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
邢義田中國文化有如千裡不絕的長江、黃河水。溯其發源，乃是無數支脈；觀其流布，則是百川彙聚，萬流歸宗。古人說：“江河不捐細流，乃能成其大。”這豈不正是中國文化源起與拓展的寫照？東流的江河，千年如一日；綿延的華夏，亦以千歲為春秋。千歲之中，憂患與安樂相承，太平與戰亂相因，不也正如江水隨境遇而化，時則溫柔無限，忽又駭浪驚濤？唯其蜿蜒變化，纔見長江、黃河之美；亦唯其興衰起伏，始證中華文化的堅忍與博大。
長久以來，華夏的子孫一直以擁有浩瀚的江河而自負，亦以優越的文化而自傲，奈何水行千裡，有時而弱，中國近世，亦呈老大。西潮東來，竟激起“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變局之下，國人張皇失措，或抱殘守缺，一意拒外；或盡失自信，以夷變夏；紛擾混亂如是者，已近一百五十年。此其間非無感時憂國之士，力圖挽救，然混沌之局，未見廓清，豈不令人浩嘆！
考其因由，非止一端。如從中國文化源起與拓展的經驗考察，可得而言者有二。一是文化有如千層寶塔，乃層層堆疊，非累積不能至其高；又如江河之水，乃波波相連，不可斷，亦不能斷。無奈近世之人惑於傳統應付世變之無力，震於西學之當令，以為非盡棄固有，不足以言革新，唯全盤西化，始克求生存。於是硬生生拋卻自家無盡藏，於西學做無根之嫁接。二是文化的興衰每與能否容納新的成分，接受新的挑戰相呼應。此亦如江河之於細流，拒之則成死水，納之則諸流並進，相激相蕩，永保活力。文化的活力在於兼容並包；非此則彼，必然僵化。考之國史，於先秦、於魏晉、於隋唐，思想非一，種族雜沓，而中華文化之豐富燦爛，皆在此時。千載以下，中國文化能否再創新局，端視我們能否糾正自斷臍帶、漠視歷史的錯誤。唯有重新體認和吸收傳統的經驗與智慧，使傳統與現代銜接，我們纔能更上層樓，也唯有記取“有容乃大”的歷史教訓，我們纔能創造充滿活力的社會。
基於這樣的體認，本卷十篇論文旨在探討中華文化的根源與拓展。希望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將個人以及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綜合地作一論述，作為我們對中國文化再認識的參考。006007
杜正勝先生的《篳路藍縷—從村落到國家》，剖析中國文化從八千年前萌芽到四千年前文物燦然大備、城市國家出現的一段歷程。根據最新的考古資料，中國歷史文化的源頭已可推到八千年前。當時中原地區的居民選擇近水的臺地，經營著以種植黍稷為主的定居農業生活。而六七千年前浙江河姆渡的水稻文化證明中國文化的泉源不止一端。先民血汗，點滴彙聚，生活的形態從原始村落進而為城市聚落。這種演變在時間上大致與傳說中盛於制作的黃帝時代相吻合。這一段三代以前的“大同”之世後來竟成為中國人向往的黃金時代。
歷史上中國人如何在以黃河、長江為主體的生存空間裡，開創文明，拓展疆域，是劉超驊先生《山河歲月—疆域開拓與文化的地理環境》的主題。全篇指出文明創造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繫。這種關繫凝聚在古人“利用厚生”這句話裡。而中華文化疆域的形成、拓展的方向以及許多中國社會、經濟、思想、政治上的特質都與這塊大地的性質有關。也許因為如此，我們纔常以“黃河的兒女”自命吧？
其實構成中華民族的不止是“黃河”的兒女。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裡，不知有多少不同的血液，像長江、黃河無數的支流，來自各方，最後彙合交融，形成一道歷史文化的巨流。蔡學海先生的《萬民歸宗—民族的構成與融合》，強調民族意識是我們認識民族形成的關鍵。而中國的民族意識是以優越的文化意識為基礎的。在“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原則下，歷代不同的種族最後都融合在中華文化的熔爐裡。中華民族融合的過程是“ 有容乃大”的最佳見證。
文化的源起與拓展有賴於人群心靈的交流。交流的一個主要媒介就是語言文字，中國的語言很復雜，卻有共同的文字。這不但構成中華文化極獨特的一面，也奠下它綿延統一數千年最重要的一塊基石。黃沛榮先生的《心聲心畫—語言和文字》，從語言學的角度指出了中國語言和文字的特色，並從一些文化觀念、社會生活和文學的例子點出語言文字和文化的關繫。
神話代表著一個民族童年的夢與先民對真實的了解。王孝廉先生的《夢與真實—古代的神話》，告訴我們中國並不是一個沒有神話的民族。先民自有他們一套解說自然萬事萬物的觀念。今人不能全然明了，稱之曰“神話”。王先生舉出創世神話、自然神話、帝女神話、四季與五方的神話以及西北大荒諸神為例，顯現中國古代神話豐富的內容。對美的鋻賞是文化一個重要的表征。談中國文化不能不提藝術。劉良佑先生的《繁花初綻—史前的藝術》主要以陶器為例，刻畫出先民在新石器時代對色彩、線條、造型高度發展的審美觀念。而陶器器形的變化，從仰韶文化時期開始到龍山文化後期，有奇妙的反復現像。至於如何解釋，猶待專家學者努力。
與西亞兩河流域、埃及以及印度的古典文明相比較，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中國文化裡理性的早熟。林載爵先生在《人的自覺—人文思想的興起》一文裡，清楚地指出中國人很早即以理性為基礎，超脫宗教，建立以人為本的人間秩序。所謂民為神主，知生事人，這種以人為自身主宰的人文精神萌芽於殷商，成形於周初，而總結於孔子。以孔子為代表的人文思想表現在敬天、德治和愛民的具體主張上，而其終極則在於天人相與。
本卷最後三篇：拙文《天下一家—中國人的天下觀》、高明士先生的《光被四表—中國文化與東亞世界》和張永堂先生的《有容乃大—中國文化與西方世界》是希望指出，要明了中國文化的凝聚與擴展，眼光不能僅僅限在所謂“中國”的範圍之內。從擴展來說，高明士先生清楚劃出一個以漢字、儒教、律令、中國化佛教和科技為要素，在地理上以中國為中心，包括日本、朝鮮和越南的有機的“東亞世界”。中國的文化不僅在東亞造成深遠的影響，也流播到西方去。張永堂先生從歷史的角度，指出中西文化的交流為時悠久，近代更盛。從凝聚來說，中國文化之博大乃是不斷吸收融合外來文化質素的結果。近代西方文化的輸入，影響更是巨大，一直到今天，如何將中外新舊的文化因子適當地凝聚整合在一起，開出新的文化局面，還是一個大問題。這不免牽涉到中國人對整個世界秩序的看法。拙文嘗試剖析傳統中國天下觀念的結構，並指出夷夏之防與天下一家為此觀念之兩端，理想上從天下一家的觀念出發，任何文化無不可兼容並蓄，熔鑄於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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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而現實上，中國有時不免憂懼，企圖抵制外來的影響，以維持中國內部的穩定。時移世變，中國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我們應如何在自我與其他文化之間建立一種合理的秩序，這是值得我們深思和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