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胡文輝）

“我國國學家中的知科學深者” ——毛子水購讀的數理科學書刊

國圖的毛子水外文舊藏

毛子水與《伽利略全集》

傅斯年與康德

傅斯年與尼采

康托爾的藏書

浦薛鳳的外文舊藏

威廉· 詹姆斯的兩冊藏書

一冊蕭公權的外文舊藏

嚴復與柏克

嚴復與卡萊爾《法國革命史》

潘光旦批注的一冊白璧德著作

《劍橋與蘭姆》——一本書的流傳史

姚從吾西方史學藏書點滴

朱利安· 赫胥黎與胡適

阿裡斯托芬《鳥》的翻譯及其他

書痴奧斯勒

荷蘭愛書人弗修斯

英國史家休· 特雷弗— 羅珀的世界

知堂藏書聚散考

後記

後  記

收到這個集子裡的文章大都是這八九年來所寫的關於學人舊藏的文章，無裨學問，隻增談助而已。而且好文如海，能者輻輳，正如大海之濱，“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揚雄《解嘲》）。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文章，反而顯得有它不多，沒它不少，處於一種可有可無的境地。可是敝帚自珍，自我安慰說，盡管沒有什麼新觀點，也還有些新材料吧，無論如何或許有點兒用處，因而斷章取義，以《乘雁集》為名來警策自己了。胡文輝兄認為這個書名太泛，曾建議考慮《嫏嬛求索錄》或《檢閱錄》，不過我覺得書名太高雅，自己這幾篇小文實在當不起，就先用這個名字吧。

集中文章分四部分，部分是所謂“圖書館考古”（老友高山杉語）的成果，都是2013 年以來在國圖提外文舊書時，對其中一些書籍的原藏者（大多為近現代知名學者）及其入藏經過的文字考證，因為視野有限，材料不豐，文章寫得比較枯燥乏味。而胡文輝兄曾給予鼓勵說：“通過藏書挖掘學人的閱讀史、知識史（學術積累）方面，幾乎是沒有什麼人做的事，盼繼續前進，勉之勉之。”其實在學術史中，對學者的藏書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國內外的研究者已有很多成果。這裡的文章依托國圖的外文收藏，所收集的材料或許能為一些研究者提供進一步探究的線索。

第二部分，是自己在北京舊書店與舊書市場淘書時的一點兒收獲。2000 年以來，因為興趣所在，幾乎不間斷地跑潘家園、北大周末書市、中國書店等地方，以及地壇等春季秋季書市，或多或少買到一些學者的外文舊藏，經過翻查資料，做了一點兒小考證。而第三部分則是一些介紹西方學者軼事及藏書故事的文字，都是近年來讀書的筆記，無所發明，權當普及知識。還曾想過寫寫謝靈頓（Sir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喬萬尼·奧利斯帕（Giovanni Aurispa）這些愛書人的故事，等以後資料收集全些再動筆不遲。

後一部分就是周作人現存外文藏書的初步調查，其實也是“圖書館考古”的一部分，早還是高山杉提起他從國圖借過一冊周作人舊藏的希臘語讀本，我因而開始參照知堂文章及其日記在國圖外文基藏庫裡繫統查找他的舊藏。自2015 年3 月起至今，費時五年。而且為了考察知堂被捕的經歷與藏書進入國立北平圖書館的經過，我又閱讀了民國報紙的縮微膠卷，把其中有用的信息進行了收集彙總。可言之無文，卑之無甚高論，隻能作為資料彙編供大家參考。文中一部分是讀民國舊報時的收獲。當時舊報的副刊有大量的材料，也是不少學者文章的首發之處。

閱讀學者收入文集的文章，與讀他初發表在報紙刊物上的感覺完全不同，算是對文章產生與發表的歷史背景的還原，這點其實對於研究非常重要。收入文集好比入住單間，是與他不同時期寫的文章比。而在報章雜志時，就像睡通鋪大炕，是與同期或前後期的一群學者比，所以就會有不同的閱讀體驗與感受。因而比較學者報上發表的文字與正式刊本的異同就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如呂思勉等學術札記在報上發表的篇目內容與時機，就很值得探討。現在研究周作人的文章不少，如果把它初發表的時間與當時報上的時事結合起來，進行研究解讀，也同樣會有不少發現，更會明白周作人寫文時的心跡與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