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來信——寫給《懺悔無：讀完你的大作總是靜不下心來，睡不好覺的毛病又發作了。按時下的說法，這本書是有些“賣點”的。首先，書中主人公李春平是個大款，有的是錢，是當下社會的寵兒。有個社會學家給我畫了個“金三角”，分別是錢、權、色。意思是，在這個三角中，你隻要擁有其中一項便可以輕易地換取其他兩項，便可立足於這個社會了。社會上人們對錢的向往，已經超乎道德規範和法律的約束，你我有目共睹。有個*的例子，一對漂亮的雙胞胎姐妹雙雙為大款做情人，母親陪著，我親眼見到，無話可說。對錢、權、色外加一個“名”的發自內心的追崇，衍生了社會上形態廣泛的畸形，如普遍的道德感的遲鈍，普遍的法律意識的淡漠，普遍的人際關繫的緊張，普遍的個體心態的焦躁等等。誰會以為這樣一個社會形態是健康的？更要命的是，那些極左理論的潰解，讓國人的信念體繫土崩瓦解，舊的信念體繫被打破，新的又未建起，信念與信仰出現了大段的盲區，大段的空當，人們各自為戰，專門利己。可愛的國人，男女老少，經常圍觀，起哄，呈現出集體無意識的麻木狀態。現在的氣氛是娛樂的，通常又是集體娛樂的，而這種集體娛樂總是表現在對一個人、一件事、一種思潮突然迸發的狂熱，他們把他們一次次拋向高空，嘴裡整齊一致地喊著他們自造的語彙，直到他們興致全無，任憑被拋者重重砸在地上，故事就收場了。集體娛樂的制造者甚至是無心插柳，而集體娛樂的參加者卻在顯示力量，炫耀威力的過程中心理上獲得極大的滿足。我在集體娛樂參加者的身上是無法感受任何所謂團隊之威嚴的，到底還是一盤散沙，起哄就像同命鳥，大難臨頭各自飛啊。我是不是扯遠了。反過來再說李春平的錢吧，看過你的作品，頓覺李春平的錢也來之不易，它搭上了自己的青春和唾手可得的三份以上的愛情。我總是想，讓李春平交出錢，把青春和愛情還給他，他願意嗎？願意交出錢，也換不回青春和愛情！當然，有錢可以買一些像青春一樣的感覺，可以買一些像愛情一樣的東西，這解決不了質的問題，畫餅充饑罷了。不知是你的筆下生花還是李春平命中呈現的靈性，我要說，那幾個女孩太可愛了。她們無一例外都擁有青春的美麗，無一例外地執著於干淨愛情，無一例外地視金錢如糞土，無一例外地選擇孤傲和自尊結束往事。當我看到李春平拿著大把錢換不回任何一個回心轉意的時候，我扔開書拍起桌子：幸虧中國還有女人！我去過三回重慶渣滓洞，館長說，那麼多女犯人，一個叛徒都沒有。我見過兩回李春平，印像平平，因為不知他有多少錢，更不知錢的出處，隻覺得他還葆有著超過實際年齡的外表，坐立不安，靜不下來。看完此書，我對李春平生出許多敬意，不為別的，隻為他的懺悔之意，他現在是個慈善家，我相信他的慈善事出有因，他在反思過去，盡*可能彌補他的過失造成的別人的心靈之痛。雖然他常常無功而返，但隻懺悔這一事，就足以讓他在數以億計的國人中鶴立雞群，因為國人中會做壞事又不會懺悔的人太多。“文革”過去了許多年，受害者捶胸頓足，至今不忘，我們有那麼多受害者，你見過幾個加害人？好像讓萬千生命泯滅、讓山河染血的一場空前浩劫是四個人干的似的。其實，許多多年的受害者，同時又是加害人，他們既沒有對別人行為的寬容，也缺乏對自己行為的自省，隻能冤冤相報。隨手翻到一篇隨筆，講的是“破四舊”，文中有這樣兩句：“破四舊，沒有任何人敢於提出非議，實際上，當時的大多數人是給予相當支持的，而且這種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誠成分。”二戰之後，德國人懺悔了，贏得了世界的寬容；日本人不自省，至今被世界人民揪住不放。關鍵之處在於，不自省、不懺悔就意味著不知錯，不知罪，就意味著那些非人道的做法可能卷土重來。李春平的經歷，四百年一個，可謂傳奇人生，李春平的自省，原始又缺乏規劃，卻是當今中國的稀缺資源。因此，這本書在閱讀本身和傳播思想的範疇內都說得過去了。你能投入這麼大精力去寫大部頭，我也佩服，這年月，讀書人少，寫書人無動力，全靠著和自己過不去了。思來想去，用提筆書信的方式與你交流，想把自己的心底的想法說得準確一些，是否如願，隻有天知道。此致敬禮 2006年3月30日

北京城拆磚的始作俑者

拆北京城這筆歷史舊賬應該算在誰頭上？因為我們的視野無法占有最多的歷史檔案，往往容易失之片面，容易被偽裝的現實遮蔽雙眼；百年城市發展最大的問題、最突出的矛盾是社會巨大變革和傳統生活方式、生活軌跡之間的矛盾，每一個站在固有價值上的批評者都是沒有辦法跨越的。近一段時間裡，伴隨著城市發展中的困擾，自然滋生了對悠遠北京生活的回味與懷想，對這件偉大藝術品被破壞產生了很多情緒化的東西，而且主要矛頭指向了近六十年，更多責難於政府對歷史文化保護工作的不作為。其實這筆賬應該從歷史上看，真正的北京改造從一百年前就開始了，或者說，這是一個順應工業革命和時代潮流的歷史選擇。

北京城的擁堵早在一百年前就開始了，起因就是京奉和京漢兩大鐵路在北京的交彙。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清政府面對列強不得不簽城下之盟，列強的條件之一就是要讓工業文明的怪獸—火車駛進雍容靜雅的北京城，而在以農耕文明方式和封建帝權思想籠罩的神州大地上，老舊北京的城市建設完全違背現代城市發展理念，生存還是毀滅？早在一百年前就擺在了當時的北洋政府面前。所以對舊城的改造是在這樣一個變局中無奈的選擇，這就有了北京城這個中古時期地球表面最偉大藝術品第一塊城磚被拆除的由來。隨著蒸汽機隆隆的轟鳴，北京的擁堵不可避免—當時的前門與正陽門之間被東西甕城封閉，出入城門必須穿過甕城門洞再經正陽門門洞，而正陽門外即是京奉、京漢兩條鐵路干線的終點，可想而知，冷兵器時代用以防御的城門已經很不適應火車、汽車等現代化交通工具所帶來的改變，擁塞已十分嚴重。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此前曾任內外城巡警廳廳丞，京師市政督辦（相當於今天的北京市市長）的朱啟鈐深知這一點，並為此大膽提出拆去甕城，保留箭樓，在正陽門城牆兩側各開兩個門洞的改造方案，以疏導交通，便利市民出行。雖然是為方便市民著想，但計劃公布後舉城嘩然，認為此舉“破壞京城風水”，反對聲不絕於耳。但朱是一位有見識、有膽量、敢於領風氣之先的官員，他扛住壓力逆輿論而行。朱啟鈐曾寫道：“訾餘為壞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娛樂者有之，謗書四出，繼以彈章，甚至為風水之說，聳動道路聽聞。”當時的美國公使芮恩施評價他，“作為一個建設者，他成了北京的奧斯曼男爵”—奧斯曼是法國塞納省行政長官，對巴黎有過大規模市政改革，建設新的給水和溝渠繫統，建設新的寬廣的林蔭道，開闢公園。 1915年6月16日上午，天空下著濛濛細雨，正陽門改造開工典禮在當時的北洋政府主持下進行。為了使工程順利進行，“大總統”袁世凱特賜銀鎬一柄，上鐫：“內務部朱總長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朱總長爰於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朱啟鈐用這把銀鎬在眾目睽睽之下拆下了千年北京城牆的第一塊磚，標志著北京舊城改造的肇始，朱啟鈐也被稱為“開啟民治北京先河”第一人。朱所使用的銀鎬現存於清華大學建築繫展覽館。尤為難得的是，朱啟鈐不是那種利用長官意志一味蠻干的人，他不僅有著開明意識而且不乏現代管理觀念，稱得上是實干加巧干。他首先用改造後京奉、京漢兩路局將得到的便利與利益打動了兩路局長，使他們同意出經費和車皮支持該工程；又動用自己在警察廳的舊關繫調用了一部分工兵解決人力不足問題。為避免拆下的渣土堆積占地，他讓兩鐵路局將鐵軌直接鋪到東西甕城腳下，這樣便可直接裝車運走；同時，他利用甕城拆下的舊磚，聘請德國建築師為箭樓加建了挑出的西式平臺和欄杆，這樣既節約了材料，與箭樓的原色調保持了統一，又為古老建築增添了現代氣息。改造工程結束後，有效地緩解了前門地區的交通擁堵問題，也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與周圍環境的和諧。

千年帝都轉身的重要標志事件：中山公園與中南海

有了拆除第一塊城磚獲得突破的信心，朱啟鈐加快了老城改造的腳步。天安門南面，正陽門（俗稱“前門”）之北，原有一座三闕的大清門（明時稱大明門，清時稱大清門，民國時叫中華門），其北側左右各有東西向廊房一百一十間，稱“千步廊”，是舊王朝中央政府機關的辦公之地，主要是六部、五府和軍機事務；又東、西折有向北廊房各三十四間，東接長安左門，西接長安右門，兩門到東單、西單分別稱為東、西長安街，兩門之間為“天街”，即今長安街之前身。千步廊和天街圍合成了一個T字形的小廣場，它不僅為皇家舉辦重大活動之用，同時也通過長長的走廊營造出莊重威嚴的氣氛。1915年，被拆除甕城並在城樓兩側增建券洞後的正陽門（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資料室提供）帝制終結後，千步廊日久廢棄不用，而且也影響廣場周圍的交通，朱啟鈐便將其拆除，把拆下的磚瓦木料運到社稷壇，規劃建設北京市的第一座公園—中央公園。1914年，朱啟鈐開始發動紳士、商人捐款，將社稷壇開闢為供遊人休憩娛樂的場所。社稷壇是古代帝王祭拜國家政權的的神聖所在，這一身份和用途的改變具有標志性的意義。“中央公園”又名“稷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它是北京最早開放的公園，當時建設的主要景點諸如四宜軒、唐花塢、水榭、來今雨軒、習禮亭、格言亭、投壺亭、迎暉亭和蘭亭八柱等，仍然是現在中山公園的主要景點，當年園中還有一楹聯—“名園別有天地，老樹不知歲時”。所有這些改造體現了朱啟鈐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還千年帝都於人民大眾。隨後，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也被拆除，長安街整體打通，以前的“御街”成為了供民眾出行的通衢大道。當時的首都令今天的我們很難想像：廣渠門外墳墓荒草，沒有道路可言，沒有公園，沒有博物館，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朱啟鈐當內務總長時還兼著京師市政督辦，闢出公園後他又開始整理北京街市溝渠，把那些“水道湮垢、民居昏墊、阛阓殷填、成苦不便”的地方為之“闢城門、開馳道、濬陂阪池、治積潦，塵壤壅戶者除之，敗垣侵路者削之，經界既正，百堵皆興”。 中國的城市之前因為軍事的需要從沒有植過行道樹，朱啟鈐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楊柳，這纔有春綠鼕白，盛夏時我們頭頂的濃蔭。帝制終結後，民國政府面臨的又一個問題是國家首腦辦公地的選擇。民國成立之初，大總統府設在中南海裡，而原來的“三海”與紫禁城渾然一體，總不能總統府的大門還進封建帝王的午門吧，總統府在紫禁城裡打圈子有違新政！於是，朱啟鈐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拆除樓南側的皇城牆，大門一直通向了西長安街，門內又建大影壁遮擋內部景像，門外路南修起了一長溜兒西式花牆，以示整齊嚴肅，同時也遮擋了當時設在路南的外國兵營。這一改，上下都贊成，此後國家首腦辦公地長久地被確定在了這裡。這就是中南海新華門的由來。後來，朱啟鈐對皇城又不斷進行了一些小的改造，至今還在沿襲。過去，紫禁城外還有個皇城，圈子很大，人們要從鼓樓去前門，隻能繞開皇城從西四、西單、西長安街、棋盤街到前門，要不就要出宣武門順護城河往東到前門，要走小一天的路。朱啟鈐考慮到“皇城宅中，宮牆障塞”隻有“禁御既除，熙攘彌便”，頂著種種誹謗和重重阻力，打通修建了府右街，南、北長街，南、北池子等南北干道。南長街他設計的拱形街坊門，既與皇城紅牆色形一致，又美化了新街。這一改造，大大便捷了京城南北的往來交通。1937年，日本侵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北平淪陷以後，侵略日軍妄圖把北平建成侵略中國的軍事、政治基地，他們開闢了西郊新市區和東郊工業區，並以東、西長安街作為交通聯繫；他們還對北京城的交通大肆改造，1939年，侵略日軍在內城東西各闢一門，東為啟明門，就是現在的建國門，西為長安門，即現在的復興門。但實際上，說是城門，其實隻是將城牆扒開個豁口。日偽統治者還修建了建國門至西大望路、復興門至玉泉路的東西延長線。抗戰勝利後，北平市建設局在長安門的城牆豁口修建了極為簡陋的城門，命名為“復興門”，而啟明門都沒有再修城門，隻是將名字改為“建國門”。由於有了這兩座城門，長安街就延長到了建國門和復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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