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宣稱自己在研究文化，他們很少意識到，他們自己的研究中，一個*核心的部分，就是書寫；書寫，使文字帶著作者所處的“我群”的文化價值與偏見，“翻譯”著被書寫的“他群”的文化，使其意義發生根本改變。本書揭示了：在人類學的現代主義成為過去之時，追求所謂“真相”的人類學家，他們如履薄冰。

本書已成為當代人類學反思的經典理論著作，具有裡程碑式的意義。在出版後的20年裡，它成為國際人類學界引用得多的一本書，並且在人文科學及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本書收錄的ll篇論文圍繞人類學知識生產過程中的文本寫作這一環節，檢討了各時期人類學民族志的經典文本，並開放性地指出了將來民族志寫作及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多種可能性。

中文版序：《寫文化》之後20年的美國人類學

前言

導言：部分的真理

尋常之地的田野工作

赫耳墨斯的困境：民族志描述中對顛覆因素的掩飾

從他的帳篷的門口：田野工作者與審訊者

論民族志寓言

後現代民族志：從關於神秘事物的記錄到神秘的記錄

英國社會人類學中的文化翻譯概念

現代世界體繫中民族志的當代問題

族群與關於記憶的後現代藝術

表征就是社會事實：人類學中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跋：民族志寫作與人類學職業

參考文獻

撰稿人及譯者簡介

尋常之地的田野工作瑪麗·路易絲·普拉特著周歆紅譯

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的導論中，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慶賀了專業的科學民族志的誕生：“一個時代已經結束，在那個時代我們可以容忍把土著人描繪成失真幼稚的人物漫畫呈示給我們。”他宣稱：“那樣的畫像是虛假的，就像許多其他謊言一樣已被科學戳穿”（Malinowski1961：11）。這一論斷表明民族志作者中業已形成一種慣習．即將民族志寫作定義為高於和對立於舊有的不太專業化的寫作體裁。諸如遊記（travelbooks）、個人回憶錄、報刊文章，以及傳教士、移民和殖民地官員等人的記述。雖然專業的民族志並不會取代所有這些體裁，但被認為將奪取後者的權威地位並糾正它們的濫用。在幾乎所有的民族志中，被稱為“單純的旅行者”、“隨意的觀察者”等漫不經心的人物時不時地出現，結果隻是讓嚴肅的科學家來糾正或證實他們認識上的膚淺。

民族志通過與相近和早先的話語形成鮮明對照來進行自我定義，這種策略使它很難把自己當作一種寫作方式來解釋與審視。民族志通過與其他寫作體裁的對立來確立自身的合法地位，做法如此過火以致遮蔽了這一事實：它本身的話語方式通常源於這些別類體裁，而且如今也仍然與之共享。雖然偶爾還有人將民族志視為一種中立的、無修辭話語的典範，認為它對異文化現實的描述是“精確地按其本原”而未經我們自身價值觀和詮釋模式的過濾。不過，這種錯誤的路徑基本上已不再被遵循，我們可以說民族志也如其他任何一種話語形式一樣受修辭的雕琢。對於那些有志於改變或豐富民族志寫作，或僅為促進學科自我理解的人而言，這一認識顯然相當重要。在本文中，我打算剖析民族志寫作的一些修辭方式如何被應用，以及他們如何源自先前的話語傳統。我打算特別關注民族志寫作中個人性敘述（personalnarrative）和非個人性描述（impersonaldescription）之間重要的關聯（這是個被爭論不休的問題），以便考察這種話語建構（discursiveconfiguration）的歷史，特別是它在遊記寫作中的歷史。近在《美國人類學家》上的一場論戰突顯了民族志在確立與類似的寫作體裁之關繫時所遇到的困難。爭論的焦點是弗洛林達·多內爾所著的《夏波諾：親歷遠僻神秘的南美叢林中心地帶》（Donner1982）。此書是一位人類學專業研究生的個人敘事，她在委內瑞拉從事田野工作時，被雅諾馬馬（Yanomamo）一個邊遠部族選去與他們共同生活並學習他們的生活方式。這本書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書的封底，卡羅斯·卡斯塔涅達（CarlosCastaneda）將其譽為“糅藝術、巫術和傑出的社科成果為一體”，王後學院的一位人類學教授稱其為“一本罕見和精彩的書……勾勒了雅諾馬馬印第安人的世界，傳遞了仍留存於儀式中的神秘感和力度”；《新聞周刊》稱贊它“超越了人類學的問題和範疇，進入了一種迷人異文化的縱深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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