋（二版）

後記（增訂本）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兩廣總督吳興祚參謁潮州韓文公祠後，題詩勒石，其後半謂：“文章隨代起，煙瘴幾時開。不有韓夫子，人心尚草萊。”在這位吳制臺心目中，若非韓愈被貶來潮，潮州民眾將無法擺脫蒙昧狀態。這當然是高度誇張、近乎神化的詩歌語言。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潮州文化發展史上，韓愈確實有過獨特的、不可低估的貢獻。對此，大量的文獻、碑刻實物，皆言之鑿鑿。而“江山易姓為韓”的事實，更是韓愈在潮人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好證明。

——韓愈與潮州文化

平心而論，韓愈在潮州的作為，並非驚天動地的壯舉。論政績，他或許還不如後代那些築城、修堤、造橋的官員；論權位，他生前的職務不過是侍郎，遠不及歷代來潮的名公巨卿；論任職時間，他更似匆匆過客。但是，在潮州發展史上，韓愈的地位，對後代的影響深遠。正如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所說的：“公去國萬裡，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淒愴，若或見之。”“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之所以如此，當有深刻的原因。

首先，韓愈的治潮方針順應了歷史的潮流，因此他成為潮州發展史上一位承先啟後的轉捩性人物。在漫長的古代社會中，儒家學說一直是統治者的精神支柱，是確立與維護統治秩序的指導思想。唐代是封建社會高度發展的時期，但就全國範圍而言，這種發展是很不平衡的。特別是那些“山高皇帝遠”的邊緣地區，往往成為封建鏈條中的薄弱環節。因此，作為儒家道統繼承人、儒家積極用世精神體現者的韓愈，從儒家立場出發而制定出來的“以德禮為先，而輔之以政刑”的治潮方針，既符合大一統國家的根本利益，又對健全潮州的統治秩序，發展經濟、文化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對此，明宣德年間的潮州知府王源有過中肯的論述。他稱頌韓愈：“學吞魯生，賢負伊鼎；文則變雅，行乃規物。其為政也毅以斷，其律身也耿而剛。”“刺潮八月，興學範民；存恤孤茕，逐遠惡物。”“撥偽反真，剔腐除蠹，以興典憲；進諫陳謀，秋霜凜冽。使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致理，鬼神革奸；人道益明，儒道益尊。”（《增修韓祠之記》）正因如此，千百年來，韓愈被歷代治潮者視為典範，當成學習的榜樣，甚至奉若神明，也贏得了潮州士庶的深切懷念和頌揚。

其次，韓愈治潮措施得當，成效斐然。他對潮州的貢獻是振興文教一事。如前所述，潮州興學，非自韓愈始，但因主事者舉措不當而難以持之以恆，以致韓愈蒞潮時，“此州學廢日久”。韓愈高明的地方在於，大膽啟用當地人纔主持學政，從而使文教事業不會因主管官員的變遷而受到影響。這一決策可以說是開潮州風氣之先。在趙德及其繼承者們的辛勤努力下，潮州文教終於得到持續穩定的發展。

“學校和人纔的關繫，自古以來就非常密切。孔子在魯國推崇‘有教無類’，因之東魯人纔就出得很多，直到西漢之初，學者還多數來自東方。”但人纔的培養又絕非朝夕之間所能造就者。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到北宋時期，潮州遂贏得了“海濱鄒魯”的美譽，成為一個人纔輩出的邊城。南宋乾道年間的潮州太守曾造曰，潮州文物之富，始於唐而盛於宋，因為“爰自昌黎韓公以儒學興化，故其風聲氣習，傳之益久而益光大”。這是“學校作成積習之所致也”這些話，可說是中肯地評價了韓愈在潮州文化發展史上的傑出貢獻。

正因為韓愈興學的做法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體現了潮州人民群眾尊重知識的心願，為迅速起步的唐代潮州經濟注入了旺盛的精神活力，所以歷代治潮者奉韓愈為表率，皆以興學為首務。至南宋時，除州學、縣學外，潮州已正式設立公兩所書院。當時潮州的人口總數隻有14萬多人，而每科參加考試的士子多時竟達1萬多人，比例達到14∶1。登進士第者也從唐代的3名激增至172名。間修成的《三陽志》以自豪的口氣說：“潮二書院，他郡所無；文風之盛，亦所不及也！”因學韓而興學，在興學中益尊韓，這一良好的風氣形成了良性循環，而韓愈在潮人心目中的地位也隨之與日俱增。

此外，韓愈作為一位政治上受到打擊，自身難保的罪臣，盡管家庭和個人都遭受到諸多不幸和磨難，但是他不消沉頹廢，不肯沿襲“大官謫為州縣，簿不治務”即躺倒不干的陋習，反而不遺餘力地為地方做好事，這種積極用世的精神，也是其贏得後人景仰的重要原因。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輝煌地位，加上宋代大文豪蘇軾的極力推許，亦是韓愈在潮人中影響至巨的不容忽略的因素。在潮州，士人學子固然尊韓，農工也不例外，而商界甚至把他奉為不祧之祖。現存蘇州、立於康熙初年的《潮州會館記》雲：“我潮州會館……敬祀靈佑關聖帝君、天後聖母、觀音大士。已復買東西旁屋，別祀昌黎韓夫子。”商務組織中尊關帝、祀天後、拜觀音，到處皆然，而奉祀韓夫子，實為潮商所獨有。韓愈在潮州各階層人士心目中的地位於此可見一斑。

“去京華萬裡，化蠻煙瘴雨，胥澤詩書，從此遂稱名郡。”韓愈在歷史文化名城潮州的形成和發展上，特別是在其文化史上，確有不容抹殺的地位和影響，以至於潮州山水易姓為韓。自宋代以來，對韓愈的評價，見仁見智，眾說紛纭。毋庸置疑的是，在歷代潮州尊韓活動中，確也夾雜著宣揚天命王權、神化名人、維護綱常名教等文化糟粕。但是，後人的尊韓是一回事，韓愈治潮又是一回事。作為有時代局限的官吏、文人，韓愈當然不可能超越歷史。但隻要他的所作所為有助於當時社會的發展，我們理所當然給予他應有的肯定。

——韓愈在潮州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