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和學——中華文化理論創新
文/朱其
（中國當代藝術著名藝評家、國家畫院理論部研究員）
劉浩鋒的《和學——中華文化復興宇宙科學》是一部開創性的著作，它體現了中華文化理論創新。
從五四運動以來，中華民族在危亡之際吸收了西方文化，從初的機械和軍事文明，到政治、經濟和教育制度，直至對哲學、邏輯學、科學和藝術等一切學科的吸收。從啟蒙文化、工業文明到革命思想，西方社會的現代性被視為一種普適性的先進文化。
一百多年以來，中國的一切思想被納入“救亡”框架。這一框架在民族危亡之際是一種臨時性的工具主義哲學，即魯迅所謂的“拿來主義”。臨時性的“拿來”是一個中國近代內憂外患必經的歷史階段，隨著中國的崛起，“救亡”為中華復興所取代，而民族復興的前提是文化復興。在這個意義上，中華的文化復興的前提是需要在哲學或思想理論。和學——中華文化理論創新
文/朱其
（中國當代藝術著名藝評家、國家畫院理論部研究員）
劉浩鋒的《和學——中華文化復興宇宙科學》是一部開創性的著作，它體現了中華文化理論創新。
從五四運動以來，中華民族在危亡之際吸收了西方文化，從初的機械和軍事文明，到政治、經濟和教育制度，直至對哲學、邏輯學、科學和藝術等一切學科的吸收。從啟蒙文化、工業文明到革命思想，西方社會的現代性被視為一種普適性的先進文化。
一百多年以來，中國的一切思想被納入“救亡”框架。這一框架在民族危亡之際是一種臨時性的工具主義哲學，即魯迅所謂的“拿來主義”。臨時性的“拿來”是一個中國近代內憂外患必經的歷史階段，隨著中國的崛起，“救亡”為中華復興所取代，而民族復興的前提是文化復興。在這個意義上，中華的文化復興的前提是需要在哲學或思想理論。
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國的制度實踐或理論是一種拼貼式的理論結構，在語言和哲學上是缺乏內在統一的文脈。五四以後的白話文幾經變遷，雖進入逐漸成熟的狀態，但離真正成熟的現代漢語仍有一段距離，語言上也尚未真正融合傳統的語言精髓。現代理論亦是如此，在基本的哲學框架和方法論上未能將西方的理論形式真正與中國傳統的哲學打通，要麼是中體西用，要麼是西體中用。
五四以後的中國現代思想既缺乏一種從中國傳統出發的主體性，又缺失一種漢語傳統生長出的現代形式。歷史上中國經歷了兩次對外文化的重要吸收，一次是東漢後佛教的進入，中國以儒道將佛教消化為自己的文化；明代晚期至今，西方從基督教至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兩次鴉片戰爭以後，無論是哲學結構和語言形式上，中國的現代思想不完全是從傳統中生長出來的。
中國的現代思想體繫不可能重新回到一百年前重新開始，它隻能在整合中西哲學和再造漢語的基礎上重構一個“復興時理論。劉浩鋒就是這樣一位在暗夜中行走的實踐者。從公民社會的建設到學術研究，劉浩鋒以旺盛的精力構建他自己的“和學”理論，經過十多年的努力，他的以“和學”理論渾成體繫。
劉浩鋒從中國傳統的天道觀中建構起一個天道數理邏輯的核心理論，再以這個理論核心探討倫理、政治、經濟、美學和公民科學等學科領域。在整體上，劉浩鋒的理論建構是建立在對中西方文化的重新評估的基礎上的。這一代學人是五四以來對中西方知識把握全面、繫統的一代，他們的知識結構超越前幾代人，這不僅體現在純粹知識上，也體現在中國這一百多年的現代化經驗上，使得這一代人有可能真正站在世界視野和中國的歷史經驗的肩膀上，對中國的現代化和文化復興做出哲學概括，並使用優化的現代漢語表述與中國傳統內在一致的現代思想。
熊十力在五十年代初曾寫信給郭沫若討論籌建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所，他當時就提出中國哲學是超越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之分的，哲學所的工作重點應致力於在中國哲學範疇的基礎上建構中國現代哲學。經過文革十年等意識形態的歷史停滯期，劉浩鋒這一代人真正身體力行的實踐這一理想。
當然，重新建構中國文化理論，不等於退回到十九世紀以前重新推演哲學。新理論是在中國哲學和美學的基礎上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成就，劉浩鋒的“和學”理論體現了他廣博的知識結構，對古今中外的哲學、邏輯、政治、經濟、美學和藝術進行了繫統評估，在立足中國傳統的基礎上，他也吸收兼容了西方哲學的方法論和思想史問題。
從晚明基督教進入中國至今，這是中國繼佛教之後第二次吸收一個強大的外來文化，這個進程遠未結束，並尚未達到理想的消化狀態。劉浩鋒的“和學”理論肯定還存在諸多有待完善的不足之處，但他興建起的龐大理論構造氣息博大、縱橫恣肆，頗具中華復興的新氣像，我作為同道學人深感欽佩、為之鼓舞！
文/朱其
（中國當代藝術著名藝評家、國家畫院理論部研究員）
劉浩鋒的《和學——中華文化復興宇宙科學》是一部開創性的著作，它體現了中華文化理論創新。
從五四運動以來，中華民族在危亡之際吸收了西方文化，從初的機械和軍事文明，到政治、經濟和教育制度，直至對哲學、邏輯學、科學和藝術等一切學科的吸收。從啟蒙文化、工業文明到革命思想，西方社會的現代性被視為一種普適性的先進文化。
一百多年以來，中國的一切思想被納入“救亡”框架。這一框架在民族危亡之際是一種臨時性的工具主義哲學，即魯迅所謂的“拿來主義”。臨時性的“拿來”是一個中國近代內憂外患必經的歷史階段，隨著中國的崛起，“救亡”為中華復興所取代，而民族復興的前提是文化復興。在這個意義上，中華的文化復興的前提是需要在哲學或思想理論。和學——中華文化理論創新
文/朱其
（中國當代藝術著名藝評家、國家畫院理論部研究員）
劉浩鋒的《和學——中華文化復興宇宙科學》是一部開創性的著作，它體現了中華文化理論創新。
從五四運動以來，中華民族在危亡之際吸收了西方文化，從初的機械和軍事文明，到政治、經濟和教育制度，直至對哲學、邏輯學、科學和藝術等一切學科的吸收。從啟蒙文化、工業文明到革命思想，西方社會的現代性被視為一種普適性的先進文化。
一百多年以來，中國的一切思想被納入“救亡”框架。這一框架在民族危亡之際是一種臨時性的工具主義哲學，即魯迅所謂的“拿來主義”。臨時性的“拿來”是一個中國近代內憂外患必經的歷史階段，隨著中國的崛起，“救亡”為中華復興所取代，而民族復興的前提是文化復興。在這個意義上，中華的文化復興的前提是需要在哲學或思想理論。
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國的制度實踐或理論是一種拼貼式的理論結構，在語言和哲學上是缺乏內在統一的文脈。五四以後的白話文幾經變遷，雖進入逐漸成熟的狀態，但離真正成熟的現代漢語仍有一段距離，語言上也尚未真正融合傳統的語言精髓。現代理論亦是如此，在基本的哲學框架和方法論上未能將西方的理論形式真正與中國傳統的哲學打通，要麼是中體西用，要麼是西體中用。
五四以後的中國現代思想既缺乏一種從中國傳統出發的主體性，又缺失一種漢語傳統生長出的現代形式。歷史上中國經歷了兩次對外文化的重要吸收，一次是東漢後佛教的進入，中國以儒道將佛教消化為自己的文化；明代晚期至今，西方從基督教至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兩次鴉片戰爭以後，無論是哲學結構和語言形式上，中國的現代思想不完全是從傳統中生長出來的。
中國的現代思想體繫不可能重新回到一百年前重新開始，它隻能在整合中西哲學和再造漢語的基礎上重構一個“復興時理論。劉浩鋒就是這樣一位在暗夜中行走的實踐者。從公民社會的建設到學術研究，劉浩鋒以旺盛的精力構建他自己的“和學”理論，經過十多年的努力，他的以“和學”理論渾成體繫。
劉浩鋒從中國傳統的天道觀中建構起一個天道數理邏輯的核心理論，再以這個理論核心探討倫理、政治、經濟、美學和公民科學等學科領域。在整體上，劉浩鋒的理論建構是建立在對中西方文化的重新評估的基礎上的。這一代學人是五四以來對中西方知識把握全面、繫統的一代，他們的知識結構超越前幾代人，這不僅體現在純粹知識上，也體現在中國這一百多年的現代化經驗上，使得這一代人有可能真正站在世界視野和中國的歷史經驗的肩膀上，對中國的現代化和文化復興做出哲學概括，並使用優化的現代漢語表述與中國傳統內在一致的現代思想。
熊十力在五十年代初曾寫信給郭沫若討論籌建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所，他當時就提出中國哲學是超越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之分的，哲學所的工作重點應致力於在中國哲學範疇的基礎上建構中國現代哲學。經過文革十年等意識形態的歷史停滯期，劉浩鋒這一代人真正身體力行的實踐這一理想。
當然，重新建構中國文化理論，不等於退回到十九世紀以前重新推演哲學。新理論是在中國哲學和美學的基礎上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成就，劉浩鋒的“和學”理論體現了他廣博的知識結構，對古今中外的哲學、邏輯、政治、經濟、美學和藝術進行了繫統評估，在立足中國傳統的基礎上，他也吸收兼容了西方哲學的方法論和思想史問題。
從晚明基督教進入中國至今，這是中國繼佛教之後第二次吸收一個強大的外來文化，這個進程遠未結束，並尚未達到理想的消化狀態。劉浩鋒的“和學”理論肯定還存在諸多有待完善的不足之處，但他興建起的龐大理論構造氣息博大、縱橫恣肆，頗具中華復興的新氣像，我作為同道學人深感欽佩、為之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