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引 1
題解一（例 言）為什麼要返求舊道德？ 1
題解二（例 言）有無公德與私德之分？ 10
題解三（辨術）儒家德教有何重要性？ 23
題解四（辨術）為什麼反是成己之學？ 36
題解五（立志第二）“先立其大”有多重要？ 56
題解六（立志第二）“無用之用”能否成立？ 78
題解七（知本第三）德育也屬於通識教育嗎？ 122
題解八（知本第三）心學比理學強在哪裡？ 157
題解九（存養第四）佛學如何影響了心學？ 188
題解十（存養第四）有無屬於自己的時間？ 231
題解十一（省克第五）修己與待人區別何在？ 263
題解十二（省克第五）道德要不要形而上預設？ 321
題解十三（應用第六）怎樣纔算是知行合一？ 399
題解十四（應用第六）有多少取決於當下一念？ 430

小 引

大約是在去年年底，我剛調來浙江大學不久，譯林出版社的負責人就造訪杭州，跟我商討下一步的合作。考慮到正要為籌辦中的中西書院準備通識教育的教材，我就順口推薦了《德育鋻》。
其實在多年以前，我便已經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裡，從梁啟超文集中發現它，為它寫了篇新版的導言，推薦給了北京大學出版社，作為院裡指定的“德育教材”。然而這一次，譯林出版社的編輯讀罷還不解渴，又希望我接著再為該書的各章，分別寫出它們的“題解”來，以幫助讀者們更好地掌握。於是，我又從頭把它重讀了一過。梁啟超當年選編的這本書，原有一篇例言和六章正文，加起來總共有七個部分。那麼這樣一來，我也就打算為它的每個部分，都分別寫出兩篇“題解”來，所以隨手就寫下了十四章的提綱，而隨即便埋頭一口氣寫了下去。
不過，盡管提綱還是這個提綱，可寫著寫著，卻發現情況並不如此簡單。雖然說，那都是些考慮已久的問題，可等到真要把它們給鋪陳開來了，卻發現遠比預想的要費力氣。由於我在這裡要講述的，都不是學術界的現成結論，那就需要像寫“論文”那樣，去引證、去立論、去駁議，所以等殺青以後再來點算，這些“題解”本身竟已相當不薄了。
這就不免讓人有些撓頭了。如果把這次寫成的文字，孤立地拆分成十，再塞到隻有幾萬字的《德育鋻》裡，那就顯得太過“喧賓奪主”了，會比原書整整多出三四倍來。由此看來，也就隻好讓它獨立出來，另作一本專門的著作了。不知這算不算得“好事”，反正我近來總是這樣，不小心就脫離了原定計劃，順手寫出一本“意外”的書。
不過轉念想想，也許這樣反而更好。將來我們在中西書院裡，也就有了兩種“通識教材”，一本可以當作初始教本，另一本則可以當作參考讀物。也就是說，可以安排同學們先閱讀《德育鋻》，然後再來讀這本《德教釋疑》，乃至於，他們還可又回過頭來，再從頭溫習一遍《德育鋻》。
本書既然取名為《德教釋疑》，自是要圍繞著儒家的“德教”，去解開一些纏繞著的“疑團”。不過又應該聲明，書中進行的這些“釋疑”，卻首先是衝著我本人的。也就是說，心頭確實有很多的“疑難”，當初在讀書時就已經“起疑”，而再查詢固有的注疏，也還是感到同樣“可疑”，可充其量也隻寫了點批注。——那麼這一次正好，就干脆抖擻起精神來，分別對之進行清洗和剝離了。
當然同時也可以說，這些“釋疑”也是寫給讀者們的，說不定自己的這番努力，也能幫他們解開某些“疑團”。畢竟，充滿了腐惡的當今學術界，已經太慣於陳陳相因、以訛傳訛了，由此造成了太多的“雲山霧罩”，使得孔子思想中的很多精義，都跟人們長久地隔膜開來了，使之就算想要找回“文化自信”，也並不知那“文化”意味著什麼。
具體而言，如果我在《天邊有一塊烏雲》中，已經從比較哲學的宏觀角度，率先提出了先秦的儒學思想，既不是“倫理本位”，也不是“天人合一”，又不是“儒道互補”，更不是“內在超越”；那麼，眼下也正好循著這種“範式更新”，來從頭梳理儒學的思想體繫，從而對由此產生的一繫列問題，都基於自己提出的那四個要點，去進行勢在必行的洗牌與重組。
正因為由此帶來的難度，我在前邊已經講到了，居然是寫著寫著，就被迫改變了寫作風格。畢竟很多關鍵性的話題，都是在這裡頭一次提出的，容不得隻以教科書式的筆法，一帶而過地進行輕巧的處理。——當然了，即使如此也還是要坦承：由於本書中一再踫觸到的，都是極為喫重的學術話題，而且筆者也總是在自出機杼，所以，或許光靠本書中的文字，就仍可能論證得不夠充分。
也正因為這樣，即使還在撰寫這篇短序，自己的心思卻已跳入另一本書了，而如果沒什麼心血來潮的改動，它的標題將會是《孔子十章》，也就是說，還是要去闡發相關的話題。——求學的生涯堅持到了現在，之所以一直都讓我興趣盎然，恰是因為自己的動筆寫作，正好比帶一點風險的“征服”；所以，隻有闖入尚且有些生疏的領地，從“已知”向著“未知”發出挑戰，纔會誘發自己內在的寫作衝動。
而沿著連綿不絕的運思，自己的寫作也是越到了晚期，就越表現出一種“自我互文性”來，或者用晚近另一本書的標題來說，這些文字總是在演奏著“引子與回旋”。——在這個意義上，就像自己馬上要交出的這本書，是在延伸著以往著作中的思路，今後自己還會接續寫出的著作，也將會勾連從這裡發出的思緒，而構成彼此連接的“網狀結構”。
但不知，這樣的著作究竟還有多少。雖則說，這次頗費力氣地移家杭州，在我就好比是在圍棋盤上，又朝&ldqu”方向延了幾口氣，所以也肯定為了今後十幾年的工作，帶來了很多亟欲寫出的腹稿；隻是，且不說終究能否“天假以年”了，就連頭腦中能否總這樣充滿靈感，也隻能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也正因為這樣，我此生都從未像現在這樣，簡直是以極度的“敬畏”態度，來照看身體的營衛、休整與鍛煉。
當然也是希望，終究能等到這麼一天，靠著這種辛勤的考掘與發揮，而使自己平生鐘愛的儒家思想，得以還復它在先秦的本來面目，從而不僅更易為國內讀者所接受，也足以再無愧色地拿到國際上去，——而不是像現在這副模樣，隻表現為一種退化了的折中主義形態，且幽閉在“國家一級學科”的保護傘下，就甘於總是這般自說自話、自生自滅。
無論如何，眼下我已算是落筆夠快的了，所以隻需請讀者們稍微等等，很快就會在另一本書中見面的！

劉 東
2021年8月12日
小 引

大約是在去年年底，我剛調來浙江大學不久，譯林出版社的負責人就造訪杭州，跟我商討下一步的合作。考慮到正要為籌辦中的中西書院準備通識教育的教材，我就順口推薦了《德育鋻》。
其實在多年以前，我便已經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裡，從梁啟超文集中發現它，為它寫了篇新版的導言，推薦給了北京大學出版社，作為院裡指定的“德育教材”。然而這一次，譯林出版社的編輯讀罷還不解渴，又希望我接著再為該書的各章，分別寫出它們的“題解”來，以幫助讀者們更好地掌握。於是，我又從頭把它重讀了一過。梁啟超當年選編的這本書，原有一篇例言和六章正文，加起來總共有七個部分。那麼這樣一來，我也就打算為它的每個部分，都分別寫出兩篇“題解”來，所以隨手就寫下了十四章的提綱，而隨即便埋頭一口氣寫了下去。
不過，盡管提綱還是這個提綱，可寫著寫著，卻發現情況並不如此簡單。雖然說，那都是些考慮已久的問題，可等到真要把它們給鋪陳開來了，卻發現遠比預想的要費力氣。由於我在這裡要講述的，都不是學術界的現成結論，那就需要像寫“論文”那樣，去引證、去立論、去駁議，所以等殺青以後再來點算，這些“題解”本身竟已相當不薄了。
這就不免讓人有些撓頭了。如果把這次寫成的文字，孤立地拆分成十，再塞到隻有幾萬字的《德育鋻》裡，那就顯得太過“喧賓奪主”了，會比原書整整多出三四倍來。由此看來，也就隻好讓它獨立出來，另作一本專門的著作了。不知這算不算得“好事”，反正我近來總是這樣，不小心就脫離了原定計劃，順手寫出一本“意外”的書。
不過轉念想想，也許這樣反而更好。將來我們在中西書院裡，也就有了兩種“通識教材”，一本可以當作初始教本，另一本則可以當作參考讀物。也就是說，可以安排同學們先閱讀《德育鋻》，然後再來讀這本《德教釋疑》，乃至於，他們還可又回過頭來，再從頭溫習一遍《德育鋻》。
本書既然取名為《德教釋疑》，自是要圍繞著儒家的“德教”，去解開一些纏繞著的“疑團”。不過又應該聲明，書中進行的這些“釋疑”，卻首先是衝著我本人的。也就是說，心頭確實有很多的“疑難”，當初在讀書時就已經“起疑”，而再查詢固有的注疏，也還是感到同樣“可疑”，可充其量也隻寫了點批注。——那麼這一次正好，就干脆抖擻起精神來，分別對之進行清洗和剝離了。
當然同時也可以說，這些“釋疑”也是寫給讀者們的，說不定自己的這番努力，也能幫他們解開某些“疑團”。畢竟，充滿了腐惡的當今學術界，已經太慣於陳陳相因、以訛傳訛了，由此造成了太多的“雲山霧罩”，使得孔子思想中的很多精義，都跟人們長久地隔膜開來了，使之就算想要找回“文化自信”，也並不知那“文化”意味著什麼。
具體而言，如果我在《天邊有一塊烏雲》中，已經從比較哲學的宏觀角度，率先提出了先秦的儒學思想，既不是“倫理本位”，也不是“天人合一”，又不是“儒道互補”，更不是“內在超越”；那麼，眼下也正好循著這種“範式更新”，來從頭梳理儒學的思想體繫，從而對由此產生的一繫列問題，都基於自己提出的那四個要點，去進行勢在必行的洗牌與重組。
正因為由此帶來的難度，我在前邊已經講到了，居然是寫著寫著，就被迫改變了寫作風格。畢竟很多關鍵性的話題，都是在這裡頭一次提出的，容不得隻以教科書式的筆法，一帶而過地進行輕巧的處理。——當然了，即使如此也還是要坦承：由於本書中一再踫觸到的，都是極為喫重的學術話題，而且筆者也總是在自出機杼，所以，或許光靠本書中的文字，就仍可能論證得不夠充分。
也正因為這樣，即使還在撰寫這篇短序，自己的心思卻已跳入另一本書了，而如果沒什麼心血來潮的改動，它的標題將會是《孔子十章》，也就是說，還是要去闡發相關的話題。——求學的生涯堅持到了現在，之所以一直都讓我興趣盎然，恰是因為自己的動筆寫作，正好比帶一點風險的“征服”；所以，隻有闖入尚且有些生疏的領地，從“已知”向著“未知”發出挑戰，纔會誘發自己內在的寫作衝動。
而沿著連綿不絕的運思，自己的寫作也是越到了晚期，就越表現出一種“自我互文性”來，或者用晚近另一本書的標題來說，這些文字總是在演奏著“引子與回旋”。——在這個意義上，就像自己馬上要交出的這本書，是在延伸著以往著作中的思路，今後自己還會接續寫出的著作，也將會勾連從這裡發出的思緒，而構成彼此連接的“網狀結構”。
但不知，這樣的著作究竟還有多少。雖則說，這次頗費力氣地移家杭州，在我就好比是在圍棋盤上，又朝&ldqu”方向延了幾口氣，所以也肯定為了今後十幾年的工作，帶來了很多亟欲寫出的腹稿；隻是，且不說終究能否“天假以年”了，就連頭腦中能否總這樣充滿靈感，也隻能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也正因為這樣，我此生都從未像現在這樣，簡直是以極度的“敬畏”態度，來照看身體的營衛、休整與鍛煉。
當然也是希望，終究能等到這麼一天，靠著這種辛勤的考掘與發揮，而使自己平生鐘愛的儒家思想，得以還復它在先秦的本來面目，從而不僅更易為國內讀者所接受，也足以再無愧色地拿到國際上去，——而不是像現在這副模樣，隻表現為一種退化了的折中主義形態，且幽閉在“國家一級學科”的保護傘下，就甘於總是這般自說自話、自生自滅。
無論如何，眼下我已算是落筆夠快的了，所以隻需請讀者們稍微等等，很快就會在另一本書中見面的！

劉 東
2021年8月12日

一開始就提出這個問題，等於是一上來就要來追問：梁啟超當年為什麼要編選這本書？
這無疑意味著，就在 1905 年的前後，他的立場又發生了陡然的轉變。有學者詳細地統計過，在僅有五十多年的生涯中，梁啟超的立場即有“十變”。這曾引起過外間廣泛的物議：“因為梁啟超的‘流質易變’，當時便遭對立方面和自己營壘的種種非議。孫中山痛斥其‘忽言革命，忽言破壞’，‘一人而持二說，首鼠兩端’。章太炎指責他‘始言革命，終言立憲，浮誇轉變’。《民報》載文罵他是‘蝙蝠名士’‘反復小人’。嚴復批評他屢易宗旨，種禍無窮，是亡清二百六十年社稷的罪人。曾經熱烈贊揚梁啟超的黃遵憲，隔了兩年也責怪他‘言屢易端，難於見信’。康有為則十分惱火地批評他‘流質易變’。” 而他當年的學生鄭振鐸，也曾經未置可否地對此總結道：“任公為人所恭維的 — 或者可以說，為人所詬病的 — 一點是‘善變’。無論在學問上，在政治活動上，在文學的作風上都是如此。”
可無論如何，我們又必須同情地理解，這種“善變”卻未必就是缺點，相反倒可能是梁啟超主動追求的。 — 他在早歲就已自覺到了這一點：“《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 2而到了梁啟超生命的後期，他更在對比中做出了這樣的總結：“啟超與康有為有相反之一點，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去治學也亦有然。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為之學，在今日可以論定；啟超之學，則未能論定。”
正因為這樣，針對梁啟超終其一生的追求，我們就不能隻盯住他的這種“善變”，或者說是“太無成見”，還應當更深一層地去考察：在那些富於戲劇性的轉變中，他的思想是不是越變越豐富了，他的立場是不是越變越穩固了，他的環顧是不是越來越周全了，他的見識是不是越來越可靠了？ — 而一旦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當然也就需要先來回顧一下，弄清他在轉變前的思想和立場。
這就要先來回顧梁啟超的“新民說”了。 — 想當年，為了拯救“積貧積弱”的中國，他曾率先提倡過“道德革命”，其邏輯可以簡明地總結為：想要“新國家”就先要打造“新國民”，而想要“新國民”就先要倡導“新道德”：“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髒、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髒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澳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這樣一來，他就此所提出的“道德革命”，也就不言而喻地要求著他，必須對傳統的“舊道德”大加討伐，而這樣的批判，還必須盡可能地全面開花，不留死角。正是出於這樣的心結，盡管他在《新民說》的前幾節中也曾說過，“新民雲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 1 可在細思之下，正如一位當代學者就此所總結的，他當年發出的批判卻談不上“平心之論” —“西人說中國‘野蠻’，梁啟超持之以為繩尺，作《中國積弱溯源論》，從歷史的中國裡搜尋爬梳，翻出‘奴性’‘愚昧’‘為我’‘好偽’‘怯懦’‘無動’等切割支離之詞，用來說當時中國的‘病源’。論其字義，這些詞彙雖各示詆抑，而相互之間其實並無一定的聯結。以數千年中國的漫長和復雜作對照，它們被梁啟超大而化之地編連為一體，顯然並不全是出自中國歷史本身和真能統括中國歷史全體。但從二十世紀初年的思想背景求因果，則梁啟超之所以選定這些詞彙，正在於由此編成的大而化之鮮明觸目，能夠一一對應地描繪出時人心目中西方文明的反面，以此為‘野蠻’作佐證。然而歷史的中國既可以操弄，真實的中國也因此而成了一種越來越遠的東西了。”
所幸的是，這位學者跟著又追加了一句：“梁啟超是一個善於自我糾錯的人，所以後來半途知返，並力為闡揚中國歷史中的光明一面。”而這就要歸結到我們剛剛講過的，他的那種不憚“流質易變”、絕不固執己見的突出個性了。無論如何，如果後來承襲了梁啟超思路的魯迅，也同樣曾經相當片面地，把“國民性”給歸結成了“國民劣根性”，那麼我們從學理的深層，也不難去反駁這類的“呵佛罵祖”之論，指出其在思想方法上的“以偏概全”。比如，雖說已不能“起魯迅而問之”了，我卻常愛引用他的下述說法，來對照他那些招牌式的極盡挖苦：這也同樣算是中國人的“國民性”嗎？而這樣的“國民性”也同樣需要改造嗎？ —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再回到當年的歷史關頭，我們又應設身處地地體察到，梁啟超這種“善變”的個性，還曾遇到過一個關鍵性的觸媒，那就是1903 年的那趟美洲之行，他從中得到了始料未及的慘痛教訓，由此纔從“新派人士”的行為做派中，幡然醒悟到了“舊道德”仍屬不可少離的。這一點，正如他的《年譜長編》所描述的：“先生從美洲歸來後，言論大變，從前所深信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的主張，至是完全放棄，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轉變，以後幾年內的言論和主張，完全站在這個基礎上立論。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見聞益廣，歷練愈深的結果。” 也正因為這樣，一旦我們再從《德育鋻》的正文中，讀到宋代大儒呂祖謙的下述語錄：“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乃能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敝不可勝言。”緊接著，我們也便會讀到梁啟超就此寫下的、充滿了激憤之情的案語：“近今新黨共事多不能久者，蔽率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