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自古以來，人們為了滿足生活需求，獲得更加豐富的發展資源，不得不踏上或遠或近的旅程。為此，人們建造了交通設施，發明了交通工具。先秦時代的文獻中便留存著相關記錄。《詩經·大雅·皇矣》講述了周部族居住在岐山的時候，在首領的號召下砍伐山林開闢道路的偉大事跡：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闢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

“菑”“翳”均指枯木，“灌”即灌木，“栵”是沒砍干淨的小樹枝，“檉”“椐”“檿”“柘”都是樹名。隨著《詩經》在後世廣泛流布，周族先人披荊斬棘的豐功偉績被世代傳頌。道路繫統發展到一定程度，便會出現交通樞紐，形成具有相當規模的都會，據《逸周書·度邑解》記載，周武王當時對洛陽一帶的交通地位給予過很高的評價：

自伊汭延於洛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於三塗，我北望過於有嶽，不顧瞻過於河，宛瞻於伊、洛，無遠天室。

從洛水以北一直延伸到伊水以北，地勢平坦而沒有險阻，夏人曾經安居在此。周武王在此向南遠望三塗山，向北遠眺太嶽山，回頭觀察過黃河，向前看過伊水和洛水，與天室嵩山相距不遠。於是認為伊洛盆地是適合建都的地方。正因為伊洛盆地作為西周的都城，憑借交通優勢鞏固政權，同時在客觀上為孕育商業中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道路設施的發展反過來刺激著人們探尋遠方世界的欲望，交通工具因此而被發明、改良。我國先秦時代的主要交通工具除了牲畜以外，就是車和舟。從“車”“舟”這兩個像形字在甲骨文中大量出現這一事實中可以得知，它們已經被廣泛應用於生產和生活了。

傳統中國以農業為本，這決定了我們的先輩“是黏著在土地上的”（費孝通語），安土重遷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共同選擇。然而，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進步，在相當程度上有賴於為理想和使命而背井離鄉的人們。他們是行旅者，也是拓荒者。他們在曾經的無人之境播撒文明的種子，靜待千秋萬世之後繁花遍野。於是，在平坦或坎坷的路途中，有深深淺淺的足跡或轍痕，有漸行漸遠的背影，這一切都在漢字裡烙下了深刻的印記。

漢字本身也曾跋涉在漫長的旅程之中，在前行的同時成長、蛻變，由商周甲骨金文搖身變為戰國古文和秦繫篆隸，繼而在西漢中期初步完成從古文字到今文字的演化。所謂“漢字的旅程”，不僅指漢字裡關於交通區域、交通設施、交通行為、交通工具的信息，同時還指漢字自身走過的漫漫長路。

隨著長途出行需求的增加，人們對出行效率的要求也日益提高，馬、牛等牲畜很早就已經被馴養並用於騎乘、運載，但作為交通工具，它們的安全性和舒適度顯然並不盡如人意。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出行需求，人們迫切希望發明一種兼具高效、安全、舒適等多方面優勢的交通工具，在這樣的情形下，早的車應運而生。

我國的歷史傳說往往把生活中各種日用器具的發明權歸到黃帝以及他的臣屬頭上，車子也不例外。宋代人李昉編的類書（以典籍為“素材庫”分類輯錄而成的“資料彙編”）《太平御覽》引述漢代學者劉熙《釋名》一書中的話說：“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同時還引用了三國時期蜀漢學者譙周在《古史考》裡講過的話：“黃帝造車，少昊時加牛，禹時奚仲駕馬。”這就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車子是黃帝發明的，後人加以改進，而用馬來為車提供動力則是奚仲的創舉，至少漢代人是這樣認為的。

以史料詳實著稱的編年體史書《左傳》中也出現了奚仲的名字：“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車正是古代主管官府車輛制造的專員，至於他具體做了什麼工作，戰國時代還流傳著另一種說法。《墨子》《荀子》《呂氏春秋》等文獻都說“奚仲作車”，將車的發明權推給了奚仲，而非黃帝。後來，《說文解字》在對“車”字進行解釋時也沿襲了這一說法，說車是“夏後時奚仲所造”。那麼，實情究竟如何呢？

根據目前的考古成果，中國人使用車的歷史隻能追溯到二裡頭文化，考古學家在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發現了車轍印痕、車身零件以及鑄造車身零件所用的陶範。過去一般認為，二裡頭文化相當於夏代，而大禹是傳說中的夏代開國君王，因此，面對這些考古發掘得來的實物證據，就容易先入為主地認為二裡頭遺址出土了車子零件就等於夏代有了馬車。事實上，首先，這些零件所屬的車還不能確定是用馬來提供動力的。其次，二裡頭遺址的文化歸屬是個異常復雜的問題，綜合目前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與其把它和歷史傳說中的夏代等同起來，還不如把它看作“先商文化”的代表。夏也好，商也好，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肯定地說，二裡頭文化時期已經有了形制比較成熟的車了，而車在華夏大地次出現的時間一定要早於此。

車核心也不可替代的部分是輪子，所以有的學者認為，車的出現理應以轉輪類工具發展成熟為基本條件。通過對轉輪類工具發展歷程的梳理，考古學家發現，新石器時代晚期，轉輪類工具的性能已經大大優化，人們能夠運用它們來把體積、面積較大的玉料加工成非常規整的形狀，長江下遊的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直徑超過20釐米的玉璧就是確鑿的物證。這也意味著，性能較佳的轉輪有了用於造車的可能性。巧合的是，良渚文化和古代文獻中記載的夏代的時間相去不遠。所以，盡管作為一個國家或者朝代的夏是否存在仍有疑問，但如果我們僅僅把文獻中的夏代理解為一個時間代稱的話，中國早的車出現於夏代這一種說法大概不會離史實太遠吧。

我們說輪子是車身上重要的部件，這從古文字形體方面也是能夠得到支持的。甲骨文中的“車”字有繁體和簡體，繁復的寫法自然是把整個車身輪廓都描繪出來，這種寫法雖然表意明確且形像生動，但對於提高書寫效率來說並不是選擇，所以人們就有了簡化字形的動力。簡體的“車”字把車身上大部分零件都卸掉了，隻剩下輪子，可見在古人眼裡，輪子正是車身上有識別度的部分。楷書“車”字的繁體寫作“車”，這個字形中間類似於“田”的部分就是由車輪的像形寫法演變而來的。

前面提到，在二裡頭遺址發現的車轍痕未必屬於馬車，那麼，馬車何時開始在神州大地奔馳呢？根據考古發掘的成果，學界普遍認為，商入主中原之前，中原地區是沒有馬車的。而20世紀以來在商代晚期都城遺址殷墟陸續發現的一些車馬坑則表明，馬車在商代貴族的生活中似乎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有學者以此為基礎推論，商民族興起於草原，因掌握了騎馬和使用馬車的技術而在與農耕民族的對戰中無往不利，從而成為中原地區的統治者，同時也將馴馬和馬車帶到了中原。在更多相關證據被發現之前，雖然這還不能算是定論，但不失為一種比較合乎情理的解釋。

甲骨文中有寫得非常像形的“馬”字，這說明馬對於商民族來說並不陌生。相比於表示其他動物的名稱的字，“馬”字重要的區別性特征是代表頸部鬃毛的幾個筆畫。西周金文中的字形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軀體部分，頭部用一隻眼睛代替，但對鬃毛的表現卻大大強化了。盡管在春秋戰國時期“馬”字在各國文字中的寫法有著巨大的差異，在秦漢之際經歷過極其劇烈的變化，但這個特征卻一直被完好地保留著，在漢代演變成了幾個橫畫。

商周以來，由於馬是車輛動力的主要提供者，對於長途交通而言有著難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其品質優劣素來為人們所重視。古人很早就總結出了一套挑選馬匹的經驗，並且形諸文字，在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西漢初期長沙國丞相轪侯利蒼的家族墓地出土的帛書中就有《相馬經》，可見此類知識已經受到上層社會的關注。

包括馬車在內的畜力車並非中國人的專利，古代西方國家也有類似的發明，古埃及新王國時代的壁畫裡就有馬車圖像。不過，中西古馬車在繫駕方式上有著顯著的不同。早期的西方馬車是直接把傳遞牽引力的繩子套在馬脖子上的，而中國古車的繫駕方式則稍顯復雜些，用一個被稱為軛的器具叉在馬的肩胛上，傳遞牽引力的繩子——靷一頭綁在軛上，另一頭固定在車輛的縱軸——辀上。中國早期馬車的繫駕方式在古文字形體上也有所反映，從像形程度的早期金文中可以看到，有兩個斜向的筆畫將“車”字的縱軸與代表拉車牲畜的筆畫相連，這兩筆便像征著靷繩。後來，隨著像形程度下降，這兩筆也逐漸消失在漢字演變的歷程之中了。

繫駕方式的不同意味著早期中西馬車很可能是各自獨立產生和發展的。不同的繫駕方式各有什麼優缺點呢？若像古埃及壁畫車馬圖中展示的那樣把繩子套在馬脖子上，馬跑得越快，脖子受到的壓力就越大，呼吸就越不順暢，所以馬會出於本能放慢速度。而中國人的繫駕方式則更好地解放了馬的呼吸道，更利於它拉著車靈活地奔跑。由於靈活度相對較低，所以西方早期並沒有將馬車應用到戰爭之中，而在早期中國則出現了戰車，先秦時代，擁有戰車的多寡是衡量國力強弱的重要標準，戰車的這種像征意義大致相當於今天的航空母艦，當時以“千乘之國”來比喻國力強盛，其中的“乘”指的正是戰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