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漢之魂—蘇武精神及其現代價值

內容簡介

本書首次繫統梳理了西漢時期偉大的愛國者、民族英雄蘇武的歷史事跡和精神價值，並從歷史考證、傳統文化、海外研究、家庭流變、文學藝術等多角度對其事跡與精神做出了具有開創性的研究，並結合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繫、共建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當代語境，詮釋其具有當代價值和社會意義。

序一
序二研究蘇武精神的現實意義
蘇武精神與道德價值研究
蘇武與時代精神
高節人相重，虛心世所知——蘇武論
蘇武精神的道德價值和現代意義
蘇武所體現道德精神之時代價值
蘇武、司馬遷與李陵的人生悲劇及其意義
試論蘇武精神的主要亮點
蘇武精神的內涵及教育價值
從蘇武事跡論儒家理想人格之實踐
民族和平與國家尊嚴：蘇武生死抉擇的最高價值準則
蘇武精神的內在價值意蘊
論蘇武的慎獨精神及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序一
序二研究蘇武精神的現實意義
蘇武精神與道德價值研究
蘇武與時代精神
高節人相重，虛心世所知——蘇武論
蘇武精神的道德價值和現代意義
蘇武所體現道德精神之時代價值
蘇武、司馬遷與李陵的人生悲劇及其意義
試論蘇武精神的主要亮點
蘇武精神的內涵及教育價值
從蘇武事跡論儒家理想人格之實踐
民族和平與國家尊嚴：蘇武生死抉擇的最高價值準則
蘇武精神的內在價值意蘊
論蘇武的慎獨精神及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淺談蘇武精神的認同意識
蘇武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研究
中國傳統價值觀的主要特點及建設經驗
蘇武留胡節不辱呈現的道德理性精神——兼論現時代中國文化何以挺立
“誠”與蘇武精神
儒家氣節觀與蘇武精神
先秦儒家孝忠觀念與蘇武精神
蘇武精神與儒家思想
中國傳統氣哲學範疇的倫理意蘊略探——從蘇武的氣節觀說開去
中國傳統社會“忠”的觀念與蘇武精神
蘇武與蘇氏家族史料研究
關於蘇武研究的若干問題
論蘇武的仕宦及氣節
西漢蘇建家族遷武功考
蘇武持“節”之考辨
關於蘇武牧羊北海故地的考證與思考
蘇武與中古武功蘇氏的家傳文化
“梅山蘇氏”漢化史跡鉤沉
從周司寇蘇忿生家居析《史記》蘇建裡貫杜陵說
蘇建蘇武父子英烈事跡與裡貫考析
蘇武精神的海外影響研究
蘇武精神和韓國文化
蘇武氣節及其對印尼蘇姓後裔的影響
文學作品中的蘇武形像研究
蘇武精神在上海
五四新文學中的蘇武形像——評顧毓琚的話劇《蘇武》蘇武節：古代詩歌中獨特的文化意像
附錄
在首屆“蘇武精神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
在首屆“蘇武精神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
在首屆“蘇武精神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開幕式的講話
在首屆“蘇武精神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致辭
首屆“蘇武精神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首屆“蘇武精神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分組討論綜述
後記

在線試讀

蘇武精神與道德價值研究
蘇武與時代精神
金春峰
蘇武在漢武帝天漢兀前100年）出使匈奴，憑著民族的自尊和一顆忠於漢室的心，誓不降匈奴，茹毛飲血，手持“漢節”，歷經各種艱難困苦，在今貝加爾湖苦寒之地牧羊，19年不變節。光榮歸漢後．人們向這位富有民族氣節的英雄表達敬意。蘇武崇高的氣節，堅定忠貞的愛國決心，成為巾國人格和精神力量的榜樣。
蘇武的出現並非偶然，也非完全個人特性的呈現，而是時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產物。
蘇武身上體現的首先是一種時代的英雄氣概。因為他所處的時代正是英雄群起、民族精神意氣風發的時代。人們渴望建功立業，敢於英雄揚名，湧現了大批有非凡纔能和功業卓著的人物。從秦末漢初到蘇武生活的時代，約三代人的時間。第一代人的代表有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蕭何、韓信、張良、曹參、陳平、周勃，以及呂後等人。“彼可取而代也”、“彼可取而得也”，反映了這個時代人們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狀態。平步青雲，一步登天，是這個時代的特點。這足個人纔能定勝負的時代。沒有任何先世、世家的背景，人人都在同一起跑點上．競爭的規則是平等的。第二代人處於平定吳楚七圍叛亂，削平諸侯割據，鞏固剛剛建立的大帝國，維護民族和文化統一的時代。賈誼、晁錯、公孫弘、董仲舒、司馬談、周亞夫、主父偃等屬於這個時代。
賈誼獻《治安策》，公孫弘“以白衣為天子三公”，董仲舒獻賢良三策，主父偃獻“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都是這個時代有代表性的人物。第三代人處於反擊匈奴侵略，解除邊患，擴展民族和文化之大統一的時代。司馬相如、司馬遷、桑弘羊、衛青、霍去病、李廣、李陵、張騫、蘇武都屬於這個時代。“匈奴不滅，何以家為！”霍去病的這句豪言表現出這個時代人們的精神特點。這仍然是一個平民建功立業的時代，一個沒有等級設限以扼殺個人創造性的時代。衛青、霍去病出身侯家騎奴，沒有優良的文化和顯赫的家庭背景。司馬遷以非凡的毅力和勇氣，度過生命的考驗，完成了《史記》。司馬相如拜為中郎將，遠赴四川、雲南，略定西南夷……他們都表現出建功立業的英雄氣概。蘇武亦是如此。蘇武精神與道德價值研究
蘇武與時代精神
金春峰
蘇武在漢武帝天漢兀前100年）出使匈奴，憑著民族的自尊和一顆忠於漢室的心，誓不降匈奴，茹毛飲血，手持“漢節”，歷經各種艱難困苦，在今貝加爾湖苦寒之地牧羊，19年不變節。光榮歸漢後．人們向這位富有民族氣節的英雄表達敬意。蘇武崇高的氣節，堅定忠貞的愛國決心，成為巾國人格和精神力量的榜樣。
蘇武的出現並非偶然，也非完全個人特性的呈現，而是時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產物。
蘇武身上體現的首先是一種時代的英雄氣概。因為他所處的時代正是英雄群起、民族精神意氣風發的時代。人們渴望建功立業，敢於英雄揚名，湧現了大批有非凡纔能和功業卓著的人物。從秦末漢初到蘇武生活的時代，約三代人的時間。第一代人的代表有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蕭何、韓信、張良、曹參、陳平、周勃，以及呂後等人。“彼可取而代也”、“彼可取而得也”，反映了這個時代人們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狀態。平步青雲，一步登天，是這個時代的特點。這足個人纔能定勝負的時代。沒有任何先世、世家的背景，人人都在同一起跑點上．競爭的規則是平等的。第二代人處於平定吳楚七圍叛亂，削平諸侯割據，鞏固剛剛建立的大帝國，維護民族和文化統一的時代。賈誼、晁錯、公孫弘、董仲舒、司馬談、周亞夫、主父偃等屬於這個時代。
賈誼獻《治安策》，公孫弘“以白衣為天子三公”，董仲舒獻賢良三策，主父偃獻“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都是這個時代有代表性的人物。第三代人處於反擊匈奴侵略，解除邊患，擴展民族和文化之大統一的時代。司馬相如、司馬遷、桑弘羊、衛青、霍去病、李廣、李陵、張騫、蘇武都屬於這個時代。“匈奴不滅，何以家為！”霍去病的這句豪言表現出這個時代人們的精神特點。這仍然是一個平民建功立業的時代，一個沒有等級設限以扼殺個人創造性的時代。衛青、霍去病出身侯家騎奴，沒有優良的文化和顯赫的家庭背景。司馬遷以非凡的毅力和勇氣，度過生命的考驗，完成了《史記》。司馬相如拜為中郎將，遠赴四川、雲南，略定西南夷……他們都表現出建功立業的英雄氣概。蘇武亦是如此。
這種英雄氣概不是個人的，遠非來自於個人氣質力量——勇敢、堅毅、視死如歸等的支持，更根本的來自於民族、國家和文化力量之強盛、優勢所帶來的必勝信念的支持。伴隨著這種氣概的則是一種事業的正義感、進步感、道德感及其所湧現出的精神力量。蘇武雖然孤處匈奴，遠在異域，勢單力薄，但精神上卻是優勢的、強大的。當衛律勸蘇武投降時，武怒斥其“叛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指出：“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正是這背後矗立的強大的祖國，一個發展到極高的優越的文化和巨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使他能勇氣百倍，不感孤立，並能居高臨下，蔑視敵人以及匈奴加諸他的威逼和迫害。《漢書》以李陵作為反面襯托，更加有分量地把蘇武的高大英雄形像顯現出來。從《史記》來看，司馬遷對李陵是很有感情的。在武帝面前，司馬遷勇敢正直地為李陵辯護，一再指出，李陵作戰極為英勇．提五千步兵深入匈奴，為匈奴騎兵八萬所困，殺傷一萬餘人，且退目戰，連鬥八日，直至彈盡糧絕而投降。李陵絕非貪生怕死之徒，亦非作戰失誤導致失敗。從動機、從成敗來看，李陵的投降雖可譴責，但也是令人惋惜和同情的。在兩國你死我活鬥爭的年代，嚴厲律法是必要的，如此纔能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置之死地而後生，斷絕一切妥協苟活、貪生怕死的念頭，組成軍紀嚴明的鋼鐵一樣的隊伍。司馬遷之因為李陵辯護而受腐刑，也是由於這一點。這是一個軍法的時代，也是一個講軍法的場合。司馬遷是犯了錯誤，但司馬遷的辯護卻顯示出人性和理性的光輝。《漢書》大大發揮了司馬遷的觀點。在《蘇武傳》中，更詳盡地描述了李陵戰鬥的艱苦卓絕，英勇頑強。當武帝因誤信李陵“教單於為兵以備漢軍”（《漢書•李廣蘇建傳》）而殺了李陵的老母，“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同上），李陵認為與漢恩義斷絕、投降亦心安無愧時，蘇武的高大、英勇、威武不屈形像，卻使他又一次不得不自慚形穢、自愧自恨。蘇武越是堅貞不渝，表現出對民族的忠心不二，李陵就越是感到自己罪孽的深重，良心的愧疚。故當李陵勸降，蘇武義正辭嚴表明決不有負漢恩、決不投降時，李陵不能不為之感動，說：“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以後，當蘇武光榮歸漢之際，李陵與蘇武訣別，起舞、作歌、坦剖心跡，說：“徑萬裡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聵。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泣下數行，情不自已，評價蘇武為“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這一評價，深深地反映出“漢”的歷史和文化之在李陵心中磨滅不去的崇高和榮光。因為如果不是如此，李陵也就不可能講出這樣的話了。這又可以反轉來使人們看出，“漢”——民族和文化的偉大和強盛在鼓勵蘇武的鬥爭勇氣中，具有何等重大的分量！
從司馬遷、蘇武甚至李陵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孝”——對民族的大孝在當時享有的巨大精神力量。
“孝”在中國是一種帶有宗教性的道德，以祖靈崇拜為根基，具有源遠流長和牢固濃烈的心理和文化基礎。遠在殷商時代，上帝和祖靈崇拜這兩大信仰就已構成為殷文化及其精神生活的核心，而祖靈崇拜更具重要地位。殷人龜卜求問的對像即是祖靈。祖靈之祭以周祭的形式，幾乎無日不在進行，顯示祖靈仍直接生活在家族中，庇佑和監視著後人的一切重大行動。周代繼承了殷人的這兩大信仰，亦同樣把祖先、祖靈崇拜置於優先的地位。從《詩經》來看，周人詛咒、埋怨老天的詩是有的，但對祖先則隻有感恩、崇敬和信仰。這裡的原因是，殷人及周人和以色列猶太人不同，他們居於中原的中心，國力強大，沒有被別人奴役而是勝利地征服與同化別的族群與文化。這使他們把自己看成天之驕子，而特別歸功於祖先的積德積功。在中國，這種對祖先的感恩之心，逐漸凝結成為一整套祭祀禮儀和儒家的禮文化、孝文化，構成《儀禮》、《禮記》的核心。“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的人生價值，也成為全部價值觀的核心。在孔子提倡的忠孝仁義中，“孝”則成為“行仁之本”。
在漢代，“孝”更享有“天之經，地之義”的永恆地位，不僅是普遍的、絕對的，也是像天地一樣神聖和不可侵犯的。漢人說，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被認為是孔子“內聖”的基本，亦是“外王”事業的基本。與先秦相比，在漢代不僅“孝”的地位大大提升了，“孝”的內涵和重點也發生了時代性的變化。變化的特點是強調建功立業，走出家族、“推恩”，而凸顯國家和天下的眼光與胸襟。出現在秦漢時期的《孝經》，提出有“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士庶人之教”。“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成為士庶人“孝”的內涵。如果說曾子、孟子的“孝”不離家族，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損傷”等；那麼霍去病的豪言“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則把國擺在第一位，把漢代人之“達孝”觀所具有的闊達胸襟、功業氣概反映出來了。蘇武“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亦反映同一胸襟。司馬談臨終，遺囑司馬遷完成《史記》，流淚說：“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家和國，“孝”和“忠”——忠於事業，忠於國家、民族被緊密地連在了一起。
所以漢代有一大批英纔人物湧現出來，走上了建功立業、封侯揚名的道路。李廣六十歲了，還要披掛上陣，爭當前鋒，打頭陣。目的就是封侯，光耀家族和國家。司馬遷腸一日九回而不死，就是要完成《史記》，“藏之名山，傳於後世”，為家世、為父親揚名。蘇武駁斥李陵勸降，謂：“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亡所恨。”又謂：“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斧鉞湯鑊，誠甘樂之。”取將封侯的榮光，也成就了蘇武的一片忠誠和孝心。
……

書摘插畫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