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輯  禮義
禮的形成  
禮的結構  
禮義為本  
建中於民  
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  
禮以樂合  
禮樂教化
  
第二輯  禮儀
禮有五經  
禮始於冠  
禮本諸婚  
重於喪葬 
尊於朝聘  
和於鄉射  
軍征之禮
  
第三輯  禮制
禮制  
禮器  
禮數  
禮容  
禮服  
禮物  
禮俗  
禮制建築
  
第四輯  禮度
禮度  
制禮  
禮崩  
作樂  
樂壞  
禮不下庶人  
禮下庶人  
因俗為制  
移風易俗  
禮法合治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中國是“禮義之邦”，還是“禮儀之邦”？
    這要先從“禮”的含義說起。禮是古代中國建構社會秩序的根本原則，其按照道德認同和人文精神對人的行為進行約束、對人的心性進行引導，以推動社會向著更文明的方向發展。禮借助於外部形式所確定的行為規範是禮儀，為維護行為規範而使用的器物是禮制，蘊含在行為規範之中的道德認同與人文精神是禮義。
    《儀禮》記載了早期中國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士喪禮、喪服、既夕禮等禮儀活動的程序，約定了人在特定社會活動中的行為方式。《周禮》描述了早期禮儀背後的制度形態，尤其是職官體繫，設計了各級官吏在禮儀活動中的具體職責，記述了眾多禮儀用品的使用制度。《禮記》解釋了諸多禮儀的含義，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等，闡釋了禮儀和禮制的用意，強調在看似繁瑣復雜的禮儀活動中，蘊含著特定的道德賦義。《儀禮》《周禮》《禮記》合稱為“三禮”，繫統說明了禮義、禮儀和禮制的基本形態。
    禮儀與禮義的區分是明顯而清晰的。禮儀是禮的儀程，禮義是禮的內涵。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儀式化的活動，如開學典禮、結婚典禮、成年禮以及運動會的開幕式等，都有程序化的儀式安排，這是禮儀。所有禮儀活動或者禮儀程序的背後，都蘊含有特定的道德認同、價值導向、文化傳統和人文精神，這是禮義。禮義是所有禮儀形式的內在規定，禮儀尊重並體現著禮義的原則和精神。如果說，禮儀是禮的形式，禮義則是禮的本質。
    古代中國的國家治理、社會運行、道德認同和價值判斷等綜合起來的公共原則，凝聚為禮義。這些公共原則轉化為社會秩序、行為規範，便是禮儀和禮制。借助禮儀和禮制，可以從外到內約束人的心性，《尚書》言之為“以禮制心”；將心性修為的成果轉化為由內到外的自覺行為，即是儒家推崇的“禮樂教化”。由此，禮義是禮的內在規定性，也成為了禮儀和禮制建構的基石。
    早關於“禮義之鄉”的記載，出自《史記·三王世家》：
    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
漢武帝晚年，戾太子劉據因遭巫蠱之禍，起兵造反，後失敗自殺。漢武帝又未立太子，燕王劉旦上書要求來宮殿護衛。此言一出，漢武帝就明白了，劉旦這是想來出任太子以繼承皇位。劉旦本一介武夫，有勇無謀。漢武帝一直對其不屑一顧，他現在也居然想來當太子，這立刻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將劉旦的上書扔在地上，大罵一通，把他派來的使者斬首，以示警告。在這裡，漢武帝提到的“禮義之鄉”，是對齊魯地區的一種代稱。
    西周初期，魯國是早用禮來進行社會治理的諸侯國之一。周公制禮作樂，其子伯禽封魯之後，移風易俗，推行禮治。春秋時，晉國大夫韓宣子訪魯，參觀了魯國所傳的典章制度，感嘆說：“周禮盡在魯矣！”
《春秋左傳正義》卷四十二《昭公二年》，《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2頁。魯國按照禮義原則與禮儀制度來治理國家，尊重仁、義、忠、信、孝、悌等道德觀念，用禮樂教化百姓，形成了良好的社會秩序和文化傳統。楚漢之爭時，項羽封在魯地。項羽被殺後，魯人堅持不降，忠於項羽。直到劉邦命人將項羽首級送到魯地，魯人按照禮儀安葬了項羽，纔接受了漢王朝的管理。
    齊與魯並稱為“禮義之鄉”，在於齊國也重視禮。春秋中期，管仲輔佐齊桓公，將“禮義廉恥”作為“國之四維”，強調一個國家應該以禮、義、廉、恥為原則。其中提到的禮義，便是讓百姓形成道德認同，尊重社會秩序，外守禮節，內知廉恥。禮節是禮的精神原則和行為方式的結合，廉恥是按照禮義原則形成的價值判斷，由此凝聚社會共識，維持公共秩序。
    魯重視禮樂教化，齊重視禮義廉恥，齊魯便形成了由道德原則確定的社會規範。這些社會規範既能約束個人行為，又能作為社會事務的評判原則，使得齊魯地區形成了不依靠國家力量約束的社會自運行體繫，保持著良好的民風民俗。漢武帝稱之為“禮義之鄉”，正是肯定齊魯地區的百姓能夠遵守禮的原則，言談舉止合乎規範，社會生活井然有序。
    其實，戰國時期已經以“禮義”來形容魯人的特點。《莊子·田子方》中記載溫伯雪子入齊，路過魯國時拒絕見魯人，理由是：“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溫伯雪子回來路過魯國時，又有人請見。溫伯雪子連續兩天見了魯人，回來嘆息，弟子問其緣故，他說：
    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嘆也。
王先謙：《莊子集解》卷五《田子方》，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77頁。
這段談論以溫伯雪子的見聞，說明魯人在待人接物時有特定的行為方式，是為禮節；勸告和教誨的語氣也不相同，是為禮容。溫伯雪子覺得魯人進退有一定規矩、說話有特定方式，感嘆魯人隻守外在規矩方式而不懂人心。這表明此時的魯國已經遵照禮義形成了特定的行為規範和通行的社會風尚。因此，溫伯雪子便以“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概括自覺堅守禮義的區域。
    兩周時期，“中國”是一個區域概念。初是指周王直接管轄的王畿地區，後來逐漸擴大到周王朝管轄的主要區域。現在看到早提到“中國”的考古資料，是西周銅器何尊銘文中所言的“宅茲中國”。這裡的“中國”，指的是洛陽地區。隨著周王朝的發展，“中國”所指的區域逐漸擴大。《尚書·梓材》言：“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中國”指周王室統治的核心區域。《詩經·大雅·民勞》中說：“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其中的“中國”，指代周王朝統治的核心區域，包括齊、魯、衛、唐等諸侯國；“四方”則指周王朝的周邊區域，包括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等。
    溫伯雪子所說的“中國”，是包括魯國在內的周王室統治的核心區域，那裡人人明乎禮義，待人遵守禮儀。在莊子學派看來，中國與周邊區域的區別，是中國按照禮義來建構社會秩序，以禮義作為道德準則進行價值判斷，與周邊區域形成了差別明顯的文化傳統。
    溫伯雪子“陋於知人心”的評價，體現了儒家與道家的學術分野。道家倡導保持人的天性，天性不受後天的約束和改造。與天性相符的人心，應該是不受塵俗污染的赤子之心。道家更注重隨心所欲，認為禮義約束了人的天性和赤子之心，讓人不能道法自然，自由自在。其實，儒家也關注人心，但多從先天道德來理解人的心性。孟子認為人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分別形成了仁、義、禮、智，作為道德認知。在儒家學說裡，人心合乎仁、義、禮、智，體現著人不同於動物的屬性，表現為人性之善。道家從自然的角度來理解，人應該尊重自我，少些外部約束，過多的約束會忽略人的自我要求，成為自在的負累，認為禮義約束了人的天性。儒家則從社會的角度來理解，認為社會之所以形成公共秩序，正在於禮義的約束，認為體現群體共識的禮義，比體現個人要求的人心更為重要。
    禮的設計原則是“因人情而為之節文”。
何寧：《淮南子集釋》卷十一《齊俗訓》，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784頁。“節”是節制，“文”是文飾。人有各種各樣的感情體驗，若要形成穩定的心性，要形成合理的秩序，必須要讓情感體驗能夠合理生成，得以適度表達，這就需要適當的節制與文飾。人有食、色的需求，這些需求既然合理，就要有節度。對這些需求進行必要約束，便是“節”。如喫飯時要按照座次入座，上菜後要先奉至長輩、賓客面前。通過節制來約束人的爭奪、占有、貪婪、隨意，強化並倡導合理的、規範的行為，將之提煉、升華出來，用儀式化的方式促成有序的社會交往，就是“文”。用節制約束，用文飾引導，就可以為社會秩序、個人行為提供一個外在尺度，為社會運行提供一套行為規則，為心性修為提供一個參照標準，這便是禮。這些尺度、規則、標準所體現的道德認同、價值判斷和人文精神，則是禮義。
    經過了周禮的規範，中國的廣大區域形成了以禮義作為原則的社會秩序。禮義也就成為道德行為的內在要求和外在規範。漢六年（前81），李陵在《答蘇武書》中說自己：
    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
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李陵率軍北征匈奴，戰敗後投降。漢武帝誅其家族，李陵知道無法歸漢，遂在匈奴娶妻生子。後來，李陵見到了出使匈奴被扣留的蘇武，勸蘇武投降。蘇武卻不為所動，仍然持漢節牧羊。漢昭帝時期，匈奴與漢朝交好，同意蘇武回國。李陵寫信送別蘇武，言及自己老母被戮，妻子被殺，不能歸漢。而蘇武回去後，必然會受到尊榮，李陵由此感慨自己卻隻能留在匈奴。李陵是李廣的孫子，李廣是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人，李陵說自己“身出禮義之鄉”，不是說自己在齊魯長大，而是說自己在中國長大，沒想到終卻接受匈奴習俗，變成了戎狄之人。可見，西漢時用“禮義之鄉”來指代中國，其含義是遵照禮義來確定行為規範的區域。
    東晉範寧注《谷梁傳》時說：“中國者，蓋禮義之鄉，聖賢之宅，軌儀表於遐荒，道風扇於不朽。”
《春秋谷梁傳注疏》卷二十《哀公十四年》，《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頁。認為中國之所以與戎、狄、蠻、夷有別，在於其按照禮的原則和精神來治理。其所言的聖人，包括周公和孔子。周公制禮作樂建立了禮儀制度，孔子克己復禮推崇禮樂教化。“克己”是克制內心的私欲，“復禮”是恢復禮樂的精神，主張恢復周朝以禮治國的傳統。範寧所言的軌儀，指的是規則和儀式，是禮儀的外在形式。規則和儀式中體現出的禮的精神，涵養了道德認同，凝聚了價值共識。
    禮義維持的是道德認同和價值共識。人借助儀式能夠形成共同情感，通過共同情感形成道德認知，當道德認知被作為判斷事物的依據時，就可以作為價值共識。禮之所以能塑造人，正在於其將道德原則轉化為行為準則，通過行為方式來維持道德自覺。孩子從小參加各種各樣的家庭活動，會培養出對家人的親情。參加社會活動，會形成特定的情緒體驗。如在升旗儀式中產生的莊嚴感覺，在參加婚禮時形成的祝福心態，在參加葬禮時感受的肅穆氣氛，正是基於情感體驗而形成的情感認同。父親出遠門時，孩子隨母親送別，說“爸爸早日回來”，這一做法不僅強化了父子感情，也會養成待人接物的良好方式，體現著道德原則和行為方式的合一。
    南北朝時用“禮義之邦”來指代中國。《晉書·苻堅傳》載：
    呂光發長安，堅送於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
十九年（383），呂光發兵征討西域。苻堅送行時，言及西域地區沒有按照禮義進行治理的傳統，與內地不同。周朝以周王室所在的王畿地區為中心，將天下分為五服。其中的荒服是指王朝統治之外的邊遠地區，隻要給周王朝進貢，表示認同周王，可以不改變飲食、服飾的習慣與制度。苻堅叮囑呂光對西域的治理，要恩威並用，推行禮樂教化，纔能實現長治久安。
    因此，“禮義之邦”的含義，特指按照禮的精神來治理的區域，其既可以指代一個地區，也可以指代一個國家。北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鋻》中評價東漢破先羌，對“禮義之邦”做了清晰的界定：
    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
司馬光：《資治通鋻》卷五十六《靈帝建寧二年》，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1817頁。
司馬光認為，如果御之有道，周邊地區就會歸順；如果御之失道，周邊地區就會背叛。既背叛要討伐，要用威服去治理，也要用禮義來教化。關鍵是不要讓周邊區域的習俗來擾亂“禮義之邦”，毀棄中國以禮義治理天下的傳統。北宋宣和年間，宋與金聯合滅遼。金朝君臣決策時擔心北宋會爽約，就有大臣說：“中國，禮義之鄉，必不爽約。”
畢沅：《續資治通鋻》卷九十四《徽宗宣和四年》，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2448頁。這是從域外正式稱呼中國為禮義之鄉，用以指代北宋統治的全部區域。
    中國之所以成為禮義之邦，正在於較早按照道德原則來確定社會秩序，評判是非對錯。不斷推行禮樂教化，形成了以禮義治理國家的傳統。在中華文化中，禮義被作為評判是非的標準，成為價值判斷的依據，用“禮義之邦”來形容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域，正是強調其按照禮義來治理國家、評判是非、確定秩序，有穩定的道德認同和良好的社會秩序。
    禮義之邦的形成，得益於歷朝歷代的官員主動推行教化，改造舊俗，使得原本比較荒蠻的地區，能夠按照禮的規範來做事，按照禮的精神來判斷是非，引導諸多未開化的地區成為禮義之鄉。南宋朱熹在《龍岩勸諭榜》中倡議龍岩縣的百姓：
    自今以後，各修本業，莫作奸宄，莫恣飲博，莫相鬥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官司。不可似前咆哮告訐，抵拒追呼，倚靠兇狠，冒犯刑憲。庶幾一變獷悍之俗，復為禮義之鄉，子子孫孫，永陶聖化。
他提倡百姓各修本業，不要奸盜，不要飲酒賭博，不要打架，不要無事生非打官司，不要想著去占有別人的好處，更不要相互隱瞞欺騙。朱熹引導百姓改變彪悍民俗，尊重規則，讓龍岩縣成為禮義之鄉。可見，朱熹所推崇的“禮義之鄉”，正是按照禮的尊讓恭敬等原則來處理人際關繫，尊重道德，遵守規則，形成更為文明有序的社會風氣。
    從西周開始，中國的行政體繫不斷對社會進行道德引導、秩序改良，推動了禮義從文明核心區域向四周不斷延伸。隨著中國的發展，禮義之邦所涵蓋的區域不斷擴大，禮義所體現的道德認同也在不斷朝楊維貞在《竹月軒記》中說：“益中青年，而纔氣甚老，尊師樂友，化勢利之俗為禮義之鄉，無忝奕葉義門之後。”他鼓勵讀書人尊師樂友，把原來依仗權勢利益來處理人際關繫的風俗，轉化為相互尊重、相互謙讓的禮義原則，推動社會秩序持續向好。
    因此，禮義之邦的形成，是用禮的精神不斷改造傳統舊俗，讓百姓知道該如何按照道德原則去做人做事，具備道德自覺，行為自律。明代王陽明在《送李柳州序》中言：
    自是寓遊其地，若範祖禹、張廷堅、孫覿、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為禮義之邦。
    中華文化較早確立了人際交往、社會協作的原則，以尊讓為方式，以恭敬為要求，建構起穩定的親親、尊尊秩序，確立了自覺理性的公共秩序，確定了自然秩序、祭祀秩序、社會秩序的運行原則。這些原則以制禮作樂的方式確定下來，成為禮樂制度，作為社會規範。其中蘊含的道德原則、人文精神，合稱為禮義。中華民族能夠按照禮義的要求去認同情感、涵養道德、約束行為、判斷是非，既形成了合理恰當的社會秩序，也養成了合情得體的行為方式。這些社會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