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法蘭西學院榮譽退休教授，法蘭西科學院院士，著名人類學家，法國結構主義人文學術思潮的主要創始人，當初五位結構主義大師之一。列維-斯特勞斯早年就學於巴黎大學。青年時代愛好哲學，並醉心於盧梭、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思想；嗣後致力於文化人類學研究達50餘年之久。20世紀30年代他曾在巴西考察當地土著社會多年；40年代旅美期間鑽研英美人類學與結構語言學，陸續發表了大量研究成果；自1959年起任法蘭西學院教授。他的學術影響波及人類學、語言學、哲學、歷史學等諸多領域。

譯者簡介：

渠敬東，1970年1月生。1982.9—1988.6：遼寧省實驗中學；1988.9—1992.7：上海復旦大學社會學繫，社會學學士；1992.8—1995.7：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繫，哲學碩士；1995.9—1998.7：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社會學博士；2003.6—2004.5：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繫，訪問學者；2005.6—2005.8：法國國家科研中心，訪問學者。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碩士生導師。《社會學研究》副主編、編輯部主任。現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繫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西方社會學理論、西方社會思想史、教育社會學等。 主要著作有：《缺席與斷裂：有關失範的社會學研究》（上海人民，1999）、《現代社會中的人性及教育：以塗爾干社會理論為視角》（上海三聯，2006）、《自由與教育：洛克與盧梭的教育哲學》（與王楠合著，北京三聯，2012）、《中國單位組織變遷的失範效應》（合著，上海人民，2005）、《組織變遷的社會過程》（合著，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組織變革和體制治理》（合著，中國社會科學，2015）等。

《圖騰制度/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我們已經看到，埃爾金所采取的步驟，就是首先對圖騰制度的理論家們所求助的充滿雜質或過於誇大的混合物持一種確當的反對態度，這些人之所以這樣做，目的是把圖騰制度確立為反復出現於眾多社會中的一種獨特的制度。毫無疑問，那些追隨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的澳洲人類學家，為實施這些調查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這些努力也是全新闡釋澳洲事實的必不可少的基礎。不過，由於他並沒有拒絕接受當代富創見的人類學學派或者其領袖所享有的令人羨慕的稱譽，所以人們也許會產生懷疑：他是否能夠不讓自己從理論上和方法論上陷入不是不可避免的兩難境地。
盡管他的研究表現為一種客觀和經驗的形式，但似乎埃爾金所從事的工作，正是重新構建已經被美國批評家徹底瓦解的領域。埃爾金對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的態度更加模稜兩可。1929年，拉德克利夫一布朗本人也像博阨斯一樣，對圖騰制度表現出一種否定的態度；但他卻依然非常強調澳洲的事實，他所提出的區分其實也與埃爾金的區分沒有什麼不同。可是，就在拉德克利夫一布朗運用這些區分來闡發圖騰制度的概念時，埃爾金卻采取了另外一種方式。盡管澳洲圖騰制度形式多樣，但他不像泰勒、博阨斯和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一樣，並沒有得出結論說：圖騰制度是前後矛盾的，倘若重新細致地檢驗這些事實，就會使圖騰制度的概念土崩瓦解。埃爾金並沒有讓自己去否認這些形式的統一性，仿佛他認為，如果圖騰制度可以還原為各種異質形式的多重性，就有可能把圖騰制度的實在保留下來。對他來說，已經不再有單數的圖騰制度了，隻有復數的圖騰制度，每一種圖騰制度都是一種不可還原的實體。埃爾金並沒有認為海達人的部落已經瓦解（這一點具有非常關鍵的意義，因為澳洲的事實在論證圖騰制度的理論時所起到的作用很大），而是將其切分開，去處理一個個切片。不僅圖騰制度的統一性是一種幻像，圖騰制度的觀念本身就是一種幻像。換言之，埃爾金認為，隻要他能夠讓圖騰制度原子化，就可以將其物化。可是，若有人想拙劣地模仿笛卡兒的公式，他完全可以以他有能力解決難題為借口，說他可以化解這道難題。
要是埃爾金與他絕大多數的前輩全然不同，不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民族志學者，那麼這種嘗試就會是無害的，也許會被簡單地劃分為有關圖騰制度的第四十二種、第四十三種或第四十四種理論。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存在一種風險：理論與經驗現實相悖，而且還強烈地破壞現實。然而，這一切已經發生了：當人們宣布圖騰制度是澳洲現實的一種綜合模式時，澳洲事實的同質性和規律性被留存下來了，在人類學思考中獲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或者，圖騰制度被當成了一種真實的序列，即使的，不過，這裡也有一種風險：這些事實本身往往會主義的影響。埃爾金並沒有讓理論更尊重事實，而是為了挽救理論而破壞了這些事實。可是，正因為他不惜一切代價去維護圖騰制度的實在，所以他也冒險把澳洲的民族志降低到了這樣的水平：僅僅把相互異質的事實收羅起來，而這些事實之間根本無法重新確立任何連續性。
那麼，埃爾金究竟是在何種情況下發現澳洲民族志的呢？毫無疑問，大體說來，因為澳洲民族志逃脫不掉繫統化精神徹底泯滅的趨勢。正像我們看到的那樣，澳洲民族志的一切都太吸引人了，使人們無法隻考慮那些表面看來組織得好的形式，無法按照其復雜性的漸次順序來整理，進而無法不顧一切地低估那些很難適合上述形式的各個方面，如阿蘭達人的圖騰制度就屬於這樣的情況。
然而，面臨這樣的處境，有兩條路可走：或者是把嬰兒連同洗澡水一同倒掉，也就是說，放棄一切提供繫統解釋的希望，而不是重新從頭開始；或者充滿足夠的信心，認為已經得到辨別的秩序輪廓能夠擴展一個人的視野，進而尋求一種與形式整合性相適應的更為普遍的視角，這些形式的常規性已經得到了確認，其無法體繫化的特點或許也得到了解釋：這並不是它們天生具有的特點，而是因為它們曾有的定義是錯誤的，曾得到的分析也是不完整的，或者是因為人們看待它們的方式過於狹隘。
確切地說，上述問題明顯是在這些術語、在與婚姻法則和親屬關繫的關繫中顯露出來的。在另一本書中，我們將進行一般性的闡釋，同時會考慮那些我們已經分析過的體繫，以及人們認為違背或偏離常規的體繫。我們試圖說明，倘若我們能夠改變人們對婚姻法則和親屬關繫普遍持有的概念，就有可能對這類事實的一般性提供比較一致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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