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大吉嶺的盛名：印度公平貿易茶種植園的勞作與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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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加深了我們對這一世界知名紅茶背後的故事的了解，更對我國的鄉村建設和農業經濟作物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啟示。我國的茶文化研究大多關注於古代，卻很少將視野投向那些曾受中國影響的國外地區，如印度、斯裡蘭卡等，它們都是中國茶葉的直繫後代，可如今在世界茶葉市場上的份額和地位早已超過中國。通過與這些國家茶文化的對比，或許能對我們茶產業的發展提供新的思路。

內容簡介

基於為期31個月的民族志田野調查，作者介紹了在大吉嶺因為茶而翻天覆地的變化裡，凸顯的農業生產與消費全球化後產生的問題。通過目睹、傾聽、研究，作者描述了地理標志、公平貿易或大吉嶺地區的廓爾喀獨立運動等很少被提及的細節。這些看似高舉“正義”大纛的行動，回避了大吉嶺當地因為全球產業鏈的茶葉生產消費所導致的“道義經濟”（moral economy）崩解，這也導致公眾對今日大吉嶺茶產業中的不正義“視而不見”——這正是書中*核心的批判。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薩拉貝斯基，美國人類學家，布朗大學人類學繫、沃特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院助理教授。於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獲得人類學博士學位，曾在印度大吉嶺進行長達31個月的田野調查，精通印地語、尼泊爾語、藏語等。其著作曾獲美國經濟人類學學會著作獎（三年一屆）。

│譯者簡介│
黃華青，清華大學學士、博士，南京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副研究員。博士論文從建築學與人類學的交叉視角探索武夷山茶村的鄉土營建史及空間-社會關繫。曾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米蘭理工大學訪學。已出版《意大利經典建築100例》等著作。

導言：重塑21世紀的種植園 /1
章大吉嶺 /59
第二章種植園 /91
第三章產權 /137
第四章公平 /179
第五章主權 /215
結論聊勝於無 /267
注釋 /283
參考文獻 /310
譯後記 /331

前言

中譯版序
洪伯邑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繫助理教授

“柴米油鹽醬醋茶”，在華人世界裡，茶是我們的生活。然而，茶是飲品，同時也不隻是飲品；種茶制茶，賣茶飲茶，每個環節，“茶”都像是個窗口，引領我們觀看這個世界，認識並理解身處的社會。中譯版序
洪伯邑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繫助理教授

“柴米油鹽醬醋茶”，在華人世界裡，茶是我們的生活。然而，茶是飲品，同時也不隻是飲品；種茶制茶，賣茶飲茶，每個環節，“茶”都像是個窗口，引領我們觀看這個世界，認識並理解身處的社會。
薩拉?貝斯基的書，是以大吉嶺茶為主角的故事，隱身故事中的，同樣是人與社會在時代巨輪不停轉動中的動態關繫。19世紀中葉，羅伯特?福鈞（Robert Fortune，1812—1880）成功地將中國的茶樹種植到印度大吉嶺地區，從此改變了大吉嶺地區的農業景觀；景觀的改變反映了人與土地關繫的重組；而大吉嶺茶的貿易，也讓茶地上的人、事、物開始與外界產生更多的聯繫；因為茶，大吉嶺除了是印度的大吉嶺，也是世界的大吉嶺！
在大吉嶺因為茶而翻天覆地的變化裡，凸顯了農業生產與消費全球化後產生的問題，包括贗品的出現、茶工面對日常不友善的工作環境，等等；而這些問題也不隻是大吉嶺茶產業所面對的；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全球很多經濟作物開始以地理標志（GI）、公平貿易（fair trade）與民間社會行動等手段，試圖翻轉全球化農業生產消費中的不公正（injustice）現像。然而現實是，世界上許多地理標志、公平貿易和民間參與的方式，並沒有徹底實現農業生產消費中的“正義”（justice）。為何如此？貝斯基的書以大吉嶺茶為案例，帶領讀者思索這個問題。
基於為期31個月的民族志田野調查，貝斯基想告訴我們，地理標志、公平貿易或大吉嶺地區的廓爾喀獨立運動等，這些看似高舉“正義”大纛的行動，很弔詭地延續著西方社會對第三世界的農村想像；而這個從殖民時期以來既定的想像，蒙蔽了人們看見茶農如何在每天勞動的茶地上實際遇見的不正義。比如說，在賦予大吉嶺茶地理標志的行動中，那些以“風土”（terroir）為名的想像，將從事茶葉生產的婦女勞工，認定成“傳統知識”（traditional knowledge）的一部分；而在“公平貿易”行動中，則將茶工塑造成環境監督守護者（environmental stewards）的形像；對貝斯基而言，這些隻不過是浪漫化（romanticize）了大吉嶺的茶葉景觀，脫離了茶工們的日常生活寫照，忽視了茶工們微薄的薪水與茶地裡血汗勞動的生活困境等問題。無論地理標志、公平貿易或書中提及的廓爾喀獨立運動，都回避了大吉嶺當地因為全球產業鏈的茶葉生產消費所導致的“道義經濟”（moral economy）崩解；而對道義經濟崩解議題的回避，也是導致對今日大吉嶺茶產業中的不正義“視而不見”的緣由，而這正是貝斯基書中核心的批判。
貝斯基的書，讓我回想自己關注的普洱茶產業。數年前當我回踏入雲南的古茶林，人們訴說著那曾經廣袤分布，今日卻零星僅存的“原生態”茶山景觀；近年普洱茶地理標志已經開始實施，外來的組織也開始推展普洱茶公平貿易的措施，試著保護這世界遺產般的原生態茶林景觀。
然而，所謂“原生態”，從來就不是凝固在過去某個歷史的節點。自古以來，古茶林裡人、事、物不斷地穿梭，不停帶來新的人與事物的鏈接，讓所謂“原生態”的意義混沌不清。但重點或許不是追尋一個真真切切的“原生態”，因為那或許根本不存在。從這些年來普洱茶市場的動蕩起伏，消費端對普洱古樹茶的熱潮中，我們不僅看到中國經濟崛起後的熱錢投機，也看到中國西南生產端在追求現代化與延續傳統“原真性”之間的掙扎。在“茶”中隱身的，是中國社會的縮影，是世界動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要忘記對茶產業中弱勢族群的關照，要持續思索對身處更美好社會的想望與行動！

                                              2017年5月於臺北

中譯版自序
薩拉?貝斯基

坐下來為本書中文版作序時，我剛剛結束在倫敦為期六周的研究考察之行。在那裡，我沉浸於大英圖書館的英屬印度茶產業文獻檔案之中。當我徜徉於阿薩姆、大吉嶺、喀拉拉、坎格拉的種植園主與倫敦的茶葉經紀人及購買方的通信檔案之間，關於中國茶和印度茶的比較不斷浮現——這幾個月，我的腦海中填滿了關於茶葉化學成分、儲藏及運輸方式的信件、筆記及科研檔案，即使我沒有時刻想著這篇中文版序的構思，也很難忽視這樣一個無處不在的比較。
英國茶種植園主關於如何讓印度茶在品質上趕超中國茶的焦慮，彰顯著英國、印度、中國在幾個世紀以來，綿延數個大洲之間的經濟及地理糾葛，聯繫著茶葉、鴉片和白銀等商品的流通。讀者可以從本書開篇的章節讀到關於這段糾葛的歷史。
不過在這篇序言中，我想要與大家分享近在檔案研究中發現的逸事。這些故事或許能夠將本書的內容與這段持續、復雜的歷史關繫建立更緊密的聯繫。
我想說的兩個故事，可以追溯至20世紀30年代早期：全球經濟大蕭條剛剛開啟，也被認為是英國在印度的統治開始衰退的時期。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關於英帝國種植茶在世界市場中地位的焦慮，點燃了一場由茶業精英所引領的運動，試圖將印度和斯裡蘭卡所產的茶葉辨明為“帝國茶”。他們使用特殊的印記和標志將“帝國茶”與其他地區所產的茶區分開來——包括荷屬印度尼西亞（其市場份額正不斷增長）以及中國和東亞其他地區。這場運動可以視為本書討論的有機和公平貿易認證、地理標志認證的前身。我想，通過對比20世紀30年代與今天英國消費者對於印度茶和中國茶之區別的理解的不同，或許能夠帶來一些啟發。
盡管我在本書中並未過多闡述，但要談論印度茶——它的品位、生態環境、生產過程，絕不可能繞開中國茶。這不僅對學術界如此，對所有飲茶者、售茶者，以及對全球茶葉貿易之未來感興趣的人來說都是如此。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吸引所有這些讀者。
則逸事來自一段題為“呼吁帝國茶”的演講，發表於1931年11月17日，皇家帝國協會，演講者是查爾斯?麥克洛伊德爵士——帝國茶葉委員會及印度國家銀行主席。他談及的主題是“拼配”茶問題，這早已是英國茶葉供應商和包裝商的慣常做法。他說，拼配茶的做法利用了“大眾對英國所消費茶葉之來源的無知，以及對市場中銷售的拼配茶之原料組成的無知”。他的論述和大多數關於茶葉消費的討論一樣，具有很明顯的性別針對性。正如他對聽眾所說的：

“我們都曾經歷這種情況??在賓館或茶葉店中被問及，你想要‘印度’茶還是‘中國’茶。如果你選擇印度的，那麼你可能會得到一種印度茶、斯裡蘭卡茶和爪哇茶的拼配產品；而如果你選擇中國的，天知道你會得到什麼。有一則笑話說，兩位女士來到茶葉店，點了‘一壺印度茶和一壺中國茶’。服務員隨即對後廚喊道：‘兩壺茶——一壺淡一點！’我們不難想像，點了中國茶的女士和大多數人一樣，都會滿意地認為她所喝的這壺清淡的飲料就是正宗的中國茶。”

這則故事展現了在品評的世界中，介於地理獨特性（也是本書的核心主題之一）和全球貿易網之間的緊張關繫。19世紀歐洲茶葉消費的爆炸性增長，導致了查爾斯爵士所擔憂的茶葉品鋻水平的下降——不僅指向帝國種植的茶葉，也包括當時尚且是其強大競爭對手的中國茶（在產量或至少在質量上）。換句話說，這則故事說明了全球化帶來的早期後果。當時英國人面臨的挑戰，主要是如何彰顯帝國茶相對於中國茶的“獨特性”①，而非優越性。
第二則逸事展現了這項事業有多麼困難。在同一場演講中，查爾斯爵士描述了“一位熱情洋溢的女士為了響應當時國內某些名流發出的呼吁，寫信詢問在哪裡可以買到優質的帝國產‘中國’茶”。
我隨即在大英圖書館找到了查爾斯爵士提到的這些信件。封信是亨利?貝利太太寫給印度茶葉協會（由印度茶葉種植園主組成的一個類行會組織）的。貝利太太正是那一波關於“帝國茶”益處的宣傳攻勢——通過傳單手冊及新聞報道——所針對的中產階級消費者之一。這些宣傳材料出現於大蕭條早期，正是英國國內保護主義經濟政策抬頭之時。它宣稱帝國茶的質量更高，勝過荷蘭的進口茶。它同時提醒消費者，帝國茶的大規模生產及消費不僅對英國經濟很重要，而且也支撐著印度人民的經濟“發展”①。
貝利太太的筆跡已經模糊不清，但我還是努力呈現在這裡：

1931年5月20日

尊敬的先生：
我已收到您的傳單??（我寫信是希望咨詢）我是否可以買到在帝國領地內種植的中國茶？我住在一間小公寓裡，並不喜歡口味淡的茶，不過我是為那些喜歡中國茶的朋友而準備的。但我很難買到足夠多的量。（我曾去陸海軍商場尋找）“在帝國領地內”種植的中國茶，（他們說）他們很願意賣，但也想知道哪裡可以買到。如果我能告訴他們，他們會很感激的。
                   （亨利?貝利太太簽名）
查爾斯爵士或許就貝利太太對於中國茶的理解談了很多。她所謂的“口味淡”，在鋻賞家的眼中可闡釋為清爽、花香和精致。當然，正如查爾斯爵士在演講中提到的，貝利太太正在履行自己的愛國職責：為了帝國而從帝國購買這種茶。
盡管查爾斯爵士並未在演講中提及，但我相信“大吉嶺”一書的中國讀者將會願意讀到印度茶葉協會秘書長給貝利太太的回信：
1931年5月21日
A.L.貝利太太
卡多甘花園99號，S.W.3，倫敦

親愛的女士：
我已閱讀了您20號的來信??不過我不得不告知您，英帝國領地內並未種植中國茶，您所需的產品（即帝國產的中國茶）並不存在。
請容許我向您推薦大吉嶺紅茶，它獨特的芳香口味遠近聞名。

謹此
                         （印度茶葉協會秘書長簽名）

換言之，大吉嶺茶的獨特地位，無法脫離它與中國茶的歷史關聯。正如我在書中闡釋的，大吉嶺茶引以為榮的品質和精致，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完全采用了中國茶種（Camellia sinensis）。而印度其他地區種植的茶葉——英國消費者更喜歡它們醇厚、茶多酚濃郁的味道——則主要采用阿薩姆茶種（Camellia sinsensis var. Assamica）。
本書中，我介紹了那些采集植物的間諜如何將源自中國西南部的中國茶種帶到喜馬拉雅山麓的大吉嶺。然而，大吉嶺與中國的聯繫不僅僅是植物層面的。在過去的兩個世紀，兩者之間生產方式的交互傳播一直存在。
實際上，19世紀初英國早在印度開闢的茶葉種植，就明顯模仿了中國的“家庭式耕種”模型，即由農民——很大一部分是英國殖民者招募到印度的中國茶工——在小塊農田中種植茶樹，然後將青葉運送至一個統一地點進行加工和包裝。阿薩姆和西北印度的早期茶葉種植初一直依賴著中國勞工和中國種植模式。到了19世紀60年代早期，即大吉嶺開始種植茶葉之時，英國殖民者開始“改進”這種模式，建立了縱向一體化的種植園。至19世紀末，種植園主開始鞏固自己的土地所有權，在種植園中建造工廠，從而建立一個更快速、高效的體繫，將極易腐化的青葉轉化為發酵、烘干後的可運輸（即飲）形態。
本書的中國讀者將會了解到，這一生產方式的交流並未隨著英國人轉向種植園生產而終結。實際上，在我撰寫這篇序言的同時，印度一些地區的茶產業正出現回溯至“小家庭農場”的趨勢。這些觀點將種植園視為危險的時代錯誤。改革者認為，種植園運營昂貴，帶有壓迫性，對農村發展有害。這些改革趨勢大多是在本書英文版出版以後出現的。我的研究顯示，回歸小農生產模式在很多茶種植者眼中並不是去殖民化，而是一繫列新增經濟負擔的標志。在當代小農茶葉生產中，農民遠比企業更容易遭受歉收、低價和其他風險的侵襲。
同時，我聽說工業化、規模化的種植園生產亦是當今中國茶產業的主要模式。正如我在本書及其他關於印度茶葉生產的文章中所強調的，種植園體繫的崛起並不意味著人與茶樹之間親密關繫的終結。正如茶葉在中國鄉村生活中無處不在那樣，它也密切纏繞於大吉嶺、杜阿爾斯、阿薩姆和印度其他地方的種植園日常生活之中。
讀者將會發現，這種纏繞遠不是一種浪漫、和諧的跨物種關繫——盡管公平貿易、地理標志認證之類的道德商業項目可能有另一套說法。我也聽說，公平貿易和地理標志認證如今正在試圖進入中國。如果說本書帶來的關於中印茶業關聯性的經驗主要是歷史層面的——也就是關於品位、品質、植物品種和生產方式的故事，那麼一個同樣重要的啟示，就是關於這兩個國家茶葉生產的未來。
對於茶葉種植者來說，地理標志認證通過為特定產地的商品提供貿易保護，能帶來極大的經濟利益。但我在本書中提出，地理標志認證的話語往往遮蔽了支撐著所有現代農業的交流互通的歷史（包括知識、勞動力、種子）。本書對於地理標志認證的批評或許聚焦於印度的情形，但我同樣希望能為其他國家提供有益的經驗教訓，包括中國。
同樣，公平貿易的崛起之所以帶給很多支持者以希冀，是因為它既能提升茶葉加工的質量，又能改善茶農生活的品質。在印度，公平貿易認證甚至被很多人視為“小家庭農場”復興的契機。然而，正如我所辯駁的，公平貿易對於茶產業來說是一套有問題的解決方案。自從1931年貝利太太天真地發問以來，茶的普及程度不斷增長，但茶葉生產依然有賴於千千萬萬工作過度、薪資過低的勞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和少數族裔。
作為這篇序言的收尾，我要感謝黃華青先生的翻譯工作，以及清華大學出版社為我提供這樣一個反思大吉嶺與中國之關聯的契機。我衷心希望中國讀者能夠享受閱讀這本書的過程——或許伴著一杯他們所喜愛的精致、芳香的茶，讓這次對話持續下去。

                                                                  2017年4月
於普羅維登斯，羅得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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