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紅場上，克裡姆林宮的對面，矗立著俄國東正教為艷麗、名氣的教堂之一：聖瓦西裡教堂。作為莫斯科一景，它的聲譽和名氣可以追溯到16世紀。1852年，俄國教會歷史學家亞歷山大·拉辛寫道：“在俄國的全部教堂之中，於俄國和國外負盛名者，當推聖瓦西裡教堂。”拉辛（A.Ratshin）：《俄國古代和現今存在的修道院和重要教堂歷史記載全書》（莫斯科，1852年），第349頁。拉辛的話在今天和在當時都一樣符合實際。聖瓦西裡教堂現在依然是莫斯科為耳熟能詳的旅遊點，該教堂幾個洋蔥頭形狀的拱頂出現在國內外有關俄國的招貼畫、旅遊指南和叢書中。這幾個洋蔥頭般的拱頂已經變成了俄國的像征，正如自由女神像就是美國的像征一樣。

紅場上的幾個色彩鮮艷的拱頂世界馳名，而教堂同名人瓦西裡則鮮為人知，這兩種情況形成了強烈對照。在俄國境外，很少有人知道，俄國這座頗負盛名的教堂的守護聖人，除了在俄國，在哪裡也沒有被尊為聖徒；而他在俄國被尊為聖徒的來龍去脈，至今仍然不為人知。西方的俄國歷史教科書很少詳細論述此人；即使提及，也不過是重復莫斯科旅遊手冊中的內容。旅遊者們有時把他和東正教修道院生活的創始人聖瓦西裡大師混為一談，然而，他和這位4世紀人物極少有共同之處。

聖瓦西裡，或曰莫斯科的瓦西裡·布拉任內，是伊萬雷帝的同時代人，莫斯科的愛國者。他在街上赤身行走，甚至在嚴鼕也一絲不掛。據說他的奇跡包括在市場上令幾名少女失明，旋即又令其復明；他神奇地殺死一個想要搶劫他的人；曾反擊過韃靼人的襲擊，拯救了莫斯科。他死之後，大主教親理葬儀，伊萬雷帝親自肩負靈柩。

盡管瓦西裡在國外少為人知，但是在俄國民眾記憶之中卻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俄國民間傳說中的熟悉人物，他的教堂備受推崇，證明世世代代俄國人對他所像征的態度和價值觀深為眷戀。瓦西裡屬於俄國人所謂的юродивыйХрчетаради（為了基督的愚痴，或聖愚），或簡稱為юродивый（狂信苦行的聖者）。這些人被視為聖人，雖然他們的行為頗像瘋子。他們在莫斯科大公國和帝俄都大出風頭。受到某些教會人士支持的公眾輿論認為他們是基督教聖人。但是，俄國和外國一些學者提出，聖愚在精神上是不正常的；他們所享有的尊崇是異教習俗的殘餘。雖然正史和書報（受命於檢查官之令）不錄寫他們，但是俄國文學和民間傳說都描述他們的理想化形像，如普希金的《鮑利斯·戈都諾夫》中的聖愚尼科爾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

聖愚之“愚”為什麼被和基督教聯繫起來了呢？聖保羅關於“為基督的愚痴”的名言指的是徹底獻身，而不是愚蠢或其他形式的精神變態現像。如果聖愚們精神健全，那麼他們為什麼行為古怪？如果不健全，為什麼又被尊為基督教聖人？俄國人自己是爭論過這些問題的。十月革命取締了全部宗教崇拜，也包括聖愚崇拜，因而消除了爭論。這樣，舊俄宗教生活中有意義的現像之一就已逐漸為人淡忘。然而，這一現像是否從俄國文化中完全消失了呢？我認為沒有。對聖愚的崇拜是舊俄國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相關的態度一直保持至今。

聖愚在俄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很大程度上還沒有在西方得到承認。聖愚之所以少為人知、理解不夠，是因為這類人物不易嵌入西方社會分類學格欄。本書旨在考察聖愚及其對俄國文化所做的被嚴重忽視的貢獻。

我對此主題開始感興趣的時候，對護教學專家們的言論隻取其票面價值，認為聖愚是聖弗朗西斯的俄國對等人物。在我深入研讀關於他們令人困惑、前後矛盾的大量證明材料時，我意識到我所得到的解釋要麼是不完備的，要麼是不真實的。盡管基督教的合法性可以有爭議地賦予他們，然而，絕大多數俄國聖愚卻和基督教聖徒資格關繫甚微。關於聖愚基督教合法性的傳說，長期以來已被廣泛接受，而且，近年來，蘇聯和西方學者們又重新提倡這種傳說，認為它久經考驗、真實可靠。這一事實更加激勵我寫作一本辯論性著作。本書敘述我的發現。在涉及俄國教會史、俄國對精神病癥的態度和俄國薩滿教諸領域時，我發現了和聖愚維護者們的言論相矛盾的情況。我所使用的研究資料多繫19世紀俄國期刊，其內容尚未被譯成英語，而且，據我所知，也尚未得到西方學者的研究。相對地說，我很少注意俄國知識分子的“代表性”刊物，如《祖國紀事》《當代人》和《俄國新聞》。我專注的是默默無聞的宗教、醫學和人類學出版物，其名稱見於本書參考書目。

這些資料的見證使我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聖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把基督教合法性強加給薩滿教行為的做法，而且，這是俄國雙重信仰的完整、重要的表現。聖愚的獨特性不僅源於斯拉夫人異教，而且也源於烏拉爾阿爾泰薩滿教的獨特狀貌；薩滿教在俄國土地上廣為流傳，直至19世紀，而且至今還保存在西伯利亞的烏拉爾阿爾泰各部落中間。

依據我的研究，我得出結論：俄國人對他們的文化的解釋受到了聖愚現像的明顯影響。聖愚合法性向俄國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滲入在本書後一章，也許是爭議的一章中得到了討論。一種文化的不同層次具有共同的結構特征這一假設是不同的學者提出來的，從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到文學評論家；但是，這類假設的確如此缺乏事實的證明。尋求這樣的證明困難重重。對於這種工作來說，還沒有普遍可行的方法，堪以作為楷模的著作也幾近於無。因而，我很明確，為了確定這樣一種關繫，我所大膽進入的領域的存在雖無爭議，但是的確不易深入。然而，我希望，我把俄國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各種線索纏結為一的嘗試能夠進一步推動一個一直被嚴重忽視，但其意義卻遠遠超過了聖愚現像的課題的研究。

青年一代冷落老年領袖的事當然並不限於俄國。但是，這種冷落來臨之迅猛，與之俱來的輕蔑表現之強烈，在俄國是史不絕書的，但是在歐洲則截然不同。從俄國民間故事中對假德米特裡的猛烈嘲笑，經過對慘遭失敗的普加喬夫的惡毒笑罵，到猛烈攻擊倒下的蘇聯英雄，在俄國政治社會歷史中，崇敬與嘲諷的交替一直頻頻出現。我認為，聖愚造成的解釋習慣助長了俄國居民對俄國領導人的這種態度。對聖愚的崇敬和恐懼與粗魯的嘲諷並行不悖，二者之間的更迭又屢見不鮮。事實上，這類態度一再出現在對俄國政治領袖和知識分子領袖的待遇之中。

在赫爾岑迅速垮臺之後，民粹派運動領袖P．L．拉甫羅夫成為頗孚眾望的自由派人物而代替了他。他也像赫爾岑一樣，在國外編輯出版刊物，刊物在1870年代的俄國所享有的盛譽堪與前十年赫爾岑的《鐘聲》媲美。“深入群眾”，或者敦促知識分子到小城鎮和農村去，讓他們和農民打成一片，這個思想首先是在拉甫羅夫的刊物上倡導的。在《前進報》大走紅運期間，拉甫羅夫是俄國受敬佩的人士之一。激進派彼得·特卡切夫和謝爾蓋·克拉夫欽斯基斯捷普尼亞克是他的門徒。特卡切夫還一度和拉甫羅夫合辦刊物。兩位門徒比拉甫羅夫更為激進，後終於拋棄了他和他的綱領。他們公開抨擊往日老師的氣焰，在歐洲政治生活中幾乎是前無古人的。這兩位人士都極盡諷刺與嘲罵之能事，一心敗壞往日摯友的名譽，而不滿足於指出他的錯誤，讓他在安寧中下臺。應該強調指出，他們不是和他爭奪政治地位，而且，他們粗暴反對老師，也不可能給他們帶來什麼個人的好處。可以說，他們的粗魯是大公無私的。正像車爾尼雪夫斯基《自傳》中嘲笑和敗壞附近修道院中貪圖舒適的修女的那個聖愚一樣，特卡切夫和斯捷普尼亞克嘲笑拉甫羅夫是“為了原則”。特卡切夫是這樣嘲笑拉甫羅夫的未來社會觀的：

到那時候，農民手裡的牛馬和雞鴨多得數也數不清嘛。每個人，天天早晨、中午和晚上都有喫不完的肉、喝不完的甜酒……人人都可以愛干多少活兒就干多少活兒，愛喫多少東西就喫多少，要是想睡覺，隨時都可以往火爐旁邊一靠，想睡就睡。真是大享清福了喲！

斯捷普尼亞克也同樣使用了敵視和嘲笑的語調：

有了白璧無瑕、明確清醒的綱領，俄國人一定會飛黃騰達嘛，你等著這一天就行啦!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你能出什麼主意呢？……你勸我們“深入群眾”，進行宣傳啦什麼的……哼，哼，你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原來就是——聊大天……

這種攻擊終於摧毀了拉甫羅夫的聲譽。對他來說，這種嘲笑比對赫爾岑攻擊的效果更為持久。赫爾岑雖然被門徒拋棄，死後卻大受贊揚。而拉甫羅夫則被忘得一干二淨。在蘇維埃俄國，兒童們很少知道他的名字，而赫爾岑的名字卻經常出現在教科書中。拉甫羅夫被遺忘一事當然和蘇聯人放心大膽隨意修改歷史的再三努力不無關繫，但是，部分原因也是俄國社會中贊揚變為指責輕而易舉之故。

應該補充說明，拉甫羅夫也曾使用同樣的戲劇般的詆毀手段對付過特卡切夫。他正確地從直觀得知，在俄國，嘲笑和諷刺是對付往日備受稱贊，後來又由於某種原因而失勢的人的為有效的武器。他沒有和特卡切夫辯論，而是竭力嘲笑他的設想：通過嚴密地組織少數人在俄國強行奪取政權並實行社會主義。他沒有成功。特卡切夫的失敗來臨得晚得多，而且不是拉甫羅夫造成的。可是，重要的是，在這兩個情況中，他們都采取了嘲諷而不是嚴肅辯論的語調。拉甫羅夫寫道：

有些人可能認為，好使用舊社會的一套習慣方法：制定一套社會主義法律章程，外加一節恰如其分的“論懲罰”；從可靠人士（當然，主要是社會革命同盟盟員）中選出“公安”委員會，以伸張正義和施行審判；組建社區和地區秘密警察部隊以緝查違法事件，組建財產保安隊以維持“秩序”；對“明顯的危險分子”實行社會主義警事監督；建立相當數量的監獄，可能的話，還有絞刑架，適當配備社會主義監獄專家和行刑專家；後，為了實現社會主義法制，再以工人社會主義的名義把經過更新的舊制度機器運轉起來。

對於俄國知識分子來說，體面地退出政治是不可能的。死是可以的，但是不能退休。每一個領袖人物都不得不面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群魔》中的作家卡爾馬齊諾夫的命運。“從崇高到滑稽之間隻有一步之遙”這句話適合於俄國知識分子不過了。離開公眾舞臺的人必定受到某種詆毀，必須在群眾冷嘲熱諷聲中退場。

和赫爾岑與拉甫羅夫的命運一樣，特卡切夫的命運為他自己嘲笑以往政治明星的積習提供了一個諷刺性的腳注。在俄國，他很快遭到了忘卻，應該給予他的思想的那份榮譽，被特殊地給予了列寧。在晚年，特卡切夫甚至沒有受到他往日同事和門徒們的尊敬。1877年，他患病，在巴黎的一所醫院裡住了三年。在那一段時間，他幾乎是完全孤獨的。他被埋葬在巴黎，因為他的那塊墓地在五年期滿之後沒有人購買，他的遺骸被移葬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這位世俗的聖愚死後沒有受到崇敬。這種有意的忘卻遭遇，在俄國，恐怕是常常強加給往日叱咤風雲、極受歡迎人物的那種嘲笑和蔑視的終形式。

社會廣泛接受革命知識分子激進做法的這種現像，一直令外國評論家們困惑不解。為什麼俄國人對他們的知識分子及其獨斷做法一直不持更為批評的態度呢？涅恰耶夫和巴枯寧的思想依據不是“目的說明手段”這一條嗎？車爾尼雪夫斯基藐視西方自由主義和他對彼得大帝的贊揚難道不是他對大一統主義有所偏好的表現嗎？赫爾岑關於俄國農民公社及其社會主義精神的論著不是表明他對民族主義謬論俯首帖耳嗎？拉甫羅夫“深入群眾”的號召難道不是他對俄國農村現實狀況無知的例證嗎？但是，知識分子迷戀於種種悖論的這些表現和其他表現，卻不妨礙一大批俄國人欽佩和像替身那樣認同於他們那些鬥爭性強的知識分子。

這類疏忽的原因，看來，部分地在於解釋性的期待從聖愚身上轉移到了知識分子身上。即使知識分子提出的見解是不現實的、不道德的，或者含混不清的，隻要提出這些見解時伴同那種嚴肅激進的勁頭，也能把他們的見解變得可以接受，甚至是頗有吸引力了。在俄國，精神生活的依據是“強硬和悖論即一切”這一觀念。知識分子成員互相詆毀的做法因襲了聖愚苛責他們所不贊同的人的那種全力以赴的強硬勁頭。曾經一度作為聖愚禁臠的強硬精神，變成了俄國社會裡一切追求領袖地位之士的標記。革命激進派之所以被接受，就是因為人們認為，這些人雖然表面上看不顧實際情況，但是具有真誠性格和真正的智慧。激進的論文作者們雖然判斷失當，卻得到了諒解，正如聖愚們雖然明顯地精神失常，也得到了寬恕一樣。俄國社會受過教育的階層對知識分子的解釋，極明顯地類似於沒受過教育的人對聖愚的解釋。

俄國知識分子提出的觀念，都在對俄國傳統的不加批判的忠誠和全然放棄現存社會結構之間搖擺，在空想的完美和“目的說明手段”原則之間搖擺。知識分子們拒絕過去，但是同時又歡迎過去。他們主張建立一個完美的社會，又提出實現完美社會的不人道手段。相互競爭的領袖們對待彼此的態度和嘲弄聖愚或對聖愚下跪的群眾的態度可謂異曲同工。赫爾岑、拉甫羅夫和特卡切夫的命運表明，對優秀領袖的崇拜和這些領袖的驟然失寵，是俄國歷史反復出現的特征。備受尊崇的拉斯普京遭到可怕的謀殺，看來，就是這種傾向的一個表現。

赫然出現在舊俄聖愚身上和革命知識分子著作中的這種毫不妥協的主義，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蘇聯統治者們對付內部不同政見和外界批評的態度，考慮這個問題的確意味深長。看來，舊俄國的各種態度在1917年並沒有在一夜之間消失，而是又被拿來在新的條件下運用。設計和監督新制度下社會機制的那些人，無疑是知道聖愚們對社會結構的激烈反對態度的，而且，他們還知道俄國優秀作家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所提供的持這種拒否態度的文學形像。這些人理所當然認為他們國家的社會結構能夠，而且應該完全摧毀：過去備受崇敬的精神領袖們已經暗示，這些結構價值甚微。

時至今日，在俄國，粗暴侵犯法律對公民的保護作用的做法依然得到高度的容忍。公民對於有如無處不在的偷聽電話和對公民身份日益頻繁地反復檢查的行徑，並不提出抗議。雖然蘇聯政府的可信度在蘇聯公民當中已遭損害，但是，在俄國社會中，對於獨立於政府公理結構重要性的感知今天依然微弱。國家無孔不入地監督俄國生活的各個方面，對這一事實的明顯容忍態度的依據可能不僅僅在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而且在於對聖愚現像辯證法記憶猶新，這種辯證法意味著，如果意圖“良好”，手段即使殘暴也可接受；這種辯證法稱贊放棄一切“有結構的”社會義務的那些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們。

因此，俄國知識分子的某些特征，看來正是聖愚特征的世俗化顯現。19世紀俄國改革運動的悲劇，可能就在於運動成員酷似他們所極為蔑視的那種“舊俄國的殘餘”；這是一個一半異教一半基督教、天生狂熱、擴張成性、好走，並且頑固不化的舊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