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v
緒論 xi
部分：早的人族 001
第 1 章：人族的崛起 003
第 2 章：化石獵人 032
第 3 章：人族啟程 047
第 4 章：每個人都說符號語言 067
第二部分：人類對語言的生理適應 121
第 5 章：人類獲得了更好的大腦 123
第 6 章：大腦如何使語言成為可能 150
第 7 章：當大腦出了問題 182
第 8 章：用舌頭交談 197
第三部分：語言形式的演變 225
第 9 章：語法從何而來 227
第 10 章：用手交談 266
第 11 章：也就剛剛好 291
第四部分：語言的文化演變 313
第 12 章：社群與溝通 315
結論 343
致謝 347
注釋 349
推薦閱讀 359

序言
1920 年左右，在得克薩斯州拉伯克市市郊，一條響尾蛇咬死了我的外曾外公。當時外曾外公鄧根和家人一起穿過棉花地，從教堂往家走，就在他告訴孩子們要當心有蛇時，突然被蛇咬到大腿。他的女兒，我的外婆克拉拉•貝爾告訴我，外曾外公遭了三天罪，痛苦地跛著腿尖叫，後在臥室裡過世。
人們無須在事發現場就知道，這條蛇一定在襲擊前“警告”過我的外曾外公，因為那是一條響尾蛇。但是，從後果來看，外曾外公鄧根和響尾蛇之間的交流一定是失敗了。外婆目睹那條蛇咬了她的父親，她在我小時候經常說起這件事。她經常想起那條蛇“警告”她父親的時刻，仿佛如果可以，那畜生就會使用真正的詞語。然而，知道響尾蛇會交流的人往往會把搖尾巴和語言混為一談，將它們擬人化，並加上人類自己的詮釋，比如，人們會說響尾蛇會搖動角蛋白構成的環狀空心尾巴末端，發出響亮的響環聲，來“告訴‘有威脅的動物’遠離它們”。盡管嚴格來說這種行為並不是語言，但蛇的響環聲仍然攜帶了重要的信息。外曾外公因為未留意到那個信息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當然，響尾蛇並不是會交流的動物。實際上，所有動物都會與其他動物交流，互相接收和傳遞信息，無論是與相同物種還是與其他物種。但是，後面我會解釋一下，我們不應該給蛇的響環聲貼上“語言”的標簽。響尾蛇的信息傳遞非常有效，但僅用於特定目的。蛇不能告訴你它明天想做什麼，或者它對天氣有什麼感覺。傳遞這樣的信息需要語言—地球上迄今的交流形式。
人類如何產生語言的故事幾乎不為人知，充滿了發明和發現，我通過這個故事得出的結論是以一長串和語言進化有關的科學為基礎的，這些科學包括人類學、語言學、認知科學、古人類學、考古學、生物學、神經科學和靈長類動物學。然而，跟所有科學家一樣，我的解讀是基於我的背景。就本書而言，我的背景是自己對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語言和文化進行的 40 年實地研究，尤其是對巴西亞馬孫地區的采獵者進行的研究。我在自己關於心理學和文化學交叉領域的專著《心靈的暗物質：文化表達的無意識》（Dark Matter of the Mind: The Culturally Articulated Unconscious） 中 表 明，我不承認語言是任何形式的本能，同時我也不承認語言是天生的。
早在 20 世紀初心理學家庫爾特•戈爾德施泰因（Kurt Goldstein）的著作中，研究人員就提出，不存在隻和語言有關的認知障礙。這似乎表明，語言來自個體，而不僅僅來自大腦特定的語言區域。而這反過來支持了這樣一種說法，即語言不是一種相對較近的發展，它隻有 5 萬年到 10 萬年的歷史，且隻為智人（Homo sapiens）所擁有。我的研究表明，語言起源於 100 多萬年前的直立人，並且已經存在了 6 萬代。
因此，這個故事的主角是直立人，也就是當時世界上出現過的聰明的生物。直立人是語言、文化、人類遷徙和冒險的先驅。在直立人轉變為智人的大約 75 萬年前，直立人社群在海上可航行 200英裡遠，在陸上則幾乎走遍了整個世界。
直立人社群發明了像征符號和語言，這些發明如今似乎仍未過時。雖然從語法上而言，其語言與現代語言不同，但那也是人類語言。當然，隨著世代的更迭，智人毫不意外地改進了直立人的發明，但今天仍有許多語言使人想起人類初所說的語言，而且它們並不遜於其他現代語言。
拉丁詞 Homo 意為“人”。因此，任何人屬（Homo）生物都屬於人類。在拉丁語雙名生物命名法中，屬是廣義的分類，其下的分類是種。因此，Homo erectus（直立人）表示這個物種（erectus 意為“站立的”）是人屬的一員。因此，“直立人”意為“站立的人”，這是人類的個物種。“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意為“尼安德山谷的人”，因為其化石早發現於德國的尼安德山谷。“智人”意為“智者”，而正如我們看到的，這錯誤地暗示現代人（我們都是智人）是有智慧的人。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是聰明的人，但我們並不是世上聰明的人。
直立人也發明了人類認知的另一個支柱：文化。今天的人類，部分是由直立人的智慧、旅行、試錯和力量鍛造出來的。這值得一提，是因為太多的現代人未能反思早期人類對現代人類形成的重要性。
我對語言及其演變很有興趣有個人原因。我小時候在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州的邊界上長大，從那時起，我的一生都迷戀語言和文化。怎麼可能不？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所有語言都至少有一些共性的語法特征，無論是表示事物的詞，表示事件的詞，還是用於排序和組織聲音與詞語的規約，或者是組織段落、故事和對話的規約。但是，語言之間的差異可能更大。然而，無論這些差異是否容易發現，它們總是存在的。今天，不存在通用的人類語言，無論在遙遠的過去這樣的語言是否存在。人類沒有天生的語法思維模板。語言的相似之處並不源於語言的特殊基因，而是隨文化和共同的信息處理解決方案形成的，並且擁有各自的演變軌跡。
但是每種語言都能滿足人們的交流需求。當今世界，很多人本不應該花較多的時間在社交媒體上，但正是語言交流的需求促使人們這樣做。有些人不管有多忙，都很難避免利用手頭的電子設備加入一些“對話”，對自己平時不太了解也不太關心的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無論是辦公室閑聊，從電視中獲取信息，還是與他人討論劇本，自己閱讀或寫作小說，交談和寫作都讓人類更緊密地融入社群。
因此，語言—而不是交流—是人類和其他動物之間的分界線。然而，如果不了解語言的起源和演變，就不可能理解語言。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就語言起源的時間和地點提出了各種看法。他們想知道人屬眾多物種中個擁有語言的物種是什麼。他們還提出問題：在人類歷史早期，語言聽起來是什麼樣子？答案很簡單。語言逐漸從一種文化中產生，這種文化是人們通過大腦相互交流而形成的。語言是為文化服務的。《語言的誕生》以獨特而豐富的方式講述了語言這項人類發明的演變史—從我們物種的出現之日直至擁有 7 000 多種語言的現在。
這種復雜性和廣度是我們物種創始的，後來演變成各地的變體，每一個新的語言社群都會調整語言以適應自己的文化。可以肯定的是，人類所講的種語言也受到人類神經生理學和人類發音器官的限制。所有語言都是逐漸形成的。語言不是從手勢開始，不是從唱歌開始，也不是從模仿動物的聲音開始，而是始於文化中產生的像征符號。人類對這些初的像征符號進行了排序，並由此形成了更大的像征符號。同時，像征符號還伴隨著手勢和聲音的音高（語調）而調整。手勢和語調既可以合作生效，也可以單獨發揮作用，使話語中的某些像征符號—對聽者來說有價值的符號—更容易引人注意，更容易讓人察覺。這種像征符號、語序、手勢和語調的繫統是協同出現的，每個組成部分增加一些東西，都會使整體繫統更復雜、更高效素以前都不是語言的組成部分，直到將近200 萬年前，它們整體組合為語言—整體賦予了各部分意義。語言是由我們巨大而復雜的大腦在文化層面上發明和塑造的。大腦與文化相結合，解釋了為什麼隻有人類能夠說話。
有些作者已經將語言定義為“發明”，但又以“它並不是真正的發明。那是一個隱喻”對這個合理評價進行了限定。但是“發明”這個詞的使用並不是一個隱喻。它體現了它的意思—人類社會創造了像征符號、語法和語言，而這些東西以前並不存在。
什麼是發明？發明是一種文化的創造。電燈不是愛迪生自己發明的，其工作需要建立在將近 200 年前富蘭克林電力學成就的基礎上。沒有人發明任何東西。每個人都是一種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彼此的創造力、想法、早期嘗試及其所在的知識世界的一部分。每一項發明都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建立起來的，語言也不例外。

《語言的誕生》是一部難得的著作，它向一般讀者清楚地解釋了復雜的問題，同時也為學術界提供了創新性的研究成果……書中的見解令人印像深刻，任何對語言感興趣的人讀後都會有所收獲。
——奧利弗•卡姆（Oliver Kamm），《時代》周刊

一部野心勃勃的著作……埃弗裡特富有親和力的語言，特別是他在亞馬孫雨林中進行田野研究的迷人經歷，會使不熟悉語言學的讀者更容易閱讀。
——梅麗莎•達爾（Melissa Dahl），《紐約時報書評》

埃弗裡特遠遠超越了歷史語言學，他認為直立人在近200萬年前就發明了語言。在埃弗裡特看來，這種交流工具不是通過一次革命性的突破出現的，而是在進化的緩慢步伐中逐漸形成。因為早期原始人逐漸將自己組織成更復雜的社會群體，zui終學會創造具有文化色彩的符號，然後在交際中操縱此類符號，從而成為地球上wei一會說話的物種——智人。
——布賴斯•克裡斯滕森（Bryce Christensen），《書單》

埃弗裡特將深刻的學術研究與平易近人的逸事穿插在一起，推測人類是如何發展書面和口頭語言的，以及為什麼它對生存和控制世界至關重要。和他以前的書一樣，埃弗雷特大力抨擊了長期以來流行的諾姆•喬姆斯基理論，即人類天生具有語言本能，包括天生的結構規則……埃弗裡特擅長用幽默的敘述來給具有智力挑戰性的論著增色，這在本書di一頁就很明顯了。
——《科克斯評論》

一部具有挑釁性和雄心勃勃的作品……運用語義學、語言學、文化史和大眾文化，埃弗裡特為語言的多樣性本質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語言是一種涉及整個人——智力、情感、手、嘴、舌頭、大腦——的現像……這本書會引起語言學家、文化評論家、人類學家以及對語言發展感興趣的讀者的興趣。
——赫伯特•夏皮羅（Herbert E. Shapiro），《圖書館雜志》

第 2 章
化石獵人

盡管達爾文的“非洲起源假說”起初看上去是錯的，但證明其正確的個證據在次世界大戰前不久被發現了，發現者是德國地質學家漢斯•雷克（Hans Reck）。雷克是個看到東非大裂谷中的奧杜威峽谷的歐洲人，早在那裡認出人族化石的則是他的團隊。
作為達爾文理論和更寬廣的古生物學的證明，東非大裂谷在人類進化研究中可謂至關重要而且享譽全球，那裡的地質特性不同尋常，因而保存了豐富的化石資源。大裂谷這個術語原本描述的是從黎巴嫩到莫桑比克的一條 3 700 英裡長的深溝，這是地殼分裂產生的驚人地質構造。而今天大多數研究人員隻是把其中位於東非的那部分稱作大裂谷，這裡正在形成新的板塊，要將非洲大陸撕裂開來。要在地球上找到這樣一處地方就如同尋找時間機器一樣。沿著大裂谷的地質層向下行走，就像穿越歷史回到史前時代，一趟長達幾百萬年的旅程展現在眼前。盡管地殼隆起、洪水、火山活動等因素造成化石遺址混雜和腐化，導致解釋谷中的發現通常極其復雜，但大裂谷始終對進化論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以後也是如此。
1913 年，27 歲的雷克在那裡研究地球歷史和挖掘化石時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他的工作得到了回報。長達三個月的艱苦工作即將收尾時，在東非赤道附近的酷熱當中，雷克團隊在峽谷古老的地層之一中發現了一具蹲伏的骨骼。雷克認識到，他發現的遺骨屬於一名更新世的智人，這個智人可能是 15 萬年前在那裡溺亡的。
當然，1913 年是不祥的一年。不久，“ 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 ”（次世界大戰）爆發，開啟了殘酷的大規模殺戮，古人類學研究被迫中止。因而此後沒有人再在奧杜威峽谷中發現太多別的東西，直到 20 多年後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來到這裡。
利基是一個有爭議的研究人員，他以像喬姆斯基對語言學和愛因斯坦對物理學一樣的方式給古人類學注入了活力（雖然利基並未作為理論家引領這一學科）。他用宏大的說法重整了這一領域，這引起了人們對這一領域及他本人極大的興趣。一路上，利基和其家人在東非發現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化石。利基還對自然棲息地中的靈長類動物進行了研究，招募了簡•古多爾（Jane Goodall，研究黑猩猩）、戴安•弗西（Dian Fossey，研究大猩猩）和蓓魯特•高爾迪卡（Birut? Galdikas，研究紅毛猩猩）等研究人員，並鼓勵她們開展自己的實地研究。
在推進了漢斯•雷克的早期研究並終與雷克一起工作之後，利基及其團隊發現了許多東西，諸如奧杜威文化和阿舍利文化的工具等人工制品，以及鮑氏傍人［Paranthropus boisei，當時被稱為鮑氏東非人（Zinjanthropus）］和能人的頭骨。利基和與他有關的頭條新聞報道使許多科學家對古人類學研究產生了興趣。無論他有什麼缺點，他都成了古人類學領域的創新者和奠基人之一。
更重要的是，利基和其他古人類學家的發現讓我們對自己這個物種的進化有了極其深刻的認識。我們現在知道，人類的骨骼在過去 700 萬年左右的時間裡不斷進化，由初的人族發展而來。我們擁有了一些可與其他物種區別開來的特征，包括直立行走、腦化（機能皮質化）、兩性異形現像減少、隱藏發情期、視野更廣、嗅覺衰退、腸道變小、體毛脫落、汗腺發育、U 形拋物線牙弓、下巴突出、莖突（耳朵後面的一塊細長的骨頭）、喉下垂等。這些特征對化石分類和理解人族分支中不同化石的地位十分重要。
進化提供了一種新型的運動形式，於是人類骨骼開始適應其周圍環境。人類是直立行走的靈長類動物。其他靈長類動物喜歡爬行或爬樹。但為了習慣於走路（不像黑猩猩、紅毛猩猩或隻能偶爾短暫直立行走的熊），我們的骨骼需要在靈長類動物模型的基礎上加以改變，以支持這種直立的姿勢。這帶來了許多變化，其中之一是在我們頭骨底部的孔中發現的，這個孔名為枕大孔。我們的脊椎與大腦就是通過這個孔相連的。如果這個孔位於顱骨底部的後方，我們就能知道該生物不會經常直立行走，因為這會令它感到非常不舒服。用四肢行走的動物的脊椎幾乎與地面平行，如果這種生物直立行走，那麼脊柱就會使其頭部傾斜，而這會令其很難受。
人類的頭部和大腦作為另一個重要的裡程碑，是通過一個長期的所謂“腦化”的過程，也就是我們的腦容量逐漸變大的過程實現的。人族的大腦容量從南方古猿的 450 立方釐米左右增加到了智人的 1 250 立方釐米。人族的頭部顯示出了越來越大的腦部構造，直到智人出現（尼安德特人的腦部比智人更大，男性平均大約 1 400 立方釐米）。與我們人族祖先的小腦腔和厚頭骨相比，智人頭蓋骨更大，更圓，也更脆弱。人族頭骨頂部固定咀嚼肌肉用的特殊脊部消失了，功能也許是遮擋太陽的厚重眉脊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大的大腦。我們的頭部也有了相應的發展，為思考提供空間和馬力。
男性和女性的身材也變得更加相似，也就是說，我們的兩性異形減小了。雖然人類中男性的體型平均比女性大 15％左右，但這種體型差異比任何其他靈長類物種都小。靈長類分支中兩性異形的減少具有社會意義。對靈長類動物而言，雄性和雌性的體型變得更相似時，就會產生配偶結合或單配制。雄性靈長類動物會花更多時間幫助雌性哺育孩子。這對靈長類動物中的人類來說特別重要，因為我們的孩子需要更長的時間纔能成熟。
在西方一些工業文化中，長達個人總體預期壽命三分之一的是“童年”，即達到自主成年所需的時間長度。如果雄性和雌性為了生活或僅僅為了撫養孩子而結合在一起，那麼雄性就不再需要為交配與其他雄性交戰了。雄性不再急需更大的身體、更長的犬齒和其他戰鬥特征，不用戰鬥就可以將基因傳遞給下一代了。
與直立行走和兩性異形現像的減少同時出現的，是人類更加依賴視力。人類可以看到其他靈長類動物和其他大多數動物看不到的遠處的東西，因而能夠更快地朝著可見的目標奔跑。此外，從直立人出現開始，人類獲得了“持久狩獵”的能力，可以一直追殺獵物，直到獵物筋疲力竭，被狩獵者用石斧或棍棒殺死，或是因疲憊和過熱而死為止。例如在巴西欣古河盆地稀樹草原地區的葛社群［Gê communities，包括美本郭克爾（Mebengokre）、吉塞潔（K?sedje）、切稜特（Xerente）、喬克稜（Xokleng）等］，時至今日仍在持久狩獵。
進化也是終極節約者。隨著人類對視力越來越依賴，人類嗅覺的敏銳度降低了，感知範圍也有所減少。如果大腦的一部分變得更大或更好，另一部分往往會在進化過程中變小。例如隨著大腦視覺區域的能力增強，人類的嗅覺退化了。今天，大腦可用於視力的部分大約為 20％。（幸運的是，如果有人生來就是盲人，那麼大腦中負責視覺的區域就會執行其他功能—進化通常是一個毫不浪費的高效過程。）
人類生理的其他變化盡管並不都具有立竿見影的智力效益，但也可能增強了我們的智能。在進化過程中，人族的腸道長度縮短了。腸道和消化過程需要消耗的卡路裡越來越少，人體得以將其更多的能量資源轉移到越來越大的頭腦當中。但這一改變並不能全部歸功於自然選擇。文化創新也在其中發揮了作用。直立人在 100 萬年前就學會了控制火種。由於直立人之前的人族已學會喫熟食，所以他們攝入的脂肪和蛋白質更易於被消化繫統分解。在此之前，人族和其他靈長類動物一樣，需要更長的腸道來分解食物中的大量纖維素。而人族學會了烹飪以後，就能喫更多的肉類，消耗更多的高能量食物，並顯著減少對難以消化的生植物的依賴。由於人族的消化器官需要較少的能量和較小的空間，同時可以更快速地消耗更多的卡路裡（假設可以獲取肉類），這種用火造成的飲食變化促使人族在自然選擇下進化出了更大的大腦。烹飪也改變了我們的面孔，使人屬出現以前的人族物種的巨大下巴上的肌肉變得多餘，並使我們的臉變得不那麼前突。這反過來又減輕了顱骨的負擔，使其無須再提供支撐的結構，例如南方古猿身上可能會抑制人腦增長的中矢狀嵴。
用火造成變化的這個假設招致了不少批評。有人認為直立人是食腐者和獵人，早在具備用火能力之前就從腐尸和捕獲的獵物中獲得了豐富的肉類。無論是什麼原因，腸道尺寸縮小代表了人類向現代人體結構的邁進。因此，在化石記錄中遇到這種情況時，它便成了一條線索，表明由特定化石所代表的物種可能會沿著進化線向智人進一步發展。
我們成為現代人需要的另一些重要生理變化包括直立的姿勢及其副產品。隨著人類站立起來並習慣於直立行走，人體在體溫調節方面變得更有效率了。而且，由於直立時暴露於直射陽光下的身體表面區域比四足動物的暴露區域更少，所以體毛對於人類來說不太必要了。褪去體毛帶來了附帶效益，那就是人類的身體更容易降溫。褪去體毛的同時，人類發展出了汗腺，使體溫調節效率更高。在炎熱干燥的氣候中，體毛的消除和出汗使得人類比許多其他動物能夠更快地恢復正常體溫。如果人們不喜歡多毛的伴侶，性選擇可能會進一步加速體毛的消失。這對於維持人類的新陳代謝速度非常重要，對於我們迅速消耗卡路裡的大腦也至關重要。
現代人的另一個特征是拋物狀牙弓。人類齒繫的發展有許多原因和影響，齒繫對化石分類也很重要。人屬的牙齒相對於其整個身體而言尺寸縮小了，尤其是犬齒，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意味著人屬男性不再需要像其他靈長類動物一樣通過較大的牙齒來爭奪交配權。
隨著人類的牙弓在形狀上變得更像拋物線，人類的面部擁有了更多的空間，可用於發出不同的輔音產生更大的共鳴，從而使人類能夠發出更多的聲音。
為了總結人類相對於其他靈長類動物的進化結果，更好地理解化石記錄，有必要回顧一下第 18 頁對靈長類進化繫統樹的綜述。
從發現的化石年齡順序中我們可以發現，與人類（和黑猩猩）相連的靈長類進化樹中的個節點很可能是乍得沙赫人（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又名乍得人猿），這個名字的字面意思是薩赫勒地區的乍得人（薩赫勒與撒哈拉是同源詞，撒哈拉沙漠是當今世界上的沙漠）。乍得沙赫人是人類和黑猩猩之間潛在的直接聯繫，但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它與圖根原人（Orrorin tugenensis，又名千年人、千禧猿或土根猿）和地猿（Ardipithecus）一樣，是圖 2-1 右下部分的早人族之一。繫統樹分叉上下名稱的重復體現了關於這些人類化石的兩個主要假設。乍得沙赫人生活在大約 700 萬年前。雖然我們隻有乍得沙赫人的一部分顱骨、下頜骨和牙齒，但這是對智人進化很重要的化石記錄，因為它代表了人類進化的幾條截然不同但同樣重要的線索。它甚至可能是黑猩猩和人類在進化繫統樹中分叉的節點（圖 2-1）。
在總結關於人族起源的討論之前，我們來比較一下其他人猿的認知和交流能力，以便更有效地反映向語言進化的不同路徑的性質—如果存在不同路徑的話。
哺乳動物是動物界聰明的生物，靈長類動物是聰明的哺乳動物，人類是聰明的靈長類動物，因此，人類是聰明的動物。這個結論可能等於沒說。畢竟，我們的智慧也是我們互相殘殺和打仗的原因，我們的大腦是利弊並存的事物。水母並沒有大腦，但它們相處融洽。
盡管如此，隻有具備這種更高的智慧，人類語言纔有可能出現。人類是已知的使用像征符號和通過合作進行更有效交流的生物。與其他動物不同，人類交流時，幾乎從不說出自己所想的一切，而是讓聽者推斷意義。
語言需要一些先決條件或通常稱為“平臺”的東西。其中包含文化和“心智理論”，即對所有人都有認知能力的意識。文化是一個重要的話題，但現在心智理論尤為值得討論，因為這也有助於衡量一個認知領域，在這個領域裡人們經常聲稱擁有其他動物沒有的東西—“閱讀”別人心靈的能力。盡管能夠真正看到或聽到別人的想法近似科幻小說，但人們可以猜測別人在想什麼，然後將這些知識作為交流的關鍵，這種想法是有道理的。
對於羅伯特•盧爾茨（Robert Lurz）這樣的認知科學家而言，“讀心術”就是“通過在環境脈絡中使用相對簡單和間接的手段觀察他人，將心理狀態（如信仰、意圖和感知經歷）歸因於他人的能力”。這樣的一個例子可能是，看到一個男人一隻手拎著兩袋食品雜貨站在門口，空著的那隻手在口袋裡摸索。一個知道鎖和鑰匙是什麼東西以及習慣鎖門的人應該能夠猜測出此人正在找鑰匙，打算開鎖進入房子。即使這個看似簡單的場景，也包含大量的文化知識。缺乏鎖和鑰匙相關知識的亞馬孫人可能不明白該男子將手放在口袋裡要干什麼。然而，所有人都很可能會認識到這個人有意圖、目的或目標，其行為不是隨機的。那是因為所有人都有非常相似的大腦，心智理論實質上就是講的這個。自閉癥患者可能不了解這一點，因為相關證據表明，這類疾病的某些形式是由於缺乏這種意識而引起的。
語言之所以起作用，僅僅是因為人們相信其他人跟他們一樣，經過充分思考後，能夠理解自身想要告訴他們的內容。人們說出其思考的東西時，會認為聽眾能夠理解和推斷出結論，並將話語與自身經歷相匹配。因此，當前的問題是，在動物王國中，是否隻有人類具備這種能力？如果其他生物擁有這一能力，這對其交流繫統、認知能力和人類語言的發展意味著什麼？
研究動物行為（就像研究人類嬰兒說話之前的認知能力一樣）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存在過度詮釋的風險。不妨以我的亞馬孫野外研究為例，來談一下亞馬孫馬蠅。被這種令人討厭的小生物咬傷比被大多數昆蟲叮咬都疼，因為馬蠅（僅雌性）是通過撕裂皮膚來吸血的。更糟糕的是，被叮咬部位會長時間痛癢。在叢林中徒步旅行幾乎總會受到這些害蟲以及它們的犯罪伙伴—蚊子、黃蜂和小型的吸血蒼蠅—的多次叮咬。不過，馬蠅有一點特別的是，它們似乎知道哪裡是這一刻你沒有注意的地方！
在某種程度上，亞馬孫馬蠅似乎必須具備可以弄清楚人類行為的心智水平。雖然馬蠅在選擇叮咬的身體部位時似乎是有策略的（對其而言，衣服絕非障礙，因為它們可以輕松地穿透牛仔褲和棉質 T恤衫），似乎是基於對其他動物行為的理解，但難道我們可以認為馬蠅是在解讀受害者想法的基礎上制訂吸血計劃的嗎？不太可能。
另一種解釋相對簡單：馬蠅是按基因編定的程序去咬受害者身體相對較暗的區域，也就是附肢的陰影部分的。你身體的陰影部分是一個可見度也大大減少的部分。人們總傾向於擬人化，將極有可能是身體決定的行為解釋為認知驅動的行為。
再回到靈長類動物和其他動物身上。有許多嚴格的研究避免了對動物行為的過度解釋。在關於動物是否具有與人類相似認知能力的長期科學對話中，棘手的問題之一是死循環假設：認知需要語言，人類的語言，因此動物不可能具備認知能力，因為它們缺乏語言。這無非是在研究之前就裁定隻有人類具備認知能力罷了。這些想法被人類中心論的框架誤導了。
這些觀點來源於 17 世紀勒內•笛卡兒的著作，他認為隻有人類纔會“我思故我在”。笛卡兒的觀點可以說是人類認知研究的倒退，因為他不支持心智進化的比較研究。而且，單是他宣稱動物缺乏精神生活，就影響了非人類研究。
在笛卡兒看來，非人類沒有意識，沒有思想，沒有感情。此外，他認為，人的心智與身體經驗是互不相干的，這自然導致他得出了以語言學為根據的認知理論，認為隻有語言使用者纔有能力思考。
但正如哲學家保羅•丘奇蘭德（Paul Churchland）所說的那樣：“除了許多其他缺陷之外，（隻有人類能夠思考，因為思考需要語言）這一思想還否認非人類動物存在任何理論上的理解，因為動物不以句子或命題的方式互相聯繫。” 
任何忽視非人類動物的認知觀點都是在忽視演化。無論我們是在談論不可言喻的知識的性質還是任何其他類型的認知或身體能力，我們的解釋都必須源自比較生物學，如果解釋有足夠說服力的話，還必須可應用於比較生物學。動物認知有助於我們理解進化論和比較生物學對於理解我們人類認知的重要性，還能幫助我們洞察人類和其他動物的身體如何受認知影響。
忽視動物認知的主要問題在於，這樣做的話，我們基本上忽視了在掌握語言之前，我們祖先的認知能力究竟是怎樣的。他們在語言誕生之前的狀態體現了語言出現的認知基礎。如果在語言誕生之前人類沒有認知能力，對於笛卡兒和其他許多人而言，理解語言的演化過程會變得尤為棘手。
當然，有些人聲稱語言並不是逐漸演變出來的，所以我們不期望從其他物種中找到語言的根源。持此觀點的研究人員認為，語言的語法核心通過突變而突然形成，由此誕生了一位掌握語言學的普羅米修斯，他的“X 戰警”基因在整個物種中迅速傳播。
還有些人則通過實驗來解決靈長類動物是否有信仰和欲望以及其他靈長類動物是否具備“讀心能力”的問題。迄今為止的證據對這兩個問題做出了初步肯定的回答—其他靈長類動物似乎確實以某種形式具備這些能力。
所以人類在思考和解釋他者的世界中並不孤單。但是，如果其他靈長類動物，如擁有 275~450 立方釐米大腦的黑猩猩能夠讀懂其他生物的意圖，並擁有信仰和欲望，那麼擁有 500 立方釐米大腦的南方古猿或 950~1 400 立方釐米大腦的人屬物種肯定具有更加發達的認知能力和社會理解力。
動物和化石對人類逐漸獲得獨特能力的觀點給予了有力的支持。我們能獲得這些知識，應歸功於化石獵手。收集化石並試著用文化和解剖學證據拼湊出我們物種起源的全圖是一項艱巨的工作，需要堅韌的意志，要承受古生物學田野研究的酷熱，付出辛勞的汗水，身處偏遠地區，還時不時會面臨危險。有時這一事業競爭激烈，甚至你死我活，要面對來自各方的惡意毀謗。
盡管古生物學家進行了艱苦的田野研究，但《自然》雜志 1987年 1 月 1 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威脅要從古人類學家手中奪過所有的榮耀、權力和科學知識，並將其歸功於穿著實驗服的遺傳學家。這篇 由 麗 貝 卡•L.  卡 恩（Rebecca L. Cann）、 馬 克• 斯 通 金（Mark Stoneking）和艾倫•威爾遜（Allan Wilson）共同撰寫的論文《線粒體 DNA 和人類進化》（Mitochondrial DNA and Human Evolution）指出，基因證據清楚地表明，當前所有智人的 DNA 可以追溯到大約20 萬年前位於非洲的單個雌性線粒體 DNA。
這項研究如同一顆炸彈。難道這三個人在舒適的實驗室裡結束了圍繞“（晚近）源出非洲”的假說與“多區域假說”的爭議？前者聲稱智人起源於非洲，隨後遷移出去取代了全球其他人屬物種。後者提出，所有現代人都是從世界各地的直立人中進化出來的。事實證明，多區域假說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正確的。“線粒體夏娃”理論首次公開時，遭到多區域假說支持者以及很多其他人的批評。但該理論經過了嚴格的審查，現在已被古人類學家、生物學家和遺傳學家廣泛接受。在這一點上，實驗室工作人員打敗了田野研究工作人員。
然而，在理解線粒體夏娃對語言起源的意義之前，有必要回顧一下這個結論背後的科學，也就是線粒體夏娃的故事所依據的分子鐘概念背後的理論。這一理論起源於 20 世紀 60 年代初，首次發表在萊納斯•鮑林和艾米麗•祖卡坎德爾的論文中。研究人員注意到，各物種的氨基酸的變化速率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改變，由此提出了分子鐘的概念。因此，了解兩個物種之間氨基酸的差異可以說明這些物種何時從一個恆定的祖先中分化出來。
與大多數科學發現一樣，一些人很快就完善了這些想法。1968年，木村資生在《自然》雜志上發表了一篇現在很著名的文章—《分子水平上的進化率》（Evolutionary Rate at the Molecular Level）。木村資生的論文奠定了分子進化中性理論的基本思想。這裡所說的中性理論是非達爾文式的，這意味著木村將大多數進化中的變化歸因於生物體中的隨機和中性變異產生的遺傳漂變，而非自然選擇。由於這些變化不影響生物體的生存能力，因此生物體能夠將其基因正常傳遞給可存活的和繁殖能力強的後代。
將分子鐘理論應用於從世界各地收集的人類線粒體 DNA，得到了一個假設：所有現存的智人都來自約 20 萬年前非洲的一名女性（稱為幸運女人或線粒體夏娃）。換句話說，隻有她一個人的後代不間斷地延續至今，從而將她的線粒體 DNA 傳遞給所有現存的人。
因此，人屬是從非洲母親那裡興起的。但是如果非洲的生活如此美好，我們的人屬祖先為何離開非洲？何時離開的？又是如何離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