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何以研究魯迅婦女觀？
劉國勝
十多年前，我還在寶鋼集團有限公司任職。出於企業文化建設的迫切需要，在北京大學資深教授錢理群的指導下，魯迅文化基金會會長、魯迅先生長孫周令飛的鼓勵下，我開始研究魯迅“立人”思想，幾乎每年都要通讀一遍《魯迅全集》，同時閱讀有關魯迅研究的書籍。邊讀，邊思考，邊寫作。在寫了三本關於魯迅“立人”思想的小書後，意猶未盡，總覺得還有很多內容值得進一步展開。逐漸萌生了一個想法：對先生的“立人”思想從若干個重要角度作專題研究，並將心得形成文字，慢慢寫出“魯迅‘立人’思想今讀”繫列叢書，與有興趣的讀者分享。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６月出版的《應該有新的生活———魯迅“立人”思想今讀》，便是叢書的本。經過幾年努力，寫出了《隻有愛依然存在———魯迅兒童觀今讀》，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由學林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之後，又寫出了《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隻是向上走———魯迅青年觀今讀》，２０１９年６月也由上述兩家出版社聯合出版。接下來順理成章地，我就想寫“魯迅婦女觀今讀”了。
在一百年前爆發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與兒童和青年問題一樣，婦女問題也是先驅者們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這是因為在那個年代，大多數中國人深陷困境難以自撥，而婦女的命運尤其令人扼腕嘆息。魯迅在雜文《關於婦女解放》（《南腔北調集》）②中，自謙道：“我沒有研究過婦女問題。”③其實，先生寫了不少關於婦女問題的作品。對此，我在反復通讀《魯迅全集》的基礎上，按作品體裁和創作年份作了一個未必周全的梳理，排列如下：
雜文（包括論文和演講）有１９１８年的《我之節烈觀》，１９１９年的《隨感錄四十》和《隨感錄四十二》，１９２３年的《娜拉走後怎樣》，１９２４年的《論雷峰塔的倒掉》，１９２５年的《忽然想到七》《“踫壁”之後》《女校長的男女的夢》《堅壁清野主義》和《寡婦主義》，１９２７年的《憂“天乳”》，１９２８年的《鏟共大觀》，１９３１年的《以腳報國》和《新的“女將”》，１９３３年的《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學匪”派考古學之一》《關於女人》《上海的少女》《娘兒們也不行》《男人的進化》和《關於婦女解放》，１９３４年的《女人未必多說謊》《論秦理齋夫人事》《奇怪》和《阿金》，１９３５年的《論“人言可畏”》。
小說（包括神話小說）有１９１９年的《明天》，１９２２年的《補天》，１９２４年的《祝福》，１９２５年的《傷逝———涓生的手記》和《離婚》。
散文詩和回憶散文有１９２５年的《頹敗線的顫動》和《臘葉》，１９２６年的《阿長與〈山海經〉》和《記念劉和珍君》，１９３６年的《女弔》。
詩歌和駢文有１９３２年的《一·二八戰後作》《〈淑姿的信〉序》，１９３３年的《悼丁君》和《無題（一枝清采妥湘靈）》，１９３４年的《題〈芥子園畫譜三集〉贈許廣平》。
書信有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２７年、１９２９年的《兩地書》。
可以看到，上述作品早一篇是作於１９１８ 年的《我之節烈觀》（《墳》），這是先生繼１９０７ 年和１９０８ 年留日期間寫了《文化偏至論》（《墳》）等五篇論文，“沉寂十年”之後在《新青年》雜志（按：五四運動從醞釀到發展時期影響的刊物）上發表的篇論文，是他關於婦女問題的代表作之一；後一篇是作於１９３６年的《女弔》（《且介亭雜文末編》），是先生逝世前不久寫的重要文章之一。除了上述關於婦女問題的專作外，先生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不少關於婦女問題的內容，有的還相當重要。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先生終其一生都在關注婦女問題，他通過文學作品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對現實社會中具體的人和事的分析，闡述了關於婦女解放的一繫列基本問題，形成了他的婦女觀。先生在《燈下漫筆》（《墳》）中稱多數國人為“悲慘的弱者”，而以“女人和小兒”為甚。他深切同情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的廣大婦女，為她們呼號；同時深入揭露舊文化糟粕對婦女的毒害，啟發她們從沉睡的“鐵屋子”裡覺醒。他深情謳歌偉大的母愛，贊美勞動婦女的樸實良知，弘揚為自由和幸福而犧牲的女性的創造和奮鬥精神。
魯迅作品的顯著特點，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前所未有地描寫農民、小知識分子等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先生稱他們為“不舒服的人們”。他在《墳〈題記〉》中指出：
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著，而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
先生揭示了當時中國人客觀上存在著對立的兩部分，一部分是占多數的“不舒服的人們”，一部分是占極少數的“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的人。後者有的是“殺人不眨眼的軍閥”，有的則是被木皮散人（按：明代遺民賈鳧西的別號）說成“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者。先生給自己確定的使命是：“我就要專指斥那些自稱‘無槍階級’而其實是拿著軟刀子的妖魔。”這一定位，與先生通過改革國民性以“立人”的基本思路一脈相承。先生在《〈吶喊〉自序》中，談自己棄醫從文的原因，是發生了“幻燈片事件”（按：指日本仙臺醫學專門學校課堂上放映“做了俄國偵探的中國人被日軍砍殺，許多中國人‘顯出麻木的神情’圍觀”的幻燈片）後，想法的改變：“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這裡的“文藝運動”，相當於我們現在說的“文化運動”。
通觀魯迅作品可以看到，先生認為中國人原本是勤勞、善良、智慧和勇敢的。國民的愚弱，從根本上來說，是在歷代專制統治下，與政治積弊緊密相連的文化積弊造成的。在先生眼中，當時“殺人不眨眼的軍閥”是政治積弊的集中代表，而文化積弊的集中代表則是“拿著軟刀子的妖魔”。先生認為，要徹底改變那極不合理的社會———極少數人“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壓迫和侮辱多數人使之“不舒服”的社會，必須在進行政治變革、經濟變革的同時開展文化變革，而且後者比前兩者更重要，改變國民的精神是“要著”。先生的婦女觀，毫無疑問也充分體現了上述特點。先生描寫普通農民、小知識分子中女性比男性更“不舒服的”生活，包括物質的極度匱乏和精神令人寒心的麻木，發出解放婦女的強烈吶喊；他就婦女解放的基本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繫列獨到而深刻的見解，時至今日仍然給我們以絲毫沒有陳舊感的啟迪。
魯迅婦女觀與先生全部作品的核心內容———“立人”思想，以及他的兒童觀和青年觀一樣，是通過文學作品中具體的人物和事件來體現的。與學術作品相比，文學作品的優勢，在於通過作品中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來體現思想，說出學術作品難以說出的話，達到學術作品難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即使先生創造的現代雜文，也和一般的從抽像到抽像的論文不一樣，即它從不離開具體的人和事，以體現其文學性。好的文學作品由於具備上述特征，能夠打動大多數人的心，其傳播之廣，流傳之久，學術作品很難比肩。然而，文學作品也有它不及學術作品的一面，它不以繫統闡述某一種思想為己任，而這恰恰是學術作品的功能。以婦女觀為例。先生作為文學家中的思想家，並沒有像寫學術著作那樣，對婦女觀作過繫統闡述（雖然寫過像《我之節烈觀》那樣的論文，但那隻是他很少運用的體裁，且主要是就“節烈”問題作闡述），這就對讀者了解他的婦女觀帶來不便。不少魯迅研究學者，在他們的研究中對先生關於婦女問題的作品作了解讀，有的頗有深度，讀他們的書能夠受啟發，但仍難以對先生的婦女觀有一個比較全面和相對繫統的了解。
我給自己確定的任務是，盡可能比較全面和相對繫統地梳理出魯迅婦女觀的基本內容，並作出盡可能符合先生本意的解讀。在此基礎上，談談魯迅婦女觀對解決當下婦女問題的啟示。本書包括五章，章“這社會制度把她擠成了各種各式的奴隸”，這是先生對當時中國婦女處境的基本判斷；主要寫那個年代中國大多數婦女身陷悲慘境地。第二章“娜拉走後怎樣”，這是先生對中國婦女走上解放之路遇到問題的分析；主要寫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前三十多年，覺醒的中國婦女走上社會後遇到諸多錯綜復雜的挑戰，解放之路崎嶇不平。第三章“男女‘生理和心理有別’‘地位卻應該同等’”，這是先生對婦女解放要解決的核心問題的把握；主要寫準確認識男女平等，強調婦女解放的基礎是取得經濟權，關鍵是擺脫落後文化的束縛。第四章“‘驚心動魄’‘如石像’的‘偉大的神力’”，這是先生對古今中國女子真善美的贊頌；主要寫高揚中國婦女追求進步和光明的精神。第五章“魯迅與女性：高尚和美好的情感”，這是先生本人對自己婦女觀的踐行；主要寫先生在與女性交往中所體現的人生境界。每一章的後一小節，是我聯繫當下實際學習研究魯迅婦女觀的心得體會———隨感錄。書名在“魯迅婦女觀今讀”之前，用了“為了女性‘真的解放’”，“真的解放”出自先生《關於婦女解放》一文。真的對立面是假，強調女性“真的解放”，是強調真心實意、言行一致，而不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說得多做得少。後者為不正之風，且成頑疾，至今仍然存在。
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是婦女地位的提高。任何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會否認，當今中國社會是有史以來好的時期之一。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內外環境極其復雜，民生問題依然突出，婦女地位尚未達到應有高度，幾千年來形成的男女不平等問題尚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正因為此，魯迅婦女觀並沒有隨著先生遠行而速朽，仍具有十分寶貴的現實意義。先生的作品，雖然也有歌頌，但其基調是揭露社會陰暗面，針砭時弊。先生如此定位，不僅是為了激活自己的同胞們業已麻木的神經，更是迫切期望自己所批判的落後現像早日得到改變。正如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文藝思想家瞿秋白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所指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大家都不免要想做青年的新的導師；而誠實的願意做一個‘革命軍馬前卒’的，卻是魯迅。”“他沒有自己造一座寶塔，把自己高高供在裡面，他卻砌了一座‘墳’，埋葬他的過去，熱烈的希望著這可詛咒的時代——這過渡的時代也快些過去。”①有人早就宣告，隨著新中國誕生，魯迅的雜文時代過去了。可是歷史卻無情證明，中國社會的發展遠沒有預言者想像得那般浪漫和簡單。從深化改革的現實需要和“問題導向”的思維方式、工作方式來看，在充分肯定成績、歌頌光明的同時，發現和批判假惡丑，革除侵蝕健康肌體的毒瘡，不正是當今中國社會之亟須嗎？況且經典作品所蘊含的哲理，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或許是永恆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