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傷心敦煌】

推薦序

前言：尋夢敦煌

引言

序章：新世紀來臨

第一章 小人物的大發現

第二章 斯坦因的中國護照

第三章 伯希和洞中挑寶

第四章 難言之痛：從敦煌到北京

第五章 大谷收集品的悲劇

第六章 勒柯克的終生遺憾

第七章 俄國人的神秘之旅

第八章 陷入困境的華爾納

第九章 斯坦因的最後出場

第十章 不是尾聲：王道士之死

【中編·四海尋夢】

第十一章 漫漫西天取經路

第十二章 敦煌學的東洋旋風

第十三章 敦煌劫餘傷心史

第十四章 歐洲尋夢之旅

第十五章 民族覺醒：西北考察之變

第十六章 藝術家的激情歲月

第十七章 政治家的人文情懷

第十八章 攝影家的敦煌影像

第十九章 學者的冷暖敦煌

第二十章 鐵馬叮當：敦煌守護神

【下編·魂兮歸來】

第二十一章 新時代的國寶之光

第二十二章 幽暗歲月的花果凋零

第二十三章 港臺學者的學術報國

第二十四章 日本敦煌學的第三波浪潮

第二十五章 大師相傳的法國敦煌學

第二十六章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第二十七章 中國敦煌學的崛起

第二十八章 藏經洞的百年檢閱

第二十九章 世界目光下的敦煌

第三十章 魂歸故土，重光於世

尾章 人類的敦煌

附錄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前言

尋夢敦煌

在敦煌發現世界

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間裡，敦煌的世界性無與倫比。

大航海時代開始之前，沒有任何道路比古老的絲綢之路更聯通世界。在東西方大國起起落落之間，在各種物質交換和精神交流之間，數不清的商旅、僧侶、盜匪、軍隊、外交使團活躍在這條國際通道上。

敦煌，地處絲路繁華、扼守絲路要衝，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信仰的人們生活和流動在這裡。中國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臘文明在這裡交融，佛教、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和儒家在這裡彙聚。

正因如此，保存至今的莫高窟藝術和藏經洞文書，為我們展現了一個繽紛多彩的中古世界。上千年連綿相延的歷史，保留在幸存的735個洞窟、2400多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壁畫中，保存在6萬多件用漢文、藏文、於闐文、粟特文、回鶻文等文字書寫的文書和繪畫作品中。

藏經洞裡收藏的主4世紀至11世紀的珍貴文書，莫高窟留下4世紀至14世紀的壁畫和彩塑。如果說藏經洞是一個儲存著歷史記憶的圖書館，那麼莫高窟就是一個陳列著古代藝術的博物館。作為地球上保存規模最大、最完整的石窟藝術遺存，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無可置疑地顯示了它的珍貴和獨一無二。

在世界尋找敦煌

在倫敦英國圖書館，陳列著一部由中國868年印制的《金剛經》，這部長約5米、反映當地民眾宗教信仰的佛經，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和較完整的印本。它來自敦煌藏經洞，斯坦因把它帶到了這裡。

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著中國現存最早的圖經之一——沙州都督府圖經。與這部唐代圖經一道收藏於此的，還有一份反映唐朝百姓服役內容的差科簿，記錄了敦煌縣從化鄉約300個家庭的生活點滴，他們絕大部分是高度漢化了的粟特人——一個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的極其善於國際貿易的民族。它們均來自敦煌藏經洞，伯希和把它們帶到了這裡。

在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有一尊一米多高的彩塑供養菩薩像。這個出自唐朝藝術家之手的菩薩，體態修長，瓔珞長垂，氣質端莊典雅，造型嚴謹流暢，已成為博物館“鎮館之寶”。它來自敦煌莫高窟，華爾納把它搬來了這裡。

在俄羅斯聖彼得堡鼕宮博物館，有8世紀的《觀無量壽經變》殘絹畫，畫上的一組菩薩像和四個頭戴“垂腳蹼頭”的男性供養人，生動地反映了唐朝人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它同樣來自敦煌莫高窟，奧登堡把它帶到了這裡。

敦煌文書和石窟壁畫、雕塑分藏於世界各地。當年，它們的流散過程，充滿了無知與欺騙、巧取與豪奪。今天，各國收藏機構合作對其修復、出版與數字共享，各國學者悉心研究、相互交流，共同推進對人類文明成果的保護和利用。

以研究敦煌文書和石窟藝術為核心內容的敦煌學，從一開始就展現了它的世界性，並在不同國家造就了一批世界級的敦煌學家。從日本關東到關西，從倫敦到巴黎，從聖彼得堡到美國東西海岸，他們在世界各地尋找敦煌，追索歷史、啟迪未來。

敦煌之夢

1900年藏經洞豁然洞開，許多人的命運開始與敦煌緊密相連。他們逐夢敦煌，有的人美夢成真，有的人噩夢相連。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為他在莫高窟弘揚道教的夢想，洞開了新的大門。斯坦因、伯希和萬裡遠征，實現了獲取敦煌寶藏的夢想，也讓藏經洞成為中國人的傷痛記憶。勒柯克在拋硬幣決定命運時與敦煌寶藏失之交臂，華爾納準備揭走敦煌整窟壁畫時大敗而歸，他們夢想的破滅，使敦煌寶藏幸運獲救。

敦煌文書的命運，折射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藏經洞文書已經流散，民族尊嚴與學術的希望不能失去。從向達、王重民，到榮新江、王冀青，為了追尋流散在異國他鄉的國寶，一代代學者接力，走上了崎嶇漫長的尋夢之路。尋找敦煌寶藏，也是在尋找民族之魂，尋找文化之本。

與此同時，一批批藝術家和學者懷抱敦煌夢，來到莫高窟。常書鴻在祖國多難之際從巴黎回國，那個讓他魂牽夢繞的敦煌，從此成為一生的守候。段文傑從1946年到達莫高窟後，每天聽著九層樓上的鐵馬叮當聲，再也沒有離開。樊錦詩，這位“敦煌的女兒”，年過八旬依然心繫敦煌。她說：“我白天想敦煌，晚上夢敦煌。隻要一息尚存，就要為敦煌努力。”

走進敦煌

2000年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之際，我們撰寫了《敦煌百年：一個民族的心靈歷程》，通過數年的努力，試著還原了一個真實的歷史故事、一段難忘的心靈歷程。

如今，我們將書名定為《尋夢與歸來：敦煌寶藏離合史》，同時圍繞四個方面對全書展開修訂：一是吸收和融入20多年來全世界敦煌文獻公布、敦煌學研究進展的成果；二是增加敦煌石窟藝術及其研究者的內容，使敦煌學兩大核心——敦煌石室遺書和敦煌石窟藝術及其研究者的故事盡可能較均衡呈現；三是增加近年來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內容，由此不難看到一百多年來東西方文化交流與相互關繫發生的變化；四是豐富圖片內容，盡可能讓圖片與文字互補，相得益彰。

敦煌學發展迅速，本次修訂幾乎涉及全書每個章節，同時增寫了5章和若干節內容，增加了約8萬字。變化最大的，是本書下編，比較完整地講述了從“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到“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過程。

從藏經洞發現至今，敦煌學界有三句話流傳最廣，它們是：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或“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歐洲”）；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這三句話就是敦煌學發展歷程的縮影。從增補修訂後的內容中，人們將可以比較清晰地了解這些話語背後的歷史經緯。它們是敦煌文物命運和敦煌學發展歷程的折光鏡，同時也折射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困頓與奮發。

從增補修訂後的內容中，人們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中國敦煌學內涵和外延的三次改變——從上編藏經洞文書的發現和對文書的研究，到中編大規模展開的莫高窟壁畫臨摹、攝影、考古，從而發展為敦煌文書與石窟藝術、歷史考古相結合的研究，再到下編敦煌學成為“敦煌吐魯番學”，進一步發展為敦煌文書與吐魯番文書“比翼雙飛”、敦煌學與絲綢之路緊密結合的研究。

就學術史層面而言，修訂後的本書由此顯示了如下的中國敦煌學研究分期，即：藏經洞發現後到抗日戰爭時期的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1944年）為第一期，這一時期以敦煌文書研究為主；從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到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1983年）為第二期，以敦煌文書與石窟藝術及考古齊頭並進為研究特色；從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至今為第三期，轉入將敦煌文書、石窟藝術及考古，與吐魯番學、絲綢之路學相結合的研究。每一時期，各四十年左右。¹

踏上絲路，來到敦煌。當陪伴敦煌寶藏走過百年風雨、跟隨敦煌學經歷世紀沉浮之後，人們將會發現：敦煌，是如此之深地牽動著世人的目光。很難找到還有第二個地方，能像她這般凝聚著連綿相延的歷史和不曾中斷的文明，像她這般閱盡人間的悲喜愛恨和榮辱滄桑，像她這般讓眾多學者、藝術家痴心不改並以身相許，像她這般展現如此廣闊的世界和遼闊的人生。

1中國敦煌學研究正式起步，一般以1909年伯希和攜帶敦煌文書至北京、一些中國學者抄錄並公開發表文章起算（詳見本書第十一章）。在社會上，有時也從藏經洞發現說起，如2000年官方在首都北京舉辦的大型展覽，名為“敦煌藝術大展——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一百周年”。第二期以1944年國民政府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為標志，但這一轉變，從張大千、王子雲、向達等在敦煌的考察研究和社會反響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第三期以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為標志，但這一轉變，從新出吐魯番文書整理、研究成果發表和出版已經開始。

第十三章

敦煌劫餘傷心史

說起敦煌學，沒有什麼比“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更能濃縮歷史的辛酸和觸動國人的心靈。這不僅在於文物流失本身，也在於中國自己內部的種種不齒現像。

就在學者們尋蹤流散四方的敦煌文書之時，保存在京師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內的敦煌文書，也開始了編目、整理和研究。然而，它的命運始終是多舛的，還沒有安穩地度過一段日子，日本軍國主義又發動了侵華戰爭。

糟與偷：敦煌經卷的增減

敦煌經卷存入京師圖書館後，清點總數為8679卷。當初敦煌縣政府將藏經洞劫餘經卷裝車運京，第一批起運的準確數字是6004卷，沿途散失，到京後又連連被盜，可是數量沒有減少，反而有了大量的增加。

那麼，運到北京的敦煌經卷真的增加了嗎？當然沒有。原因很簡單，監守自盜者為了掩蓋自己的盜竊行為，把原來的經卷一分為二或一分為多，反正紙質文書很容易一把撕開，使得總件數並沒有減少。但是，這個掩蓋行動是一種更嚴重的破壞，它導致了經卷固有聯繫的進一步喪失，為後來的理解和研究人為地制造了麻煩。

不僅如此，從京師圖書館接收經卷到20世紀20年代初的十年裡，還有一組會“變”的敦煌文書數據。這次，不是增多，而是減少。

1912年6月核查京師圖書館所藏敦煌文書時，8679卷已經隻剩下8662卷，丟了17卷。

1917年5月核查時，查明4卷送到奧地利展出有去無回、4卷送了張謇，另外11卷下落不明，為8660卷，比5年前少了2卷。過了不久，又被魏家驥等人合伙偷去1卷。最後，魏家驥倒是抓到了，並且被判罪，但偷走的經卷沒能追回。

1918年10月，圖書館館事趙憲曾從櫥櫃裡意外地發現了5卷未曾見過的經卷。3個月後，新來的館事張宗祥和主管寫經的孫某，又從過去整理過的經卷灰土堆中，清理出了殘經5種又143頁。不過，這些辛辛苦苦喫著灰土清理出的經卷，以及趙憲曾新發現的5卷，後來又下落不明了。而原來的8660卷敦煌文書到20世紀20年代初，實存8653卷，又少了7卷。

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劫餘的敦煌遺書，從敦煌到北京，數量的增和減，這種種不幸現像，很容易讓人想到曾經參加明清內閣檔案整理的魯迅說過的話：“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實也不單是對於書籍和古董。”

防盜式目錄與《敦煌劫餘錄》

在有監守自盜行為發生的背景下，學者們隻好開始做防盜式的搶救性整理和研究。1911年，京師圖書館將學部移交的敦煌文書編成草目。

為防止敦煌文書再度被盜和丟失，佛學家李翊灼挑出比較完整的經卷，進行了初步登錄編號，記錄經卷的長度、開頭二行的開頭二字和最後二行的最後二字，做了一個防盜式的財產賬。按照《千字文》的順序用字排號，“天”“玄”“火”三字空缺未用，從第一個“地”字到第九十個“位”字，每字下面安排100個號，其中“位”字隻編了79個號，所以總數為8679號。同時，對其中2000多號經卷做了比較詳細的著錄。此後，又相繼請鄧高鏡、周叔迦等學者排定編目，草擬目錄初稿，每號的天頭標注庫內收藏號，地腳標注經名。這就是京師圖書館所藏敦煌文書的第一個目錄——《敦煌經卷總目》。

京師圖書館最早收藏敦煌文書時，將其放在位於廣化寺館舍中的善本書庫。1917年位於前國子監舊址的京師圖書館新館開館後，敦煌文書被運到新館收藏。俞澤箴、孫初超、江味農、張書勛、鄧高鏡等館員對敦煌文書做了整理收藏，同時開始編纂更加詳細的敦煌文書分類目錄。1925年，比《敦煌經卷總目》更加細致的《敦煌經典目》編纂完成。

在中國學者的心中，並非隻是編纂京師圖書館所藏敦煌文書目錄，他們還希望編纂出海內外所藏敦煌文書總目錄。面對敦煌寶藏流散四方，學術界開始整合力量，著手更大範圍的敦煌文書調查和整理。

1925年9月，交通部總長葉恭綽集結一批學者發起成立“敦煌經籍輯存會”，編目整理海內外公私所藏敦煌文書。輯存會對流散各地的敦煌文書展開調查征集，彙聚公私所藏，進行繫統整理，翻譯海外所出館藏目錄，著手編輯敦煌文書總目錄。

在輯存會號召下，歷史博物館編出了《海外所存敦煌經籍分類目錄》，發表在1926—1927年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叢刊》上。在此前後，其他幾種英法所藏敦煌文書的目錄和資料也相繼問世。

然而，隨著工作的開展，國外敦煌文書原件不易見到，私家所藏也不願公布，學者們空有一番雄心。漸漸地，輯存會的活動開始悄無聲息。

時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兼京師圖書館館長的陳垣，是敦煌經籍輯存會的采訪部長，應輯存會之約，著錄京師圖書館藏敦煌寫本。以《敦煌經典目》《敦煌經卷總目》為基礎，陳垣將館藏敦煌文書進行新的編排，將編目內容加以考訂、完善，形成《敦煌劫餘錄》。但是，書還沒來得印行，輯存會已經停頓。

1929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和史語所歷史組主任陳寅恪，敦請陳垣將其手中的北圖藏敦煌文書目錄完成付印。陳垣於是修訂初稿，刪其復出，補其漏載，正其誤考，由史語所於1931年刊行。

《敦煌劫餘錄》大體按一件一號的原則著錄，共著錄8738號。每個經卷都作了提要，每卷注明原編號、起止字、紙數、行數等。這種著錄方式被稱為“防盜式目錄”，是汲取了敦煌經卷運到北京被偷的教訓，防止割裂首尾或竊取中間。如此編目，可謂用心良苦。

振聾發聵的“二陳”序言

《敦煌劫餘錄》這部“防盜式目錄”，是我國學者編纂公開出版的第一部中國館藏敦煌文書目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敦煌漢文文書分類目錄，對日後敦煌學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與此同時，“史學二陳”——陳垣與陳寅恪充分展現了作為敦煌學第二代代表性人物的個性和風采（羅振玉和王國維為第一代敦煌學代表性人物），使敦煌學的影響超出學術圈，引起全社會的強烈共鳴。正是這部書，中國學者表達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的傷心苦語，提出了“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的時代召喚。

《敦煌劫餘錄》篇首，有陳垣和陳寅恪撰寫的序言各一篇。“劫餘”二字，取其歷劫僅存之意。陳垣在序中直陳：“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有人勸陳垣不要直接點出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名字，因為二氏來華，在學術界集會上彼此還經常見面，而且“劫餘”二字過於“刺激”，是否將書名改改。陳垣回答說：“用‘劫餘’二字，尚未足說明我們憤慨之思，怎能更改！”

陳垣在出版《敦煌劫餘錄》時，斯坦因正在悄悄地開始他的第四次中亞探險。當斯坦因帶著護照離開南京後，時在南京的陳垣得知消息大怒，立即返回北平發動古物保管委員會舉行抗議活動，這也許是使陳垣多一層憤慨的原因。

已是歐美漢學界泰鬥的伯希和，看到這本書的中文書名，自然感覺不爽。他的弟子、著名敦煌學家戴密微多年以後寫道：“當時中國的學者們也歡迎這批（敦煌）寫本的發現，伯希和曾在北京為他們展出，並以一些影印件或抄件相贈。但中國後來又指控他盜竊或搶劫，如陳垣於一九三一年編制的敦煌遺書目錄就聳人聽聞地稱為《劫餘錄》，中國人今天還咒罵伯希和為‘法帝國主義的文化間諜’，甚至在法國也有人指責伯希和太肆無忌憚、太過分了，對伯希和的攻擊，甚至也株連到了他的老師沙畹。”

戴密微接著說：“伯希和曾在一次晚餐上給了攻擊者有力反擊，這已成為漢學史上流傳的趣聞。”

的確，當時的伯希和不僅在飯桌上發洩了不滿，還在他所編輯的《通報》雜志上提出了抗議。

《敦煌劫餘錄》是這部書的中文名稱，它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英文書名：An Analytical Lis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敦煌寫本分析目錄》）。據中國近代考古學先驅李濟認為，這一英文名稱是陳寅恪的主意。李濟當時是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第三組）主任，陳寅恪是歷史組（第一組）主任。

陳垣所取的中文書名，充分反映了當時國人的悲憤心情，陳寅恪則壓住了內心的情感。他在序言中提出了“敦煌學”的概念，充分揭示這八千多號劫餘經卷的價值，進一步借此傷心史呼喚和激發國人，借此材料研求問題，作敦煌學“預流”。

陳寅恪在序文中寫道：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

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見以來一二十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咸有所貢獻。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於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

…………

新會陳援庵先生垣，往歲嘗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經，以考證宗教史。其書精博，世皆讀而知之矣。今復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請，就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八千餘軸，分別部居，稽核同異，編為目錄，號曰《敦煌劫餘錄》。誠治敦煌學者，不可缺之工具也。

書既成，命寅恪序之。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其發見之佳品，不流入於異國，即秘藏於私家。茲國有之八千餘軸，蓋當時唾棄之剩餘，精華已去，糟粕空存，則此殘篇故紙，未必實有繫於學術之輕重者在。今日之編斯錄也，不過聊以寄托憤慨之思耳。

是說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

…………

今後斯錄既出，國人獲茲憑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問題，勉作敦煌學之預流，庶幾內可以不負此歷劫僅存之國寶，外有以襄進世界之學術於將來。

陳寅恪沒有在“劫”字上花費太多筆墨，留存下來的敦煌文書，同樣有相當多極為珍貴、極有價值者。他的主要傾向在於主張“預流”，就是利用新出的敦煌資料研究問題。隻有這樣，纔能夠對內不辜負歷劫僅存的國寶，對外更能推進世界學術的進步；隻有這樣，纔能做到敦煌文物流散已是傷心史，中國的敦煌學研究不再是傷心史。

多災多難：戰火下的敦煌劫餘

北圖藏敦煌文書的悲劇並沒有結束，學者們所做的目錄成果更是歷經磨難。

20世紀20年代，京師圖書館成立了專門為館藏敦煌文書編纂目錄的寫經組。先後參加過寫經組工作的徐鴻寶、胡鳴盛、李炳寅、徐聲聰、張書勛、陳熙賢、於道泉、許國霖、李興輝、孫楷第、朱福榮、王廷燮、王少雲、馬淮等人，接續努力，在原有工作的基礎上，為館藏敦煌文書編纂了更加完善的分類目錄——《敦煌石室寫經詳目》。

寫經詳目編錄的敦煌文書，是館藏敦煌文書中比較完整的部分，一批殘品繼續等待清理。北平圖書館寫經組在胡鳴盛組織下繼續清點，又整理出了1192號相對比較完整的敦煌文書，並在1935年6月前完成了目錄——《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續編》的初稿。

就在中國敦煌學者為全面振興敦煌學而努力，北平圖書館寫經組為完善敦煌文書編目而孜孜以求之時，磨難再次降臨在北圖藏敦煌文書上，降臨在中國敦煌學家的頭上。

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華北局勢動蕩。還在1933年時，北平圖書館為確保敦煌文書安全，在原來放置敦煌文書的樟木、楠木書櫃外制作套箱，連同書櫃一起，分兩次裝了47箱敦煌文書，存放於北京德華銀行保險庫。1935年，北平圖書館又將1933年裝箱時沒有整理完的殘片，裝了2箱。隨著局勢惡化，北圖將49箱敦煌文書和其他一些最珍貴的文獻南運上海，存放於公共租界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第一倉庫。

然而，上海也非“桃源”。日軍如果搶占公共租界，敦煌文書就隨時有可能落入日本人之手。北平圖書館善本部主任徐森玉於是向法國人資助的震旦大學圖書館要了一張憑證，冒著危險將包括敦煌文書在內的100箱善本珍籍運到了法租界。

徐森玉一顆懸著的心還沒有完全放下，就有人暗中向日本人告了密，這批珍籍不得不又要想辦法另藏別處。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部主任李宗侗在上海的住地距離藏書處不遠，並天天與徐森玉見面。當時李宗侗租的是法國人的一棟房子，房子的後面有一間車房，而他剛好又沒有汽車，裡面堆放著他自己的各種圖書。徐森玉和李宗侗於是密商，將李宗侗的圖書放在外面做掩護、北平圖書館的珍籍藏在車房後面，纔使這批珍籍暫時躲過劫難。

飽經磨難的遷滬敦煌文書，直到1950年初纔在新的套箱裝載下，回到北京，存放於北京圖書館文津街館舍地下書庫。

國難當頭，北平圖書館寫經組的工作陷於停頓，寫經組被迫解散。已編好的館藏敦煌文書目錄及索引還沒來得及做最後的修訂定稿，即被束之高閣。戰爭的炮火一燒數年，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漸漸地這些學者心血所聚的研究成果變得無人知曉。

半個世紀後，1987年，北京圖書館新館落成，善本部由文津街7號北海老館，搬往白石橋路39號新址。善本庫房於1989年鼕至1990年春完成搬遷入庫，敦煌文書隨同遷移到新館地下善本書庫。當工作人員開始清理原寫經組的各項遺留物品時，突然發現一堆手稿本。打開一看，正是當年寫經組沒來得及修訂定稿的館藏敦煌文書目錄及索引。

這真是悲喜交加的發現。而且，發現尚不止此。清理人員還發現了從老館善本書庫搬來的兩個標有“殘破經卷”的木箱，裡面是一個個陳年舊紙包著的小包，有的蓋著寫經組的印。打開小包一看，竟然是敦煌文書殘片。它們是從甘肅運送到北京的敦煌文書——經第一次、第二次整理後剩餘的殘片。1990年8月，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的方廣锠、杜偉生、王揚和姚永炬四位研究人員清點這些文書殘片，共清點出3614號。

因為戰爭的炮火，北圖藏敦煌文書經歷了多災多難的折磨。戰火燃燒，那些被派往歐洲調查英藏、法藏敦煌文書的中國敦煌學家，又會遭遇怎樣的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