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譯者序

版序

增訂第十版序

緒言(格裡菲斯)

章  作為道德體繫的武士道

第二章  武士道的淵源

第三章  義

第四章  勇——敢作敢當、堅忍不撥的精神

第五章  仁——惻隱之心

第六章  禮

第七章  誠

第八章  名譽

第九章  忠義

第十章  武士的教育和訓練

第十一章  克己

第十二章  自殺及復仇的制度

第十三章  刀——武士之魂

第十四章  婦女的教育及其地位

第十五章  武士道的熏陶

第十六章  武士道還活著嗎？

第十七章  武士道的將來

人名索引

本書是作者於1899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養病時，有感於外國人對日本的傳統武士道知之甚少，為了向國外介紹而用英文寫成的。由於作者本人是一個在幼年時親自接受過武士道傳統教育的日本人，因此，正如作者所說，他在介紹時，與別的外國的日本研究者至多隻不過是個辯護律師不同，可以采取被告人的態度。
與“ 以和為貴”的精神一樣，“ 武士道”精神對於探究日本的價值與倫理也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美國學者羅伯特 N 貝拉在《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中說:“這是因為武士體現了或應該體現了日本的中心價值，事實上武士道的倫理在德川時代及近代已成了國家倫理，至少占有了國家倫理的大部分。”而武士道所倡導的倫理道德的核心，恰如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指明的那樣，“ 至於說到嚴格意義上的道德教義，孔子的教誨就是武士道的豐富的淵源。┅┅繼孔子之後的孟子，對武士道也發揮了巨大的權威。”
中譯本是根據日本岩波書店出版的岩波文庫中，由矢內原忠雄所譯的日譯本1972年第14版轉澤的，在翻譯時並參考了東京丁未出版社1905年出版的笫10版增訂版的英文原著。日譯者知內原忠雄是新渡戶稻造的學生，也是一位著名的日本經濟學家，曾任東京大學校長。日譯本略去的作者為便於外國讀者理解而就一些日本風俗習慣所作的腳注，中譯本都恢復了，又添加了一些我們認為有助於中國讀者了解的譯注。凡中譯者所加注釋，均加“——譯者。字樣；作者原注加“——作者”字樣，未加標注的均為日譯者的注釋。對日譯本原來按日本假名順序所作人名索引，都改按漢語拼音順序重新排列，以便檢索。

第五章 仁——惻隱之心
愛、寬容、愛情、同情、憐憫，古來就被當作的美德，即被認為是人的精神屬性中尚的東西。它在兩重意義上被認為是德中之王。即作為占據伴隨高尚精神的多種屬性的王位，是王者；再者，作為特別適合於王者之道的美德而是王者。說什麼慈悲比起王冠來更適合於王者；慈悲超過用王笏進行的統治，這用言詞來表達，需要莎士比亞，但內心感受並不需要他，因為這是世界各國國民都知道的。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都反復說過，為人君的必要條件就在於仁。孔子說：“君子慎德為先，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利者末也。”[《大學》]又說：“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未之有也。”孟子祖述此話說：“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又說：“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孔、孟同樣地把這個為王者的不可或缺的條件，下定義為：“仁者人也。”[《中庸》]
封建制的政治是很容易墮落為黷武主義的，能在其統治下從壞類型的專制中挽救我們的東西，便是仁。，在被統治者把“生命和肢體”全都奉獻出來的時候，剩下的隻有統治者自己的意志了，其自然的結果就是極權主義的發展。它經常被稱為“東方的專制”，就好像西方的歷史上未曾有過一個專制者似的！
我決不支持任何一類的專制政治。但是，把專制政治和封建制等同看待是謬誤的。法律學家們以腓特烈大帝所說：“國王是國家的公僕”，評之為迎來了自由發展的一個新時代是正確的。不可思議的是，正在同一時期，位於日本東北偏僻地方米澤的上杉鷹山也作了恰恰一樣的聲明——[“君乃國家人民所立，而非為君而立國家人民]——表明封建制並非暴虐壓迫。封建君主並不認為他對臣下負有相互的義務，但對自己的祖先和上蒼卻有高度的責任感。他是民之父，民是上天委托他保護的子民。中國的古典《詩經》中說：“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還有，孔子在《大學》中教導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這樣，民眾輿論同君主意志，或者民主主義同極權主義就融合起來了。正是這樣，武士道也接受並堅信與通常所賦予這個詞的意義不同的父權政治。它也就是同關心稍微疏遠的叔父政治（即山姆大叔政治！）相對而言的生父政洽。專制政治和父權政治的區別在於：在前者的情況下，人民隻是勉勉強強服從，反之，在後者的情況下，則是“帶著自豪的歸順，保持著尊嚴的順從，在隸服中也是滿心懷著高度自由的精神的服從。”古代的諺語說，英國國王“是惡鬼之王，為什麼呢，因為其臣下一再對君主進行叛逆和篡位”，法國國王“是驢子之王，為什麼呢，因為他課征沒完沒了的租賦捐稅”，“而給予西班牙王為人王的稱號，為什麼呢，因為人民樂於服從他。”這些說法並不能說完全是錯誤的。好了，就說這些！
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心目中，德行和權力聽起來或許是不可調和的詞語。他歐溯國家的社會基礎作了明確的對比，認為大陸各國的社會是在共同利害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反之，英國社會的特點在於高度發展的獨立人格。這位俄國政治家說，歐洲大陸各國，特別是斯拉夫族的各國國民之中，個人的人格依存於某種社會的聯盟，歸根結底依存於國家，這一點就日本人說來尤為正確。因此，我國國民對於君主權力的自由行使，不但不像歐洲那樣感到重壓，而且人民以對待生身父親的感情來考慮，一般得到了緩和。俾斯麥說：“極權政治首要條件是統治者具有正直、無私的強烈的義務感，精力充沛和內心謙遜。”關於這個問題，如果允許我再引用一段文字的話，我要舉出德國皇帝在科布倫茨的一段演說。他說：“王位是上帝的恩賜，並且伴隨著對上帝的沉重的義務和巨大的責任。這是任何人，任何大臣，任何議會都不能為國王免除掉的。”
仁是像母親一樣的溫和的德行。如果認為耿直的道義和嚴厲的正義特地屬於男性的話，那麼，慈愛卻具有女性的溫柔和說服力。我們被告誡不要沉湎於不加區別的溺愛之中，應該加上正義和道義作為調料。伊達政宗①一語道破的格言：“過於義則固，過於仁則懦”，是人們經常引用的。
幸運的是，慈愛是美，並非稀有。“剛毅的人是溫柔的人，仁愛的人是勇敢的人”，這是一個普遍的真理。所謂“武士之情”這句話，立即會打動我國國民的高尚情操。並不是武士的仁愛與他人的仁愛在種類上有什麼區別。不過，就武士而育，仁愛並非盲目的衝動，而是適當地考慮到了正義的仁愛，而且並不僅僅是某種心理狀態，而是在其背後擁有生殺予奪之權的仁愛。正如經濟學家所說的有效需求與無效需求那樣，我們可以稱武士的愛為有效的愛。因為它包含著加給對手以利益或損害的實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