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文集的主干，是由三篇調研報告組成的；這些報告依托的田野工作，分別圍繞安溪鐵觀音茶葉、泉州城南三條古街以及惠安小岞的宮廟和祠堂展開。我們試圖通過地方性的歷史和民族志研究，呈現巨變時代閩南區域文化中的廣義人文關繫——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神之間的關繫——的結構和動態面貌。

三次調研的背景，可以說是一致的：如大地上其他地方，我們在閩南涉足的區位，再度進入了傳統和現代的夾縫中。

一些年前，聞名遐邇的安溪鐵觀音茶葉，在種植、制作和品飲諸方面，遭到現代農藥、機械、消費觀念的衝擊。這令安溪的不少茶人和鄉賢憂心忡忡。2013 年7 月至8 月，機緣巧合，我們二人和翟淑平、孫靜、黃雅雯三位北京大學人類學專業的博碩士生，得到地方政府的邀約和支持，去到安溪縣做相關問題的調研。經過一個月的集中考察、訪談和頻繁討論，我們對關涉鐵觀音這類物的各種人文關繫形成了某些一致認識。我們將基礎材料和這些認識彙合起來，寫成一篇調研報告，追溯了安溪的茶史，論述了鐵觀音種植與制作工藝的社會性，詮釋了茶葉這一農作物的生產過程、品飲等含有的廣義人文關繫意涵，陳述了我們對於安溪茶葉的不同亞傳統特征和文化土壤的認識。    

鐵觀音與其周邊之物、與做茶之人、與地方深厚而豐富之信仰世界，關繫極其密切。這使這種物生發了超越自然與文化的意義。如我們在報告中表明的，鐵觀音既是人—物和物—物關繫的產物，又是安溪社會歷史條件的構成因素，是安溪人對人—物、人—人、人—神關繫的獨特感知的成就。借此，我們在報告中回應了傳統與現代關繫的問題，指出近年鐵觀音出現的問題，緣自那種割裂了物與廣義人文關繫，抹殺了物的天性、人性和神聖性的現代性主張和實踐，而這些主張和實踐，是在主流的功利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世界觀籠罩下得到伸張的。

2015 年3 月，泉州市政府規劃的閩南文化生態園建設項目啟動，該項目將泉州老城南部老街區納入文化遺產保護框架內。這是對老街區傳統的復興，抑或是破壞性建設？地方賢達和民眾看法不一。

2015 年9 月至10 月，本書編者之一（王銘銘）、英國倫敦大學羅蘭（Michael Rowlands）教授、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孫靜作三人行，對規劃項目內的聚寶城南片區進行了實地考察。在調研中，三人發現，當地人的生活世界也是遵循廣義人文關繫脈絡而構成的整體。這個整體是一個生活世界，其所包含的符號和實踐構成一個與文化生態園意像有鮮明對照的繫統；所謂的文化生態園，缺乏生活世界的整體性含義。

在調研工作完成後，三人經過多次討論，基於上述看法，梳理了所獲資料，合寫了一篇調研報告。在該報告中，三人在泉州城市變遷史的大背景下說明聚寶城南文化遺產項目出現的背景與緣由。他們闡明了聚寶城南的歷史與隱喻屬性及與此相關的閩南文化生態園項目的觀念形態的本質特征，分析了文化生態園的設計圖景，指出了這一圖景與近期流行的“美麗社區”“美好生活”等意像之間的關繫。他們還呈現了聚寶城南的社區歷程，復原了聚寶城南片區歷史變遷的實際圖景，指出了園區所在地城鄉接合部的既有本質。三位作者反思了地方文史敘繁榮中心論與文化生態園規劃設計上的問題，考察了作為生活和社會過程的完整體繫的文化及聚寶城南水繫與宮廟體繫之間的密切關繫，說明了人、物、神三種力量如何在社區祭祀中心彙合。後，報告以宮廟與遺址公園的分化和對立為例，揭示出了項目主導者無視當地生活和觀念世界中的遺產（尤其是宮廟、寺院與傳說這類靈驗遺產）的原因。

半個多世紀以來，長住娘家、惠女服飾等，成為惠東小岞孤立化、標簽化的文化意像，而種種以建設、規劃、保護等為名的活動，對小岞的自然—人文地理格局產生的破壞日益嚴重。在部分地方賢達的邀約和支持下，2016 年8 月，編者之一（王銘銘）帶領吳銀玲、孫靜、蘭婕、李雲軒、金婧怡、王正原等組成的一個研究小組，進入小岞展開田野工作。他們分組對區域歷史地理及人口和社區狀況，海洋—山地—窪地自然地理繫統中生計方式（特別是討海喫）的變異，以及聚落形態的面貌等三方面加以深入考察，並借助文字和口述史料，復原了小岞從浮島到半島的自然人文地理變遷過程。經過密切的分工合作，這個研究小團隊也完成了一篇長篇報告。該報告在自然人文地理背景下，展現了民間社會組織的形態，分析了小岞9 個行政村的61 座宮廟的結構關繫，及祖厝與宗族組織的關繫，理清了小岞人拜神明、敬祖先的信仰體繫，呈現了地方精英與普通民眾之間對傳統與歷史的豐富性的不同看法。調研報告指出，鄉村本非現代文明進程的敵人，亦非行政地理機器的局部，它是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相互關聯共生下生成的完整生態人文體繫，它整合了人、物、神諸生命因素，自身有著強大的創造力。

有必要說明的是，以上三篇基於田野工作的調研報告，都是針對現實問題而寫的，但是它們並不是作者屈服於現實的表現。這些報告堅守了某種學術理念。如上文所述，這個理念，被概括為在文本中反復出現的廣義人文關繫。關於此，本書主編在近期發表的不少文章中已給予了比較清晰的界定（如，見王銘銘：《民族志：一種廣義人文關繫學的界定》，《學術月刊》2015 年3 月號，129—140 頁；《人類學家的凝視與環顧：王銘銘教授訪談錄》，《學術月刊》2014 年3 月號，170—176 頁；《談〈山海經〉的廣義人文關繫體繫》，《西北民族研究》2017 年第3 期，143—148 頁）。

在安溪鐵觀音調研計劃開始之後，我們在田野工作中共同深深感受到邊讀書邊調研的重要性。於是，自2014 年起，我們組織幾位介入閩南區域研究的同好，針對調研之需，每周開一次閩南研究讀書會，每次選擇讀解一本或數篇與閩南區域文化研究相關的著作。在讀書會前，每位成員獨立完成一篇成熟的讀書報告，在讀書會上先分別宣讀，然後自由研討，會後綜合整理成文

字記錄。

經過幾年的努力，這個讀書會有了一些成果。對於這些成果的面貌，我們在這本文集中，也盡力地給予比較全面的體現。在本文集中，我們除了彙編三篇長篇調研報告外，還彙編了六次讀

書會的讀書報告。

這六次閩南讀書會報告的一、二、三、五次，從區域、宗教、社會、閩南研究的學術脈絡等不同角度切入主題。我們讀解的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所著《中國歷史的結構》（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一文，弗裡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著《中國社會之研究》（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一書中的相關篇章，王賡武所著《中國及海外華人》及其《談歷史，說文明》一文，從區域視角，探討了閩南與海外的關繫，並從閩南與東南亞等外部世界的聯繫中反觀閩南。德格魯特（J. J. M. de Groot，或譯“高延”）所著《閩南亡者的佛家信眾》（Buddhist Masses for the Dead at Amoy）一書及其傳記，顧頡剛所著《泉州的土地神》一文及張帆《顧頡剛與土地神——1926—1927 年東南沿海的“遊士”與“風俗”》一文，吳藻汀所著《泉州民間傳說》，桑高仁（Steven Sangren）所著《一個中國社會中的歷史與巫力》（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及《大小傳統再思考》（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s Reconsidered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一文，黃英美所撰《訪李亦園教授——從比較宗教學觀點談朝聖進香》，林美容所著《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都是有關閩南以及與閩南密切相關的臺灣民間信仰和儀式的著述，它們從小傳統入手，探討了中國文明的一體性與差異性，給予我們深刻啟迪。費孝通所著《鄉土中國》，劉枝萬所著《臺灣民間信仰論集》，田仲一成所著《中國祭祀戲劇研究》，以及特納（Victor Turner）對朝聖儀式的論述，啟發了我們思考從科儀、戲劇、儀式角度來看閩南社會構成的若干向度。陳萬裡所著《閩南遊記》，林耀華所著《義序的宗族研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所著《帝國的隱喻》，林惠祥所著《臺灣番族之原始文化》和《中國民族史· 百越繫》，呈現出閩南研究從清末民初的民俗研究，轉向研究親屬制度、社會組織、民間信仰與儀式之社會人類學研究這一學術史脈絡，及這一脈絡與百越民族、南島民族之民族學

研究潛在的並舉可行性，它們也給予我們重要啟發。

另外兩次讀書報告分別配合“東亞文化之都· 泉州”2014 活動年繫列論壇之一“中國茶的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2016年讀書小組部分成員在惠安小岞的田野調查而形成。蕭婷（Angela

Schottenhammer）所編《世界貨艙—&mdas1000—1400 年的海上泉州》（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Maritime Quanzhou,1000-1400），克拉克（Hugh R. Clark）所著《社區、貿易與網絡》（Community,Trade,and Networks），王銘銘所著《帝國與地方世界: 一個長時段歷史人類學的中國模式》（Empire and Local Worlds:A Chinese Model of Long-term Historical Anthropology），蘇基朗所著《刺桐夢華錄》，丁荷生（Kenneth Dean）所著《中國東南的道教儀式與民間崇拜》（Taoist Ritual and Popular Cults of Southeast China）以及陳志明（Tan Chee-Beng）所編《閩南，中國後時代傳統的再創造》（Southern Fujian:Reproduction of Traditions in Post-Mao China）六本書，從貿易、宗教、政治、宇宙觀等不同角度，闡述了介於大陸和海外世界之間的閩南區域的封閉性與開放性，共同為我們指出，正是這一兩面性使這個區域既自成一體，又包羅萬像。為了配合在惠安小岞的調查，讀書會的部分成員閱讀了自20 世紀20年代以來國內外幾代學者對惠安的研究著作，包括喬健、陳國強、周立方所編《惠東人研究》，陳國強所編《惠安民俗》，薩拉· 弗裡德曼（Sara Friedman）所著《親密政治：華南的婚姻、市場及國家權力》（Intimate Politics:Marriage,the Market,and State Power in

Southeastern China），夏敏所著《紅頭巾下的村落之謎》以及討論長住娘家婚俗的多篇獨立論文。這些著述介紹了惠安的歷史、信仰、習俗等，讀書小組成員從中看到惠安介於漢和非漢之間、傳統和現代之間、文明和野蠻之間的雙重性，為調研提供了諸多啟發。

在安溪、泉州、惠安三地的田野工作過程中，我們有幸得到陳木根（已故）、廖皆明、謝文哲、王連茂、陳慶宗、陳健鷹、許旭明、丁毓玲、王珊（已故）、陳敏紅、蔡穎、洪懿蓉、康慶章、李文成、倪伏苼、鄭明清、李常青等賢達的大力支持，也有幸從他們的工作中獲得重要啟示。我們借此機會對他們表達誠摯的謝意。我們的三篇調研報告，相繼發表於《文化學刊》（2014 年第2 期，47—77 頁）和《民俗研究》（2016 年第3期，26—52 頁，及2017 年第2 期，103—128 頁），而我們的讀書報告，多數在《西北民族研究》連載過。對於刊登這些長篇調研報告和讀書體會的雜志，我們表示由衷的敬意。

王銘銘、羅楊

2019 年6 月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