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泱泱大國，文明悠悠久遠，文化煌煌光耀，遺產赫赫大宗。

我國的文化遺產與西式文化遺產迥異，而且特色鮮明；其特色之一表現為“文化－文畫－文劃”的一體化形制。

以“詞與物”之知識考古也精妙絕倫，我國的文字起於書畫，與西式字母式文字思維相距千裡。文字起於圖畫，愈古的文字，就愈像圖畫。圖畫本沒有一定的形式，所以上古的文字，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國。用繪畫來表達文字，可以畫出很復雜的圖畫，也可以很簡單地用朱或墨塗出一個囫圇的仿佛形似的物體。

以“文化－文畫－文劃”之形制，以“龜－骨－金－石”之材質，以“工（貢）－土（方）－史（冊）”之詞物，牽引出來的知識譜繫洋洋大觀。關鍵詞確實關鍵，它不獨關涉“天人合一”的思維形態，關涉“天文－地文－人文”的認知方式，關涉“一點四方”的家國地方，關涉宇宙經緯的時空制度，關涉中國式“書畫-書法-書寫”文化。

總之，中國的文化遺產有自己的道法。讓我們傳承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遺產吧！

我國正在醞釀和迎接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作為文化戰略的核心部分，文化遺產也邏輯性地成為為重要的內容。*此次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講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保護好我國文化遺產的承諾。

我國目前所進行的遺產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問題也很突出，集中表現在六個字：有遺產無體繫。所謂“有遺產”，指中華民族遺留了大量珍貴的文化遺產，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各類名錄中都名列前茅；所謂“無體繫”，指我們目前既沒有總結出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文化遺產體繫，也沒有形成自己的遺產學的知識譜繫。

為了填補這一空白，我國個遺產理論性國家重大課題“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繫探索研究”首席專家彭兆榮教授組織一批相關學者撰寫“文化遺產關鍵詞”（詞典類），即以關鍵詞繫列為名目，以中西方兩線知識譜繫為線索，兼顧同領域的前沿理論和個性分析。這一體例開創了我國關鍵詞詞典類型的先河（我國雖有關鍵詞典類，如《法律關鍵詞》，但隻有資料，沒有關注世界理論前沿和個性化分析）。

文化遺產關鍵詞的出版一方面填補了我國文化遺產學相關知識譜繫梳理方面的空白，另一方面可以直接用於指導我國目前所進行的“遺產運動”。

“地方”，在英文中首先表達為place，意思指的是一個特定的空間、位置或場所，並且這一空間或位置常常與其他的一繫列事物相關聯，包含著責任，甚至它還可以非正式地延伸為家（home）的含義。在西方的學術脈絡中，“地方”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傳統核心概念。早在1947年，地理學者懷特(J.Wright)就在“未知的土地：地理學中想像的地方”一文中首先提出“地方”不隻是一個客觀的地理區域，更是一個包含著人類主觀想像的概念。20世紀70年代以後，以段義孚(Yi-FuTuan)、雷爾夫(E.Relph)為代表的一批人文地理學者進一步提出，“地方”概念超越“空間”的物質性範疇，它必須經由人類生活實踐賦予其文化意義，而使之成為一種充滿意義且不斷動態變化的社會與文化實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地方已不是一個純粹的物理空間概念，它更具體地指向了生活在特定空間範圍的人類群體以及他們在長期日常生活中所積累和創造出來的獨特文化。地方是一個被特定人類群體文化建構的空間，它是一個對於生活在這個空間內的人類群體來說，具有特殊文化和情感意義的空間。因此，可以說，地方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文化概念。它總是與特定人類群體相聯繫，總是被特定人類群體的文化意義所建構。

英文中的以“loc-”詞根的一繫列表示“地方”的詞語如local、locality等，則更清楚地表明——在西方文化中，“地方”的概念構成離不開特定人類群體及其生活。相比place而言，local一詞更明確地強調了地方的就是當地的或本地的，甚至它直接就可以代表本地人或當地居民。Locality一詞則從另一個角度突出了在當地生活中發生的一些事情與地方的概念意義存在關聯。當然，local的概念定義常常也離不開其與整體之間的結構關繫。它是人類在其認知的社會文化整體結構中用於定位局部的一個坐標體繫。所謂“地方性”(local)，就是在人類認知的社會文化整體結構中，特定人群在長期適應當地區位空間的生活實踐中所積累的獨特記憶與文化，以及當地人世代傳承的文化認同。換言之，特定的區位空間關繫、特定的人類群體、特定的群體文化與情感認同，構成了西方文化中“地方”概念的三個核心要素。

在過去百餘年西方學術發展脈絡中，除了地理學界不斷在探索“地方”概念之外，“地方”也是人類學研究的重要觀照。盡管在較早的一段歷史時期，“地方”並沒有被作為關鍵概念進入到人類學研究的視野中，但是，西方文化關於“地方”的概念內涵卻深深地影響著人類學對原始部落的田野研究實踐。早在功能主義時代，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owMalinowski）就已經提出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應立足於“分立群域”（isolates），致力於從當地社會的整體來觀察研究文化事實各方面之間的互動與關繫。馬林諾夫斯基開創的民族志方法論奠定了現代人類學扎根“地方”、欣賞文化差異性的學科典範。從此以後，一批又一批的人類學家踏上了與當地人一起生活、嘗試用當地人的方式思考的田野工作征途。雖然功能主義方法論由於其相對孤立、靜止地看待文化，忽視了特定“小地方”與整體世界體繫之間的關繫，而成為後現代主義批判的對像。但是，通過詳細描繪“小地方”（smallplace）的生活來回應關於人類社會共同性與差異性的“大論題”(largeissue)，卻始終是人類學永不褪色的學科旗幟。

6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世界體繫的擴張，西方文化席卷全球，強勢地摧毀著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全球化的趨勢也促使人類學重新思考它的研究取向和理論方法，進一步地把人類學的學科基礎與“地方”緊密結合起來。以斯圖爾德（JulianSteward）為代表的文化生態學強調文化是對當地資源環境的適應，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適應當地自然與社會環境的過程中形成的。斯圖爾德的文化生態學觀點重新突顯了當地人、當地人文化與當地特定的區位空間環境作為一個具體整體的關繫，再次強調了隱藏在文化進化統一性背後的“地方性”文化的多樣性價值。解釋人類學的代表人物格爾茲(CliffordGeetze)進一步從認識論的角度提出了“地方性知識”的概念，強調“這種地方性不僅指地方、時間、階級與各種問題而言，並且指情調而言——事情發生經過自有地方特性並與當地人對事物之想像能力相聯繫。”因此，他提倡人類學家應追隨“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通過“深描”和探尋“地方性知識”，去闡釋和重建人類的知識結構。

可見，在西方文化的知識體繫中，“地方”包含著地理、文化和認知的多重含義。首先，它是人類生活空間環境中某一個組成部分，眾多的“地方”構成了人類認知的世界整體。任何對於“地方”的認知，離不開它與整體之間的關繫。其次，它代表了一個具體的人類群體——這個人類群體擁有一套獨特的想像和解釋其世界的意義體繫。這個獨特的意義體繫就是當地人的文化，也是“地方性”的體現，反映了當地人對其獨特區位空間環境的適應結果。格爾茲稱之為“地方性知識”。再次，它意味著一種認知方式——尊重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強調每一個文化都是一個獨特的整體，提倡從社會的內部來理解外部呈現的現像，並通過這樣的知識探索過程，來反思和豐富人類整體的知識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