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切新聞，皆足道也
1704年，英國作家丹尼爾·笛福著手創辦了一份政治期刊——《法國每周評論》，此時的他還未因其偉大的小說《魯濱遜漂流記》而名聲大作；他在後來纔發現自己作為小說家的使命。到目前為止，笛福在許多方面都有涉獵，但經常以失敗告終。《評論》也是他為賺錢做的又一嘗試。這一次，他做到了。不出幾個月，笛福的出版物就找到了新的形式——將圍繞時事性話題的單篇文章分期連載，一周發行兩到三次。
笛福是幸運的，他創辦《評論》的時候正值讀者大眾迅速增長，時事市場迅猛擴張。笛福自然充分利用了這樣的時機。在171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開始將注意力轉向上升的新聞出版市場，並且義無反顧，毫不退縮。笛福寫道，我們的時代正在見證一場媒體的高度繁榮。他回憶說，在他的有生之年從未見過哪段時間有這樣鋪天蓋地的報紙、政府文件和政論文章。人們對新聞的渴望正在改變社會，笛福也樂於處在風口上。
笛福並非一個注意到當時新聞熱潮以及似乎是與其相伴隨的政治辯論中的惡毒口吻的人。但如果他真覺得這是新現像，那就大錯特錯了。六十多年前，英國內戰也催生了一股宣傳冊、新聞報道和諷刺性政論的潮流。批大陸報紙創辦於四十年前。早在笛福之前，甚至在報紙誕生之前，在諺語中就可以看到對新聞的渴望。“怎麼樣，有什麼新聞麼？”這種常見的英國式問候經常出現在倫敦的舞臺上。旅行者可以購買寫有必要詞彙的短語書，因此他們也可以加入談話 ：“你有什麼新聞嗎？這個城市正在發生著什麼？西班牙有什麼新聞？”
新聞初成為一件商品，並非起於笛福的倫敦，甚至並非始於報紙的發明，而是更早 ：在1450年到1530年的八十年間，緊隨印刷術的發明。在這段技術創新的時期，出版商們開始嘗試新的圖書形式，遠比早先主導手抄本市場的神學和學術文本簡短、便宜。這些小冊子和傳單為業已存在的新聞需求轉變為大眾市場創造了機會。新聞得以首次成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本書回溯了歐洲新聞市場在從15世紀到19世紀這四個世紀間的發展，講述了這一變革。它承前於中世紀（彼時新聞是政治精英的特權）以來商業新聞市場的發展。四百年後，新聞開始在大眾政治中起決定性的作用。直到18世紀末的法國和美國革命時期，新聞出版物不僅為正在展開的事件提供日復一日的記述，而且就塑造這些事件發揮了重要作用。大眾傳媒時代即將到來。
信任信使
人類想獲取信息、想知道內情的欲望，與人類社會本身一樣古老久遠。人們總是會不遺餘力地去發現新聞。11世紀在地形崎嶇的威爾士鄉村有兩個修道院，彼此相距一百英裡，每隔兩年它們會交換信使到對方的修道院住一星期以分享新聞。
這個存在於都鐸編年史中的故事，說明了早期信息文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中世紀的前人們對於那些他們獲取到的書面形式的信息有著很深質疑。他們絲毫沒有把握寫下來的比嘴上說的可信度更高。恰恰相反：一條新聞的可信度來自這條新聞發布者的名譽和聲望。所以，一個可信賴的朋友或者信使口頭傳達的新聞要遠比一篇匿名書面報道更有可能被人相信。這一古老的傳統——對報道的信任依托於講述者的信用——持久地影響了對新聞報道的態度。但是這個早期的新聞世界不易被重構。口頭報道為歷史學家留下過少的研究線索：研究早期的新聞史就是要將殘餘和片斷給整合起來。
克萊爾沃的伯爾納鐸，是西多會的締造者，身處中世紀歐洲龐大的新聞關繫網的中心。那些去法國東部的克萊爾沃拜訪的人會給他帶去他們旅途中的見聞，有時也會在離開的時候帶著他的信件。我們異常清楚伯爾納鐸的新聞網絡，因為他有五百多封信件留存下來。但在某些方面伯爾納鐸也特別具有中世紀新聞世界的特色。當時，定期獲取新聞是權力圈層的特權，隻有他們能夠負擔，也隻有他們有辦法收集。但即使是對這些處於社會頂層的特權個體來說，新聞收集也不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清楚地知道那些給他們帶來消息的人很可能都是有利害關繫的。一個遊歷教士為伯爾納鐸帶來一次遠方的主教選舉的信息，他可能是支持其中某位候選人；一位從國外寫信回家的使者可能正在嘗試去影響政策；商人們則企圖從動蕩
的市場中獲利。尤其是商人，對信息的價值以及依據虛假傳言行動的危險有著敏銳的意識。在本書所涵蓋的時期的前兩個世紀裡，商人既是新聞的主要消費者，又是新聞可靠的提供者。
即使是在新聞變得更加豐富的16世紀和17世紀，確定新聞報道真實性的問題依然嚴峻。新聞市場——到了16世紀，它已然是一個真實的市場——充斥著相互矛盾的報道，一些不可思議，一些似是而非：生活、財富，甚至王國的命運，都要取決於是否在正確的信息指導下采取行動。遍及這些篇章的重大歷史事件常常在一開始就被錯誤報道。1588年，歐洲大陸的大部分人起初都認為西班牙無敵艦隊大敗英國艦隊。在這種情況下，謠言、一廂情願的臆想、擴散的恐慌或基於誤判的慶祝儀式，總是顛覆初準確的新聞。隻有在真實的前提下，追求新聞時效纔有意義。
這一令人苦惱的悖論開啟了新聞分析史的第二階段：調查確認。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到16世紀，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對敏感信息的處理已經顯得非常老道。騷亂事件的初征兆會被報道出來，但也會被附上謹慎的意見：“此報道尚未確認”。歐洲統治者們都會為關鍵事件的首次報道傾注大量財力，但他們經常會在采取行動之前先靜候第二次或第三次報道。這並非所有人都能負擔得起的奢侈：對於法國新教徒們而言，聽到1572年8月聖巴托羅繆之夜大屠殺的新聞以後，隻有當機立斷采取行動纔能避免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在這些風雨飄搖的年代，新聞可能關乎生死。
新聞、謠言與流言
並非所有新聞都涉及如此重大或直接相關的事件。即使是在17世紀份周報出版之前，那些願意花錢的人就可以獲得大量的新聞了，他們甚至隻是為了跟上市集廣場上的談話。對於笛福而言，這種豐裕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巨大奇跡。而其他人卻深感不安。在如此大的信息漩渦中，一個人如何提取出真正重要的信息？一個人如何從噪聲中分辨出征像？
那些關注新聞的人不得不自創一套方法，在大量的謠言、誇張和屏息分享的秘密中，建構一個關於真相的合理版本。首先，他們會排除純個人和純地方的信息。我們的前人無疑很樂於聽家族、鄰居和朋友中那些充滿野心、陰謀和不幸的故事。誰要嫁給誰了，哪個商人或手藝人面臨破產，誰因為與僕人或學徒的私通而名聲受損。1561 年，一個來自德意志南部梅明根市的市民，很不明智地決定要徹查到底是誰造謠說他女兒為隱瞞意外懷孕而離開了本地，有五十個市民都能夠非常明確地回憶起他們初是如何聽到這一有趣的流言的。然而，無論人們如何熱切地分享和傳播這種謠言，他們一般不會認為這種閑話就是新聞。當問起朋友、生意合伙人或者鄰居“有什麼新聞？”時，他們意指的都是大事件，比如說，法庭上的進展、戰爭、戰役、瘟疫或者大人物下臺。這纔是他們在通信或者談話中會去分享的新聞，正是這種新聞為早的時事商業市場提供了燃料。
我們偶爾能通過日記或者家族紀事了解到早期的新聞讀者權衡和評價這些新聞報道的過程。赫爾曼·魏因斯貝格就是其中之一，他16世紀晚期生活在德意志的大城市科隆，可以說是一個古怪之人。直到他去世以後，他的家人纔驚愕地發現，他對他們的生活和時代做了非常全面的記錄，包括他們的所有活動。魏因斯貝格生活安逸，靠繼承的財產收租過活，對同時代的大事有著很緊密的關注。由於他並不屬於城市的精英圈層，他不得不依賴朋友或者從自己買的小冊子中獲取信息。幸運的是，像科隆這樣的新聞中心到處都是信息，但不是所有的來源都具有可信度。魏因斯貝格的技能就是權衡相互衝突的報道，並且識別“一般觀點”或者共識，這個過程與城市的執政官和歐洲王室處理信息的方式不謀而合。然而有時候，準確地識別事務的真實狀態也不可能。1585年，德意志西部城市諾伊斯的邊陲小鎮被新教大主教格哈德· 馮· 特魯克澤斯用武力占領，魏因斯貝格聽說了不下十二個不同的報道稱大主教的士兵在未被察覺的情況下偷偷溜進了城。他采訪了講述各自見聞的目擊者。市議會不
斷地派遣信使去調查發生了什麼，但都被拒於城門外。魏因斯貝格終得出結論，真正的事實可能永遠都不會為人所知：“每個人所說的和所知道的，都不可能超出他在當時當地的所見所聞。但如果他是從別人那裡聽說的，故事就可能是假的；他就不可能真正地知道。”
新聞報道的指數級增長並沒有必然地使事情變得簡單；很多人反而覺得事情變得更糟了。事實上，對傳統的知情者而言，新聞的產業化，新聞業（交易新聞以獲利）的誕生，預示著傳統意義上新聞被查證的整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報道的可信度與講述者的信譽緊密關聯——的動搖。在急速擴張的大眾市場，新聞傳播者人格的正直這關鍵的一環被打破了。
新聞的商業化
在本書敘述的階段，還沒人從提供新聞當中賺錢。相反，新聞的供應是如此昂貴，隻有中世紀歐洲的精英階層纔能夠負擔得起。你要麼支付大量資金建立一個信使網絡繫統——其固定成本被證實超過了歐洲一些富有的統治者的財力 ；要麼靠一些人承擔起免費提供新聞的社會義務，比如說封建領主的扈從、渴望獲得恩惠的人，或者教會中的教士。即使是實力為雄厚的王室，也要經常把快件交給一些關繫要好的商人免費捎帶，以此來削減開支。
隻有到了 16 世紀，我們纔會見到新聞服務的繫統性商業化。早是一群在意大利各城市裡跑生意的人，他們世故而審慎，通過賣新聞賺錢。在這個歐洲成熟的新聞市場，他們為他們的客戶，為這些本身就很有影響力的人提供手寫的每周簡報。其中成功的一個人開了一家滿是抄錄員的店，每周能產出幾十本復本來。這些新聞信札簡明扼要，內容廣泛，並且都廣為人知。它們是早期新聞市場不為人知的了不起的故事之一。
提供新聞是一項非常昂貴的服務，然而對於信息的渴望使得歐洲的統治者和他們的顧問訂閱了其中的一些。但這也僅滿足了一些人的需求，對於他們來說，獲取好的信息資源是一項政治需要。大多數人將就利用他們免費得到的新聞：在客棧或者市場，以及發布在市政廳門階處的官方通知。這些免費新聞在輿論氣候的形塑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且在本書所覆蓋的歷史時期的新聞市場中，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歐洲更為下層的居民們會在他們能夠發現新聞的地方挖掘新聞：在談話和通信裡，從旅客和朋友那兒。
新聞市場的真正變革來自新聞印刷市場的發展，15世紀中葉印刷術發明之後，它纔步履蹣跚地開始。半個世紀或者更久之後，印刷工人們都奉行著一個極其保守的策略——熱衷於出版接近中世紀手抄本傳統的書籍版本。14但是到了16 世紀，他們也開始開拓新的市場，其中之一就是新聞市場。新聞正好契應了廉價印刷品市場的擴大，並迅速成為一種重要商品。這股新聞報道的新興浪潮與既有秩序完全不同。它采用之前的新型的小冊子的語氣：伴隨宗教改革而來的激情四溢的辯護。所以這類新聞報道與手抄新聞工作者那種審慎、冷靜的報道有著很大區別。這種新聞小冊子不僅要承擔起告知的義務，也要承擔說服的義務，新聞也次成為娛樂產業的一部分。有什麼比遠方的災難或者聳人聽聞的謀殺更具娛樂性呢？
這也並非沒有問題，尤其對傳統的社會領導人而言，他們已經習慣於認為新聞是一項由可信的專門機構提供的機密服務。精英們自然會試圖去掌控這個新的商業市場，確保這些新聞書冊中傳遞的是有關他們的正面信息。那些還想繼續營業的出版商們，就隻能謹慎地報道當地貴族所取得的勝利和成就，而不去報道會辱沒名聲和顛覆權威的戰場失利。這些樂於合作的出版商們可以依靠幫助獲得正確的文本。宮廷詩人和作家們，經常是一些知名的文學人士，也有義務承擔一些新的和不熟悉的任務，去為君主的軍事實力唱贊歌和痛斥敵人。 15 大量這樣的作品被印刷出來。盡管這經常被視作一個獨裁和非代議制政府的時期，我們會發現，從特別早期的批印刷書籍的年代開始，歐洲統治者們就投入了相當的努力，向他們的民眾表達觀點、解釋政策。這也是新聞史中一個重要的部分。
這些新聞小冊子上愛國的樂觀主義，對歐洲統治者們管理公共輿論的早期嘗試很有助益，但也為那些依賴準確的信息流而做決策的人帶來了困難。已經準備交貨上路的商人們不得不對他們的發現報以更為審慎的態度——如果貨物能否平安抵達很重要，那麼模糊了事實真相的新聞小冊子就對他們沒有好處。宗教改革帶來的歐洲內部的分裂是一個更加復雜的因素 ：新教和天主教國家的新聞賣主們會不斷地隻復制認信分界線（confessional divide）一邊的新聞。因此新聞就愈發呈現出宗派特征。所有這一切會導致種種歪曲，掩蓋事件的真實過程。這對振奮士氣也許是好的，但對那些有影響力的人來說，他們需要途徑去獲得更為冷靜的報道，新聞印刷大眾市場的增長主要就是個消遣。由於這個原因，16世紀大量湧入市場的新聞小冊子並未淘汰更為專門的手抄服務。 新聞信札依然能在有錢人市場中立足 ；在歐洲的很多地方，秘密的手抄新聞服務一直持續繁榮到 18 世紀下半葉。
報紙的誕生
16世紀印刷的新聞小冊子是新聞市場發展的一個裡程碑，但它們也進一步增加了追求真實性和精確性的難度。為了在不那麼富裕的讀者階層中爭奪有限的可支配的現金，新聞小冊子的提供者們有明確的動機讓描述盡可能生動，這就對新聞的可信度提出了真正的問題——如果一個作者為增加報道的商業吸引力極盡誇張之能事，那麼這個新聞報道又如何能被信任呢？
17世紀早期報紙的出現，代表了一種應對以上棘手狀況的嘗試。隨著在歐洲新的民族國家中政府機構的增加，需要及時了解新聞的人數也呈指數級增長。1605年，一位頗有事業心的德意志文具商認為他可以通過將其現有的手抄新聞信札服務機械化來滿足這一需求。
這即是報紙的誕生：然而其風格——從手抄新聞信札中繼承下來的冷靜嚴肅、不偏不倚的敘述——與之前更有立場且散漫雜亂的新聞小冊子幾乎沒有共同之處。
事實證明，報紙的誕生之路困難重重。盡管報紙傳播得很迅速，在接下來的三十年中，在二十多個德意志城市都有創辦，但在歐洲的其他地區卻遭遇了抵抗——比如意大利就較晚纔接納這種形式的新聞出版。批報紙中很多為了盈利而掙扎，很快就倒閉了。
報紙的問題在於它不太有趣。雖然被視作一個訂購者進而獲得關注世界時事的社會榮譽可能很重要，但早期的報紙讀起來並不是很有意思。那一連串赤裸裸、不加修飾的事實讓人難以理解——有時，干脆是不知所雲。有消息說塞薩公爵已抵達佛羅倫薩，但在不知道塞薩公爵何許人也、為什麼會出現在那兒的情況下，這條新聞意味著什麼呢？這是好還是壞？沒有經驗的新聞讀者會覺得讀起來很費勁。而那些習慣了新聞小冊子親近有序的敘事的人能察覺到這種風格的疏異。
新聞小冊子提供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新聞呈現方式，更適合當時的敘事傳統。它們聚焦的是激動人心的事件、戰役、犯罪和轟動一時的人或事；通常會在所描述事件結束時發表。它們有一個開頭、經過和結尾。重要的是，新聞小冊子嘗試解釋前因後果。總的來說，這是一個宗教的時代，而這類新聞小冊子也會引出一種道德寓意：國王強大，作惡之人自食其果，自然災難的不幸受害者是在因罪受罰。
而報紙的新聞報道方式很不同，對那些以前沒有訂閱過手抄服務的人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每條報道都不過幾句話長短，不提供任何解釋、評論或實況報道。與新聞小冊子不同，讀者不知道這屬於敘事中的哪一部分，甚至不知道報道內容是否重要。這引向了一種極其講究的、對讀者極為苛求的新聞，給沒有經驗的讀者提供的幫助寥寥。重要的故事很少放置在前；沒有標題，也沒有插圖。而且由於報紙是按訂閱方式提供的，所以讀者們會被期待逐期密切注意事件的進展；這既費時、費錢，還很費心。
這完全不是這些年來歐洲社會的大部分市民對新聞的經驗。對他們來說，大事件隻有切實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時，他們纔會感興趣。即使就那些好奇心更強的人而言，新聞也是一個出入自如的領域，在感興趣的時候買一本新聞小冊子，而如果不感興趣，就把錢省下來留作他用。從事件的展開方式來看，這一點更加說得通——它們有時重大，有時著實寡淡無趣。新聞小冊子反映了這樣一個現實：新聞有時候很重要，會在新聞界激起一陣騷動，有時則不然。
因此，說服生活在17世紀的歐洲居民去定期購買新聞出版物絕非易事。這也就不難看出為何報紙流行起來的步伐如此緩慢。消費者必須被教導要定期了解新聞，而且他們也必須掌握理解新聞的工具。這需要時間，那些了解自己所在城鎮或村莊以外的世界的人的圈子擴展緩慢。出於所有這些原因，從份報紙創辦到它真正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經歷了一百多年——直到 18世紀末，報紙纔成為形塑輿論的主要媒介。
報紙的出現並沒有即刻改變新聞市場。事實上，在至少一百年裡，報紙一直努力在仍屬多媒體業務的地方尋找一席之地。印刷術的出現並沒有抑止早期的新聞傳播形式。大多數人依然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獲得很多新聞。新聞的傳播深刻地展示了這些喧鬧、親密的睦鄰社會的發展活力。在市集廣場上、教堂內外、家族團體中，新聞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富有進取精神的市民們在歌聲中慶賀喜事：這也成了一個重要的新聞渠道，而且對於那些原本艱難謀生的旅行歌手來說，相當有利可圖。唱歌也具有潛在的煽動性——地方法官們發現，找到一首煽動性歌曲的作者要比關閉一家印刷店難得多。更為練達老成、博聞強識的人會在劇院欣賞到對當代的引鋻。由於內行人纔懂的笑話和對時事的提及是其保留節目，看戲在較大的城市也是一個重要的新聞領域。在這個與印刷業新世界共存的多媒體新聞世界中，所有這些不同的地方都扮演了它們各自的角色。
這些長久以來建立的信息交換習慣，為新的印刷媒體設定了很高的標準。我們需要時刻謹記，在這幾個世紀裡，公共事務的交流幾乎都是在社區的環境中進行的。市民們聚集在一起見證市政事件，比如，顯貴訪客的到來或處決臭名昭著的罪犯。他們聽市政或王室官員頒布官方命令；聚集在教堂的門口，研究法令或原告訴狀；互通傳聞，唱時事性的歌曲。重要的是在這個時代，“發表”意味著聲音的流傳，是口頭上的：書僅僅是“印刷”的。印刷新聞既鼓勵了新的消費習慣（私人閱讀以前被視為精英的禁臠），同時又采用了這些古老的口頭傳統的韻律和文體形式。讀早期的新聞小冊子，我們經常能聽出街頭的音樂，它的喧鬧嘈雜和不拘一格。相反，提供給早期報紙的讀者們的是一種檔案館的與世隔絕的寧靜。這不符合所有人的品味。
新聞工作者
這一行當的復雜性要求那些希望從新聞中賺錢的人具有敏捷度和靈活性。許多嘗試過的人都失望而歸。小冊子的發表競爭非常激烈，隻有那些能通過人脈獲得可靠信息的人纔有望發跡。早的報紙許多都非常短命，能夠幸存下來的往往從當地王室那裡得到了斷斷續續的資助（這使得編輯的獨立性很難保證）。在寫《評論》的大部分時間裡，笛福被英國政要秘密聘請來宣傳他們的政策。羅伯特·沃波爾爵士通過購買報紙並將其作為他的喉舌來抗衡一個批判性的新聞界。他後來成為英國 18 世紀在位時間長的首相。
在這段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出版新聞賺不到什麼錢，而且收益大部分都流向了那些處於行業的人。如果說確實有人變得富有了，那就是報紙的所有者——在16世紀是定制手抄新聞服務的出版商，後來則是報紙出版商。一份手抄新聞服務基本上是由一個消息靈通的個人完成的。隨著名聲漸長，他會發現有必要雇用更多的抄寫員來制作手抄復本 ；但他是具有編輯權的人。
早的報紙大都以同樣的方式拼湊而成。出版商對其發表的內容全權負責。出版商的任務基本上就是編輯：收集、整合且傳播各種報道。大多數情況下，出版商是參與生產過程這一階段的的專業人員。他沒有雇用任何員工或者現代意義上的記者。在早的報紙中，構成其稿件的許多信息都是免費提供的：信息通過迅速擴張的歐洲郵政服務傳播，或者通過函件傳送。有一些報紙是與地方王室官員關繫密切的半官方出版物，這些官員能提供從國家文件中獲取可靠信息的途徑。出版商們尋找其他方法從標價出售和訂閱中增加微薄的收入。對許多報紙來說，廣告成為商業模式的支柱；其他則用禮品、養老金或官職承諾滿足政客們，為更好的生存鋪路。
報紙的性質和彙編方式沒有給我們可能視為新聞業的東西留有多少餘地。這些報道的篇幅不夠長，沒法給評論或實況報道留下太多空間。隨著報紙在18世紀逐漸確立地位，一些出版商就雇用了一些特約記者在法庭或證券交易所四處遊蕩，以期采獲一些可以發表的材料片斷。但他們很少會在記錄中留下太多的痕跡。雖然我們會在這一時期看到一些性格鮮明的角色，但這還不是專業記者的時代。他們所提供的信息幾乎不具有足夠的價值來滿足某一報紙的獨家新聞服務的需求。大多數人都把自己的故事賣給任何想要的人。隻有隨著18世紀末的重大事件——英國的新聞自由鬥爭以及法國和美國的革命——的發生，報紙纔找到了強有力的社論聲音，也正是在那時，新聞事業纔真正成為可能。但它總是危險重重。正如法國大革命中許多著名政論作家發現的，政治命運的轉變可能會使一項事業戛然而止。至少這些人的生與死都受到公眾的矚目。而對於其他人，貧窮是一種更為尋常的威脅，他們屬於這一行當中的雄蜂，靠嗅聞著謠言作為殘羹剩飯。
權力的筋
在這一時期，新聞市場更為成熟，這依賴於通信網絡的建設。而在14世紀到18世紀之間，情況也在穩步改善。歐洲郵政網絡變得更為復雜和可靠。新聞報道變得更加頻繁。從第二個或第三個獨立來源驗證一個人所聽到的信息也變得更加容易。這之所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創造出了更有效的方式來進行長距離的書信溝通。14世紀初，隻有有錢有勢者纔能負擔起維繫一個信使網絡的成本；因此，那些掌權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哪些信息應該與其他市民分享。到18世紀，相對普通的公民也可以旅行、收發郵件和購買新聞報道。信息交換的過程已建立在合理的商業基礎上。這時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通信沿著歐洲貿易干線流動。新聞很豐富：如今每個人都能有自己的觀點，而且許多人選擇表達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