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論
新文創：“解碼”數字化時代的文化資本進化論

PART I 新文創浪潮
章 1950 年以來的文化產業浪潮
第二章 21 世紀的全球文化生產與消費
第三章 數字化時代的新文創

PART II 理解新文創
第四章 重構新文創認知邊際
第五章 新文創造物邏輯
第六章 新文創價值鏈

PART III 探索中國新文創
第七章 中國符號：時代流變中的持續進化
第八章 時代故事：人非由故事不能抵達縱深
第九章 全球表達：跨越不同文化之間的鴻溝
第十章 彌合共生：新文創繫統化運營範式
第十一章 ESG：數字化時代的社會責任

PART IV 新文創跨界生存指南
第十二章 顏值正義：從感官體驗到意義設計
第十三章 內容連接：文化代碼的情感共鳴
第十四章 社交分享：通過用戶連接更多用戶
第十五章 互動共創：尋找數字化時代的供養人
第十六章 場景探索：用沉浸式體驗為用戶造夢
第十七章 超級生態：跨越IP 的生命周期

PART V 新文創商業觀察
第十八章 數字化時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第十九章 變局之年的電子競技
第二十章 未來遊戲產業競爭的三大核心戰場
第二十一章生意如何使商業價值化
第二十二章 後疫情時代的數字閱讀
第二十三章 進擊的數字音娛全聲態

後記 新文創的變與不變

推薦序一
跨越新文創時代的“專業鴻溝”，構建數字文化生態圈
張曉明 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與可持續發展中心首席專家
趨勢：中國進入新文創時代
    2010年以來，中國文化產業快速“躍遷”，進入了新文創時代。也可以說，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進入“下半場”，或者“2.0時代”。
    首先，2010年以來，文化產業的整體發展速度持續下降。從統計數字看，2004年到2010年，文化產業年均增長率達到23.4%，但是自2011年以後年均增長率的下降趨勢明顯：2011年21.96%，2012年16.5%，2013年11.1%，2014年12.1%，2015年11%，2016年13%，2017年10.8%。可以說，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已經進入了“平臺期”。
    其次，文化產業結構出現了重大變化，從上市公司統計數據來看，2010年以來，與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相關的文化產業上市公司的營收增速一直在20%以上，2016年1~3季度營收達657，增速達到42.5%。
    第三，平臺公司出現和新文創時代來臨。眾所周知，中國目前已經有以“BAT”為名的三大平臺公司，其中騰訊已經成為的“科技 文化”公司，其旗下的閱文集團也已經成為的文化內容提供商。這些文化內容來源於閱文集團基於騰訊用戶形成的創意生態體繫。在這個體繫中，消費者和生產者融為一體，社交生活和商業活動無縫連接。閱文集團也是中國文化產業進入新文創時代的有利證明。
    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重塑文化政策——為發展升級創意》（2018全球報告）中所說，全球文化市場出現的變數是“文化價值鏈‘深度重組’，由管道模式轉向網絡模式，以及數字環境下文化價值鏈的重組者——平臺公司的出現”。

問題：文化與科技融合出現“專業鴻溝”
    文化與科技融合推動了新文創時代的來臨，在平臺公司的創意生態體繫中，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戶生成內容）已經成為主角。但是在融合過程中，文化與科技的進步並非同步，我們正在面臨“專業鴻溝”帶來的文化傳承的風險。
    從本質上說，平臺公司的崛起代表著數字網絡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任何人，不僅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接受任何人類文化成果，還可以隨時隨地“參與文化表達”，從事藝術創作。
    騰訊旗下的閱文集團成立於2015年，到2017年已經有6億名注冊用戶，日活躍用戶3000萬名，它為750萬名作家（絕大多數是非專業作家）提供了創作平臺；移動音頻App喜馬拉雅2013年上線，到2018年已經有近5億名活躍用戶、數十萬名業餘音頻創作者。很顯然，UGC正在成為新一代文化內容的主體。
    這也就是說，在短短的不到10年的時間裡，中國出現了文化內容的生產者從小規模專業作者向大規模業餘作者遷移的局面。這一方面反映出了互聯網“人文主義價值”的實現，另一方面也擴大了“專業鴻溝”：新一代內容創作者能夠熟練使用數字網絡，但是在專業的人文學者看來，他們的專業化程度普遍不夠，因而創作的數字化產品趨同性較高；專業的人文學者大多不能熟練地運用數字化工具，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化水平低，服務能力明顯滯後，這也使得新一代內容創作者在創作時難以獲得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滋養和賦能。
    據統計，我國現有不可移動文物76.7萬處、可移動文物1.08億件（套），以及數量眾多的民間文物。我國博物館有5000餘家，但是文物展出率隻有2.8%，文物豐富、體量巨大的博物館如故宮，展出率甚至低於2.8%。
    於是就有了這樣的場景：一方面，數千萬名非專業的內容創作者亟須得到傳統文化資源的滋養，而另一方面，數以億計的文物被關在博物館倉庫之中不見天日，專業的人文學者們依然在“前數字化”的技術環境中工作與生存。從根本上說，這是文化傳承面臨的巨大風險。

解決：構建數字文化生態圈，打造新一代文化基礎設施
    近年來，“數字革命”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數字人文”成為全球性熱門話題。在大數據和雲技術的驅動下，世界各國的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向知識服務機構轉型，聯合大學、研究機構及大型網絡公司，推動文化遺產的數字化、素材化和智能化，形成全新的數字文化資源平臺。我們也看到，谷歌藝術計劃、Europeana等陸續出現，構建起公共文化機構和研究型大學與全球性商業媒體合作的橋梁。這就為我們展示出一種全新的可能：建設新一代文化基礎設施，以數字網絡技術跨越非專業創作者和專業機構間的“專業鴻溝”，通過更廣泛的主體連接，推動文化與科技的攜手共進，以及文化價值和產業價值的互相賦能，從而實現更高質量的數字文化生產，構建起服務於未來的數字文化生態圈，真正做到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向千百萬名非專業創作者賦能，從根本上解決非專業創作者與優秀傳統文化“斷檔”的問題。
    數字文化生態圈是包含“數字文化資源整合—數字人文創意—數字生產與傳播—數字消費與再生產”等多環節的整體，是從資源采集、標本庫搭建、素材加工、文化標注解讀到智能化應用的全鏈條繫統，必須依托數字技術方、文化內容解讀方、文化資源提供方的協同創新，必須具有“政產學研用”一體化的支持體繫。新一代文化基礎設施本質上就是數字文化生態圈，其重點和難點是數字文化資源整合與數字人文創意兩個基本環節，換句話說就是如何建立起普遍連接的數字文化資源平臺，以及如何為專業的人文學者打造“數字人文”生產環境。因此，我們說必須向非專業創作者進行“文化賦能”，實際上也凸顯了向專業的人文學者進行“技術賦能”的緊迫性。
    應該承認，目前文物部門和專業研究與教學機構所置身的知識環境尚未真正進入數字化時代。從這個背景下看，目前文化遺產保護事業與新文創時代的要求是不適應的。與大型平臺公司對市場的敏感反應和越來越迅速的技術迭代相比，公共文化機構顯得過於沉寂和保守。
毫無疑問，新文創時代需要全新的文化保護戰略。我國已經在近年來一再出臺相關文件，這一戰略已經基本成型。可以預見，一個接入每個人移動終端的中華文化智能化服務繫統不久就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