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百家小集：無語江山有人物

編輯推薦

百年大轉型時代，江山無語，人物猶存。

傅國湧道出中國穿越歷史“三峽”的艱難曲折，讓歷史的還給歷史。

通過大量史料，爬梳考證期間的人和事，寫慈禧的垂簾時代，寫魯迅的演講、胡適與白話文、張季鸞與《大公報》、王雲五與商務印書館、傅斯年對抗戰進程的判斷，還有郁達夫、竺可楨、胡政之等知識人的在民國時代的心路旅程。

深刻展現百年中國轉型中各路風流人物“激流勇進”的獨特風骨。

百家小集，名家雲集。百家小集第二輯收入錢理群、十年砍柴、傅國湧、蕭默、單世聯、王學典、來新夏、陳行之、程映虹、周志興等名家思想隨筆。

（十年砍柴著）

（蕭默著）

（傅國湧著）

（單世聯著）

（錢理群著）

內容簡介

《無語江山有人物》收入著名文史學者傅國湧近年來讀史札記十五篇，全書各篇從史料出發，對中國近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政治文化名人經歷往事進行回顧和評述。全書文字延續了傅國湧歷史散文作品一貫的敘事風格，文字深沉有力，字裡行間飽含感情，體現出對歷史人物深切的溫情與理解，具有很強的思想性和可讀性。

《無語江山有人物》收入廣東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書繫——口袋中的百家講壇，思想界的小集大雅。

雲集學人，結集*思想隨筆，與知識分子面對面。

作者簡介

傅國湧，歷史學者，獨立撰稿人，1967年生於浙江樂清，現居杭州。主要關注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百年中國言論史、知識分子的命運史、企業家的本土傳統等，並堅持獨立的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在多家重要報刊開設評論或歷史專欄。主要著作有：《金庸傳》《葉公超傳》《歷史的誤會》《從龔自珍到司徒雷登》《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主角與配角——辛亥革命的臺前幕後》《筆底波瀾——百年中國言論史的一種讀法》《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等。

一九〇六年：慈禧垂簾聽政時代的憲政萌芽
孫中山：“革命不忘讀書”
魯迅先生的講演
新語言和胡適的“得寸進寸”社會演進思路
邵飄萍：幸還是不幸？
張季鸞：大變動時代的報人典範
郁達夫，別了“風雨茅廬”
“三度挽危亡”：王雲五自命“野牛”
傅斯年對抗日戰爭進程的判斷
竺可楨怎樣當大學校長
“於子三運動”與浙江大學
胡政之，一個報人記錄的一個時代
傅斯年，“歸骨於田橫之島”
幾乎被文學史遺忘的周文一九〇六年：慈禧垂簾聽政時代的憲政萌芽

孫中山：“革命不忘讀書”

魯迅先生的講演

新語言和胡適的“得寸進寸”社會演進思路

邵飄萍：幸還是不幸？

張季鸞：大變動時代的報人典範

郁達夫，別了“風雨茅廬”

“三度挽危亡”：王雲五自命“野牛”

傅斯年對抗日戰爭進程的判斷

竺可楨怎樣當大學校長

“於子三運動”與浙江大學

胡政之，一個報人記錄的一個時代

傅斯年，“歸骨於田橫之島”

幾乎被文學史遺忘的周文

唐德剛走了，歷史仍在“三峽”中

媒體評論

江山無語，唯活在期間的人物代代更新。從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遭暗殺，至今已過去了整整一百年。中國變了，中國沒有變，歷史就在變與不變之間，我看見的是刻骨銘心的無奈，回天無力的無奈，翅膀折斷的無奈，孤獨前行的無奈。

——傅國湧

在線試讀

一九四八年的後一天，南京長江邊上，大江滾滾而去，傅斯年和胡適兩人一邊喝酒，一邊背誦陶淵明的《擬古》詩第九首，相對淚下。
屈萬裡回憶，聽說傅斯年那時身上經常帶著安眠藥，預備緊急關頭可以“隨時吞藥自殺”。我覺得這是因為他身體不好，夜難成寐，並不是為自殺而準備安眠藥。此時，前方戰場攻守之勢已易，國民黨政權已搖搖欲墜，蔣介石心中遷臺之意早就萌生。此前十二月二十二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傅斯年為臺灣大學校長，這個決定在十一月就已作出。當月，他主持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已遷到臺灣楊梅鎮。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傅斯年正式就任臺灣大學校長，臺大中文繫教授黃得時請他寫幾個字，他信筆寫下“歸骨於田橫之島”的短幅相贈，其中彌滿了淒愴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語成讖。屈萬裡曾建議將這七個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一
臺灣大學初是日本殖民地時代建立的，所以臺大將一九四五年光復之日算作校慶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時纔迎來第四年的校慶。他之所以能把臺大辦成孤島上的北大，不僅取決於他的干纔，和他大刀闊斧的勇氣與銳氣，更主要的是他的辦學理念，他完全繼承了北大的傳統，純粹為辦大學而辦大學，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尊嚴，比如拒絕三民主義進學校等。
四月二十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臺灣大學校刊》發表的《國立臺灣大學三十七年度次校務會議校長報告》中明確提出：“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他的重要學術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流的大學，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議通過一年半時間，改進各種通習科目，“務使來校的學生，一進大門來，便得到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教課之需要實習者，得到充分的實習機會，有富於教本參考書的閱覽室可用，有優良的助教改他們的卷子。國文和外國文的程度，一年之內頓然改觀。”同時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個大學辦成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不會把書教得很好，因為學術水準低，自然不會把書教得深入淺出。所以在進行本校的教育建設上，也應該時時不忘學術的標準”。他說這些都“卑之無甚高論”，“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會動蕩之下，不特‘高調’無從談起，即此‘低調’，若努力擔負起來，也是極其喫力的。……究竟大局與環境能允許我們做到幾成，總在未知之數”，但以他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力量，他隻會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做去。一九四八年的後一天，南京長江邊上，大江滾滾而去，傅斯年和胡適兩人一邊喝酒，一邊背誦陶淵明的《擬古》詩第九首，相對淚下。

屈萬裡回憶，聽說傅斯年那時身上經常帶著安眠藥，預備緊急關頭可以“隨時吞藥自殺”。我覺得這是因為他身體不好，夜難成寐，並不是為自殺而準備安眠藥。此時，前方戰場攻守之勢已易，國民黨政權已搖搖欲墜，蔣介石心中遷臺之意早就萌生。此前十二月二十二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傅斯年為臺灣大學校長，這個決定在十一月就已作出。當月，他主持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已遷到臺灣楊梅鎮。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傅斯年正式就任臺灣大學校長，臺大中文繫教授黃得時請他寫幾個字，他信筆寫下“歸骨於田橫之島”的短幅相贈，其中彌滿了淒愴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語成讖。屈萬裡曾建議將這七個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一

臺灣大學初是日本殖民地時代建立的，所以臺大將一九四五年光復之日算作校慶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時纔迎來第四年的校慶。他之所以能把臺大辦成孤島上的北大，不僅取決於他的干纔，和他大刀闊斧的勇氣與銳氣，更主要的是他的辦學理念，他完全繼承了北大的傳統，純粹為辦大學而辦大學，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尊嚴，比如拒絕三民主義進學校等。

四月二十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臺灣大學校刊》發表的《國立臺灣大學三十七年度次校務會議校長報告》中明確提出：“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他的重要學術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流的大學，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議通過一年半時間，改進各種通習科目，“務使來校的學生，一進大門來，便得到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教課之需要實習者，得到充分的實習機會，有富於教本參考書的閱覽室可用，有優良的助教改他們的卷子。國文和外國文的程度，一年之內頓然改觀。”同時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個大學辦成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不會把書教得很好，因為學術水準低，自然不會把書教得深入淺出。所以在進行本校的教育建設上，也應該時時不忘學術的標準”。他說這些都“卑之無甚高論”，“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會動蕩之下，不特‘高調’無從談起，即此‘低調’，若努力擔負起來，也是極其喫力的。……究竟大局與環境能允許我們做到幾成，總在未知之數”，但以他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力量，他隻會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做去。

什麼是大學？近代意義的大學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大學是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照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為學校之前途計，決不能有極權主義的作風。”他深知，“一個大學必須大家要辦好，纔能辦好，便可以辦的好，決不是校長要辦好的。我所謂大家，這包括全校教職員、學生、工友在內。”“大學的主體當然在教授，為教育、為學術的研究，這都是當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預太多了，流弊極大，可以弄到學術研究根本難得進行。”所以，他原則上贊許大學的講座制度，保障教授的獨立性、教學的自由；如果大學教授與中學教員一樣，大學便不成其為大學。“五四”時代，他在北大度過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趕培主政的時光，風雲際會，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志，發表了大量鼓動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終於和師長陳獨秀、胡適他們一同造成時勢，開創了新時培先生“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觀念，以及“教授治校，學生自治”這一套制度已經植根於他的生命深處。在他短暫的五十五年人生中，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幾乎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留學歸來，他先後出任過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在受命擔任臺灣大學校長之前，他做過西南聯大校務委員、北大代理校長，對辦大學並不是個生手。他有著讓胡適佩服得不得了的行政能力，同為“五四”時北大學生領袖的羅家倫和他開玩笑培、胡適是北大的功臣，而他們是“功狗”；如今在臺大校園，還有“傅鐘”“傅園”。有學者說：臺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雖非創校校長，但在常規及制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

他是“五四”之子，三十年來他的作為表明他是當年“五四”理想好的捍衛者。三十年後，當他在亂哄哄的孤島上受命主持小小的臺灣大學時，他心中的模本就是三十年前的北大，教授享有充分的學術自由、教學自由。作為校長，他就是要保障教授的這些自由。

他認為“大學的任務，本來是三項：一是教育的，二是學術研究的，三是事業建設的，三者有不可分性。”三者有相輔相成的關繫，“大學是學術機關，它的教育的作用，是從學術的立點出發，不是掉轉過來；它的學術的作用是從教育的立點出發。換句話說，大學是以學術為中心，而用這中心發揮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為中心，而從這中心發揮學術的力量。”“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義，教育當然是人生義，但是大學的教育，是從學術的立點出發的，所以大學的教育，與中學的教育不同，並與職業教育不同，而且與專科學校的教育不同，而且應該與號稱大學或獨立學院的教育而以職業為目的者不同。”

他強烈反對把大學當作培養工具的搖籃，堅決擯棄大學的工具主義。抬頭看看今天工具主義大行其道，重溫傅斯年斯人斯言，不禁讓人黯然神傷。他倡導簡樸的學風。九月二十八日，他到臺大的第二個學期，發布這樣一個布告：

本校學風，素稱儉樸，然亦偶有有錢人之子弟，習為奢侈者。茲在學年開學之始，特行告知諸生：如有嬌養成性，習尚浮華者，務請不入本校之門；既入本校之門，即須改行自新。須知國家辦此大學，費錢甚多，經費皆民脂民膏，豈容此輩濫竽其內，浪費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後如見有習尚浮華、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糾正，或開除學籍。

對有錢人子弟，以臺大為跳板，一有機會就要出洋，他也深有警惕，認為這是浪費教育資源，退學固然不能禁止，但在發證件上學校可以有自己的規矩。十月十二日發布的布告就是專門防止有錢人子弟“任意來去”的。

什麼是大學精神？這是他耿耿於心、始終不曾忘懷的。“大學也必須有大學的樣子，包括精神與形式”，“發揮大學精神”“促進學術空氣”是他辦臺灣大學期間首先考慮的。他一直想寫一本闡述大學精神、他對大學見解的專著，因為事務繁忙，終沒有寫成。但在各種零散的演講、文章、書信、布告等文字中，我們可以大致上看出他的基本觀點。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在臺大校慶日發表演講，不許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麼？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纔有它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為人擠人的工具。”“臺灣省既然回到祖國的懷抱，則臺灣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為目的，以人類尊嚴為人格，以擴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為工作的目標。”

在根本意義上，大學精神就是傅斯年說的“專求真理”（或“尋求真理”）四個字，這是位的，其餘一切都是次要的。這和竺可楨當年為浙江大學確立的“求是”校訓，和哈佛大學的校訓都是相通的。本著這一理想，傅斯年呼吁學生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煉，一個社會品行好的人多，社會就會健全，反之就很危險。“這一個時代，真是邪說橫流的時代，各種宣傳每每以騙人為目的，在宣傳者不過是想用宣傳達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個人養成說瞎話的習慣，可就不得了。……社會上這個風氣厲害了，社會就不上軌道。”在大學裡這一觀念尤其重要，他倡導“知識的誠實”，如果沒有這樣的精神，學問不能進步，發明更談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學問一切的根本，也是組織社會、組織國家一切的根本。”

第二是力學。“在這個苦難的時候能有這樣一個環境，已經算很有福氣了！這個遭遇，這個環境，是萬萬不可辜負的。……這些年來，大學裡壞的風氣，是把拿到大學畢業證書當作件重要的事，其實在大學裡得到學問乃是重要的事，得到證書乃是很次要的事。”重要的是“由學術的培養達到人格的培養”，“須知人格不是一個空的名詞，乃是一個積累的東西。積累人格，需要學問和思想的成分很多。”

第三是愛國。他認為這是一種本能，是對民族文化、歷史的一種認同感。

第四是愛人。“愛國有時不夠，還須愛人。愛國有時失於空洞，雖然並不一定如此。至於愛人，卻是步步著實，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愛人的大路。隻要立志走上這個人道的大路，無論一個人的資質怎麼樣，每人都有作到釋迦牟尼或耶蘇基督或林肯或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機會，至少分到他們的精神。”“這樣纔可以使我們的大學成為宇宙間的一個有意義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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