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中英文學交流語境中的英國三大漢學家

一、英國三大漢學家的漢學歷程

二、三大漢學家的漢學特色及其地位貢獻

三、比較文學視角與漢學研究思路

四、年譜編撰的史料價值與學術意義

翟理斯（1845-1935）漢學年譜

附錄：翟理斯作品索引

阿瑟·韋利（1889-1966）漢學年譜

附錄：阿瑟·韋利作品索引

大衛·霍克思（1923-2009）漢學年譜

附錄：大衛·霍克思作品索引

中文文獻

英文文獻

中文人名索引

外文人名索引

專有名詞索引

後記

總 序

張西平①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套“２０ 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繫”是我２００７ 年所申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的成果。

這套叢書的基本設計是：導論 １ 卷，編年 ８ 卷，中國古代文化域外傳播專題研究 １０ 卷，共計 １９ 卷。

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和影響是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之前中外學術界從未對此進行過繫統研究。 它突破了以往將中國古代文化經典的研究局限於中國本土的研究方法，將研究視野擴展到世界主要國家，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那裡的傳播和影響，以此說明中國文化的世界性意義。

我在申請本課題時，曾在申請表上如此寫道：

研究 ２０ 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和影響，可以使我們走出“東方與西方”“現代與傳統&rdquo思維，在世界文化的範圍內考察中國文化的價值，以一種全球視角來重新審視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和現代價值，揭示中國文化的普世性意義。 這樣的研究對於消除當前中國學術界、文化界所存在的對待中國古代文化的焦慮和彷徨，對於整個社會文化轉型中的中國重新確立對自己傳統文化的自信，樹立文化自覺，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思想文化意義。

通過了解 ２０ 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與接受，我們也可以進一步了解世界各國的中國觀，了解中國古代文化如何經過“變異”，融合到世界各國的文化之中。 通過對 ２０ 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傳播和影響的研究，我們可以總結出中國文化向外部世界傳播的基本規律、基本經驗、基本方法，為國家制定全球文化戰略做好前期的學術準備，為國家對外傳播中國文化宏觀政策的制定提供學術支持。

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傳播，域外漢學的形成和發展，昭示著中國文化的學術研究已經成為一個全球的學術事業。 本課題的設立將打破國內學術界和域外漢學界的分隔與疏離，促進雙方的學術互動。 對中國學術來說，課題的重要意義在於：使國內學術界了解域外漢學界對中國古代文化研究的進展，以“它山之石”攻玉。 通過本課題的研究，國內學術界了解了域外漢學界在20世紀關於中國古代文化經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從而在觀念上認識到：對中國古代文化經典的研究已經不再僅僅屬於中國學術界本身，而應以更加開闊的學術視野展開對中國古代文化經典的研究與探索。

這樣一個想法，在我們這項研究中基本實現了。 但我們應該看到，對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的研究絕非我們這樣一個課題就可以完成的。這是一個嶄新的學術方向和領域，需要學術界長期關注與研究。 基於這樣的考慮，在課題設計的布局上我們的原則是：立足基礎，面向未來，著眼長遠。 我們希望本課題的研究為今後學術的進一步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為此，在導論中，我們初步勾勒出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西方傳播的軌跡，並從理論和文獻兩個角度對這個研究領域的方法論做了初步的探討。 在編年繫列部分，我們從文獻目錄入手，繫統整理出 ２０ 世紀以來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世界主要國家的傳播編年。 編年體是中國傳統記史的一個重要體裁，這樣大規模的中國文化域外傳播的編年研究在世界上是首次。 專題研究則是從不同的角度對這個主題的深化。

為完成這個課題，３０ 餘位國內外學者奮鬥了 ７ 年，到出版時幾乎是用了 １０ 年時間。 盡管我們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個研究還是剛剛開始，待繼續努力的方向還很多。 如：這裡的中國古代文化經典主要側重於以漢文化為主體，但中國古代文化是一個&ldqu一體”的文化，在其長期發展中，少數民族的古代文化經典已經逐步融合到漢文化的主干之中，成為中華文化充滿活力、不斷發展的動力和原因之一。 由於時間和知識的限制，在本叢書中對中國古代少數民族的經典在域外的傳播研究尚未全面展開，隻是在個別卷中有所涉獵。 在語言的廣度上也待擴展，如在歐洲語言中尚未把西班牙語、瑞典語、荷蘭語等包括進去，在亞洲語言中尚未把印地語、孟加拉語、僧伽羅語、烏爾都語、波斯語等包括進去。 因此，我們隻是邁開了步，我們希望在今後幾年繼續完成中國古代文化在使用以上語言的國家中傳播的編年研究工作。 希望在第二版時，我們能把編年卷做得更好，使其成為方便學術界使用的工具書。

中國文化是全球性的文化，它不僅在東亞文化圈、歐美文化圈產生過重要影響，在東南亞、南亞、阿拉伯世界也都產生過重要影響。 因此，本叢書盡力將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多種文化區域傳播的圖景展現出來。 或許這些研究仍待深化，但這樣一個圖景會使讀者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力有一個更為全面的認識。

中國古代文化經典的域外傳播研究近年來逐步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據初步統計，目前出版的相關專著已經有十幾本之多，相關博士論文已經有幾十篇，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及*課題中與此相關的也有十餘個。 隨著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也開始更加關注這個方向。 應該說，這個領域的研究進步很大，成果顯著。 但由於這是一個跨學科的嶄新研究領域，尚有不少問題需要我們深入思考。 例如，如何更加深入地展開這一領域的研究？ 如何從知識和學科上把握這個研究領域？ 通過什麼樣的路徑和方法展開這個領域的研究？ 這個領域的研究在學術上的價值和意義何在？ 對這些問題筆者在這裡進行初步的探討。

……

年譜編撰的史料價值與學術意義

十多年前，筆者曾出版《中英文學關繫編年史》，因為此前國內學界尚未從編年史的角度全面繫統地進行中外文學關繫史的研究。業師錢林森先生在給該著所寫序言中曾說：“這本國別文學關繫編年史具有開創意義，填補了這一學術領域的研究空白。假如所有國別文學關繫史的研究均從史料搜集、資料編年開始，在此堅實的基礎上再撰寫國別文學交流史，那該是一件多麼有意義的學術工程。” ①同樣，國內學界從年譜編撰的角度，全面展示海外漢學發展或文學文化交流的著述也不多見，假如投入精力在資料普查的基礎上，認真做數部海外漢學家的年譜或事跡編年，必會為海外漢學研究的拓展提供堅實的史料基礎和值得研究的課題方向，使得各種專題研究有一個漢學史發展的參照繫。

年譜是一種編年體傳記，它以譜主為中心，以時間為經，以事實為緯，按年月記述譜主一生及其相關的事跡，所謂“敘一人之道德、學問、事業，纖悉無遺而繫以年月者，謂之年譜”。年譜一般包括譜主的姓名、籍貫、家世、生平、交遊、思想和著述等。年譜有考世知人的史料價值。編撰年譜，應當重視譜主所處時代的“風教”，應當“設身處境”。傳主的身世直接或間接影響他們的漢學翻譯理論、目的

與策略，也影響他們對中國文化與文學的認知。

任何一個學術觀點的總結，都必須建立在基礎文獻的整理和推進上。在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中，年譜的著錄就屬於這種沉潛式的學術根基研究。它對於深入觀照該作家的文學活動、文學作品和創作心態，顯得十分重要。三大漢學家的地位、貢獻顯著，值得探討研究的問題頗多。如若不能清晰地整理他們的生平行跡，這一學術目的恐怕難以達到。因而我們力求在客觀真實的基礎上，為進一步展開三大漢學家的漢學研究奠定堅實的文獻基礎。

在一般人文學者眼裡，沒有人懷疑史料的重要性，但也有人認為史料工作的學術地位不高，史料工作簡單而費力、有用而不討好，隻不過是服務於具體的專題研究工作。這樣，在片面強調理論創新、多快好省制造成果的學術生態中，史料建設之類的基礎工程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學者劉福春在思考新詩史料工作為何很難吸引更多的人並形成一支專業隊伍時，總結過三點原因：①史料工作細碎，需要積累，時間長，很難見成效；②成果出版困難，工作見效慢；③出版的史料成果學術地位不高或沒有學術地位。但是，正如劉福春所提示的那樣，“史料工作”自古就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從漢代的樸學，到清代的乾嘉學派，目錄、版本、訓詁、考據、校注、辨偽、輯佚、考訂等都是重要學問。史料工作應該有其獨立的學科地位，有其研究範圍、治學方法和獨立的學術價值。有了一支專業隊伍，以“發掘”與“求真”為特征的史料工作纔有可能進入“研究”層次。沒有翔實的史料占有，研究工作很難遊刃有餘。

來新夏先生曾通過對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的試探性檢讀，感到這種做法可以使別人得到方便，精力。他由此聯想，“如果對史籍的每個門類或小目類都有人分別去清查一下底數，並把結果寫出報告，編制一些工具書。那麼，人們在搜集資料工作上就不需要人人都從頭搞起，而是已有少數人為多數人擺好了‘梯子’，或者說作了‘鋪路石子’的工作了”。這種鋪路工作，陳垣先生曾在《中西回史日歷》自序中說：“茲事甚細，智者不為，然不為終不能得其用。”來新夏先生體會到：“這種做法不僅可以開拓目錄學研究的實踐領域，而且將使更多的學術工作者把主要精力用於剖析史料、論證史事、發現問題、擴大研究領域，使學術研究能更快地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