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文化十日談（重點推薦）

編輯推薦

用尖銳的思想穿透表像，用犀利的語言評說世相。章詒和，徐友漁，雷頤、張鳴、聯袂推薦。

內容簡介

本書源自於丁東、謝泳兩位學者四年來在《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的專欄對話錄。全書采有對話方式，二人暢談古今、縱橫捭闔，對知識分子之命運、歷史研究之要義、出版閱讀之現狀、文學藝術之真諦、公共政策之得失等，作了深入淺出的探討。行文酣暢淋漓，常能一針見血，切中時弊，讀後有茅塞頓開之感，令人拍案叫絕。不家老村的繪畫數幅點綴其間，圖文互補，相映成趣，堪稱近年文化批評與思想評論界不容錯過的佳作。

作者簡介

丁東，1951年生，學者。現居北京。以研究當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為主，近年致力於民間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學。著有《鼕夜長考》、《和友人對話》、《尊嚴無價》、《午夜翻書》、《精神的流浪》等。

士林風骨
束星北：科學界的“陳寅恪”
被遺忘的國士伍連德
徐璋本的思想
社會賢達的作用
硬骨頭章乃器
文化領袖為何缺位
大律師張思之
農學家董時進
錢鍾書的另一面
胡適也曾講硬話
政治和人情
科學家與家庭婦女
名家文集與學術公器士林風骨
束星北：科學界的“陳寅恪”
被遺忘的國士伍連德
徐璋本的思想
社會賢達的作用
硬骨頭章乃器
文化領袖為何缺位
大律師張思之
農學家董時進
錢鍾書的另一面
胡適也曾講硬話
政治和人情
科學家與家庭婦女
名家文集與學術公器
老舍的悲劇
馮友蘭的變化
報人王芸生
“星期論文”的啟示
徐鑄成和戴煌的回憶錄
理解陸蘭秀
孫越生的思想遺產
史海尋帆
學習歷史和思考歷史
歷史學家的人生價值
私家修史的意義
回到傅斯年
史料應用的道德
“延安研究”的新收獲
舊體詩的思想史價值
地方史的精神境界
當代傳記作家的史學素養
日記和學術史
書信裡的歷史
學術史分期的當代意義
霧裡看花為哪般？
回憶錄靠不住
回憶錄的生命是真實
民間文物的意義
博物館與公共生活
知識產權和歷史責任
瀋嘉蔚的歷史情懷
被遺忘的歷史是真歷史
從報告文學到口述歷史
代溝與歷史
誰是歷史文化的守護者？
書山有路
編輯的理想
回望“叢書熱”
關於“印客”的思考
專著的時代
雜志書的發展空間
奢靡之風的背後
閱讀率為何走低？
黃皮書的功能變遷
敬業在民間
如何突破圖書館發展的瓶頸？
文藝亂彈
誰養活了作家？
中國當代作家為何如此不謙虛？
近期中國文學界的評獎
評委的公事與私事
重說《傷痕》的意義
王小波的文學史地位
文學期刊與公共生活
兒童文學與公民意識
從文學家到法學家
別人的生活和我們的生活
兩個不同的畫展
星星的啟示
呼喚現實主義
尋求多方共贏
音樂與思想
文化行業準人大可不必
國是公議
人口問題需要集思廣益
節日不是制造出來的
奧運場館的喜和憂
建立公共財政需要民間推動
保護環境與公共政策
削減官車與生態文明
生態危機與東方智慧
司法行為的道德導向
寬容是政治智慧素
尊重不同的選擇
社會應當鼓勵青年做大事
選撥官員不妨把目光投向青年志願者
由學者從政到專家治國
競選是個好東西
災難中的希望

媒體評論

某些概念不僅具有特定內涵，還有著無限豐富性。比如時空，比如文明。當有人議論解析剽竊、告密、學術失範、教育沉淪、出版壟斷以及“文人難過皇帝關”等等社會現像是不文明的時候，真正的文明就有可能從這裡開始。議論解析采取對話方式；理性，人微，瑣細，但我分明覺察到平

在線試讀

士林風骨
束星北：科學界的“陳寅恪”
謝：早知道束星北是十幾年前。我喜歡看《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記得上面曾發表過一篇介紹束星北的文章，當時的感覺是，中國還有如此聰明的物理學家。作家出版社出了劉海軍的《束星北檔案》，這個歷史人物的命運重新展現在讀者面前。想到前幾年陸鍵東的《陳寅恪的後二十年》，如果這兩個傳主好有一比的話，可以說束星北就是科學界的“陳寅恪”。
丁：很多年前，我也聽王一方說過束星北，當時他在青島出版社，我幫他組織過一套叢書。從他那裡，知道束星北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人物。但是看了劉海軍的書，還是感到極大的震撼。以前還沒有人把束星北和陳寅恪相比過，因為兩人的專業不同，個人命運也不相同。但有一點不約而同：陳寅恪表示了如果讓他出任中古歷史研究所所長，請允許不宗奉馬列主義的時候，束星北也向當時的山東大學校長華崗提出，自然科學，馬列主義哲學第二。他們在當時都是有獨立信念的人。面對強大的意識形態，他們都力圖堅守專業的底線。如果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這兩個人有相當的代表性。一文一理，可以說是獨立知識分子的縮影。
謝：耐人尋味的是，作為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華崗，命運比束星北更慘。他在束星北被打成右派以前就被打成反革命，關進監獄，郁郁而終。革命喫掉了自己的兒子。
丁：縱觀束星北的命運，不能不思考一個事實，同行、同事和同學，在1949年時的去留問題上，當時看不出什麼差異，但幾十年後一比，人們多有嘆息。
謝：上世紀70年代中美關繫解凍後不久，在美國的哲學家王浩回中國來，當時穆旦去看他，兩人感慨萬千。他們同是當年西南聯大的學生，但幾十年後王浩是世界知名的哲學家，而1950年從美國回來的穆旦，卻當了多年的反革命，直到臨終前，纔重現於文壇。
丁：陳寅恪當年也有大體類似的情況。據說那時傅斯年開過一個名教授的名單，但許多人沒有聽他的勸告，其中多數人的命運不好。像陳寅恪和束星北，是中國難得的奇纔，可惜後都是“千古文章未盡纔”。李政道是束星北的學生，他走了，得了諾貝爾物理獎。吳健雄是束星北的學生，她在美國也取得輝煌的成就。
謝：如果一個時代的政治環境，連束星北這樣純粹的科學家，都要視為罪人，那真是民族的悲哀。
丁：在時代和個人之間，雖然我們不能說個人完全沒有責任，但個人的命運後是由時代決定的。個人是無力和國家對抗的。
謝：束星北是在外省遭遇了不幸。如果在中心是不是會好一點？士林風骨
束星北：科學界的“陳寅恪”
謝：早知道束星北是十幾年前。我喜歡看《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記得上面曾發表過一篇介紹束星北的文章，當時的感覺是，中國還有如此聰明的物理學家。作家出版社出了劉海軍的《束星北檔案》，這個歷史人物的命運重新展現在讀者面前。想到前幾年陸鍵東的《陳寅恪的後二十年》，如果這兩個傳主好有一比的話，可以說束星北就是科學界的“陳寅恪”。
丁：很多年前，我也聽王一方說過束星北，當時他在青島出版社，我幫他組織過一套叢書。從他那裡，知道束星北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人物。但是看了劉海軍的書，還是感到極大的震撼。以前還沒有人把束星北和陳寅恪相比過，因為兩人的專業不同，個人命運也不相同。但有一點不約而同：陳寅恪表示了如果讓他出任中古歷史研究所所長，請允許不宗奉馬列主義的時候，束星北也向當時的山東大學校長華崗提出，自然科學，馬列主義哲學第二。他們在當時都是有獨立信念的人。面對強大的意識形態，他們都力圖堅守專業的底線。如果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這兩個人有相當的代表性。一文一理，可以說是獨立知識分子的縮影。
謝：耐人尋味的是，作為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華崗，命運比束星北更慘。他在束星北被打成右派以前就被打成反革命，關進監獄，郁郁而終。革命喫掉了自己的兒子。
丁：縱觀束星北的命運，不能不思考一個事實，同行、同事和同學，在1949年時的去留問題上，當時看不出什麼差異，但幾十年後一比，人們多有嘆息。
謝：上世紀70年代中美關繫解凍後不久，在美國的哲學家王浩回中國來，當時穆旦去看他，兩人感慨萬千。他們同是當年西南聯大的學生，但幾十年後王浩是世界知名的哲學家，而1950年從美國回來的穆旦，卻當了多年的反革命，直到臨終前，纔重現於文壇。
丁：陳寅恪當年也有大體類似的情況。據說那時傅斯年開過一個名教授的名單，但許多人沒有聽他的勸告，其中多數人的命運不好。像陳寅恪和束星北，是中國難得的奇纔，可惜後都是“千古文章未盡纔”。李政道是束星北的學生，他走了，得了諾貝爾物理獎。吳健雄是束星北的學生，她在美國也取得輝煌的成就。
謝：如果一個時代的政治環境，連束星北這樣純粹的科學家，都要視為罪人，那真是民族的悲哀。
丁：在時代和個人之間，雖然我們不能說個人完全沒有責任，但個人的命運後是由時代決定的。個人是無力和國家對抗的。
謝：束星北是在外省遭遇了不幸。如果在中心是不是會好一點？
丁：從個案觀察，可能會有一些這樣的因素，但還是時代的問題，中心也有許多悲劇。你可能注意到了束星北和王淦昌的關繫。他們是同一量級的物理學家，又是好朋友，但王的命運卻順利得多。當然與他後來從事國防方面的研究相關，加上他的個性平和，所以命運不同。
謝：我不了解王淦昌。但他能在許良英被打成右派，回到農村以後，長期按月資助生活費，說明他的性格也不完全是平和二字。可能和束星北相比，他不那麼鋒芒畢露。像束星北那樣，在王竹溪被山東大學請來做學術報告時，跳上講臺，當面弄得他下不來臺，個性也太強了。中國是一個講面子的國家，束星北這種個性，是比較罕見的。
丁：天纔人物都是富有個性的，難免被看成怪人。我們常常感慨中國的科學和學術一代不如一代，其實不是我們沒有人纔，而是有人纔不知道愛護。50年代，山東大學要送青年物理教師到前蘇聯留學，其實束星北的學術造詣在前蘇聯物理學界之上。李政道在“文革”中期回大陸，當時領導人說中國出現了人纔斷層。李政道說，他的老師束星北就在大陸。
謝：中國文化中本來有敬重讀書人的習慣。但經過思想改造和反右運動，知識分子的尊嚴已經蕩然無存。
丁：有纔能的人為什麼不能與他們所生活的時代保持平衡？而後受傷害的又總是這些天纔？
謝：不光是怎樣對待天纔的問題。那個時代，正直、坦蕩的人格都沒有存活的餘地，天纔更是在劫難逃了。特例什麼時候都有，但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普遍命運不好確實是一個基本事實。
丁：這本書的寫法也很有意思。全書有三個聲部：一個聲部是原始檔案，一個聲部是作者對知情人的口述采訪，一個聲部是作者的分析和敘述。三個聲部互相穿插，構成一部深沉的歷史交響樂。
謝：在近年的出版物中，此書無疑是少有的力作。作者為寫這本書，用了十五年的時問。不是十年磨一劍，而是十五年磨一劍。作者對傳主活動的歷史背景也下了很大的工夫，這在浮躁的年代都很難得。
被遺忘的國士伍連德
丁：近，我讀了王哲的《國士無雙伍連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感慨良多。一個從瘟疫中挽救了中華民族千百萬生命的人，一個開創了中國現代衛生防疫事業的人，一個真正得到世界尊敬的科學家，去世還不到半個世紀，但過去我竟然不知道。
謝：非典以後，關於中國近代防疫史方面的研究很多，提到近代中國防疫體繫的建立，自然要提到伍連德。我過去讀過一本《成功之路——現代名人自述》的書，由良友出版公司1931年出版，其中就有伍連德的自述。
丁：伍連德出生於南洋，後赴英國劍橋大學留學，1903年獲醫學博士學位。後來他應袁世凱之邀，回中國辦學。1910年東三省鼠疫突發，年僅31歲的伍連德臨危受命，以總醫官的身份趕赴一線，準確地判斷了病因病源，提出了有效的對策，並迅速動員朝野力量，協調滲透在東北的俄、日等外國勢力，用四個月的時間，成功地阻止了鼠疫的流行。這在世界流行病史上，是空前的創舉。
謝：1910年東北鼠疫的防治，伍連德自己曾有較為詳細的敘述。東北疫情過後，曾出版過三冊《東三省疫事報告書》。這套書我在舊書攤上買到過，後來送給了曹樹基先生。他用這個材料完成了一篇論文，前兩年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上。
丁：前幾年，我們經歷了非典，親身體驗了流行病對人類的威脅是多麼嚴重。無論多麼自負的政治家、軍事家、企業家，在流行病面前，都不得不提心弔膽。我們面對非典、艾滋病、禽流感，必須意識到自己的脆弱。中國人在2003年遇到的事，某種意義上說，在1910年就遇到過。隻是伍連德積累的經驗，我們並不知道，事後纔想到他的可貴。伍連德的歷史貢獻還不止於此，他還是中華醫學會的創建人，是二十多所醫院和醫學院的創辦者，是禁毒的先驅者，是中國收回海港衛生檢疫權的人。
謝：當年東三省疫情過後，在伍連德主持下，曾建立了東三省防疫總處，此舉為近代中國防疫制度化建設的開始。1917年年底，山西晉北肺疫流行，也是伍連德負責處理的。晉北疫情過後，也編輯過三大冊《山西疫事報告書》。其中兩冊，我也曾於舊書攤得之，後一並送予曹樹基。伍連德東北防疫是他一生重要功業的開始，此人之際遇與中國早期著名外交官施肇基相關。上世紀60年代，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曾出過傅安明整理的《施肇基早年回憶錄》，其中對早年東北防疫也有記載，與伍連德自述對讀，可以形成較為完整的中國早期防疫史料。中國早期防疫史的一個特點是在疫情發生時，對外人來華救援有相當開放的心態，晉北防疫的主醫官就是一個美國人，若無相當自信和見識，不可能有這樣的選擇。以此判斷早年中國政府與國際的交往，對後世理解當時中國政府的作為很有幫助。
丁：伍連德的功勞這麼大，為什麼在中國被遺忘？固然可以把理由歸為他晚年居住於南洋，和大陸沒有來往。但身居南洋的他，並沒有被國際醫學界遺忘。所以，主要的原因不在這裡。我想，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很長的時間裡，誰的故事能夠有機會得到傳播，誰的故事沒有機會得到傳播，有特定的尺度。白求恩在八路軍殉職，受到的稱贊，他的名字就家喻戶曉，成為救死扶傷的像征。白求恩當然值得尊敬，他的故事應該傳播，但救死扶傷的英雄不隻是白求恩。還有伍連德這樣的人。試想，如果能把傳播白求恩的投入拿出百分之一用於介紹伍連德，他能長期屏閉在中國公眾的視野之外嗎？在醫藥衛生領域是這樣，在科學、教育、經濟、文化領域也是這樣，很多堪稱國士的先賢，都被長期遺忘。這使得我們的心智很不健全，使得公眾對本民族歷史的理解過於狹隘。
謝：王哲先生學醫出身，有健全的歷史感，文筆也很好，不知為什麼以前沒有讀到他的著作？
丁：這是他在國內出版的本傳記。但在此之前，他以京虎子的筆名，寫過不少文章，其中有一篇介紹湯飛凡的長篇傳記，也很有分量。湯飛凡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醫學界泰山北鬥式的人物。他用自己的眼睛做實驗，成功分離出沙眼病毒，在國際上被稱為“衣原體之父”。但在1958年的“撥白旗”運動中，卻因不甘受辱而自殺。可惜此文至今隻在網上傳播，還沒看到紙介出版物。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編輯也是看到這篇文章，纔產生和京虎子聯繫的願望。
謝：我們的史學，我們的傳媒，如果隻知道圍繞某些指揮棒打轉，隻會鸚鵡學舌，不知道發現和尊重真正的國士，必然導致一代代的讀者隻能接受片面殘缺的歷史圖景。今人不知道伍連德、湯飛凡不足為怪，後人不知道蔣彥永、高耀潔也不足為怪。
徐璋本的思想
謝：黃萬裡的女兒黃肖路從美國回來，她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她可能看過我一篇文章，裡面談到過清華的一個教授徐璋本，所以我想和你談談這個人。
丁：《1957年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的言論活動》中提到過，比較簡略。
謝：其實對這個教授的情況，我也不是很了解。隻是那年我在香港看到一些反右時的材料，其中有一個關於徐璋本的情況彙報，是新華社給高層的。我看了那個東西，感覺到徐璋本當年的許多想法，從民間思想史的意義上觀察，不能忽視。
丁：黃肖路這次回來，我們也見了兩面，但沒有談到徐璋本。
謝：黃說，當年徐璋本與他爸爸關繫很好，兩家走動很勤。徐是1954年從美國回來的。後來被打成反革命，大概住了20多年監獄，平反後，於1988年去世。
丁：歷史研究的意義，有時候是與記憶相關的。如果沒有歷史研究，許多對歷史有意義的人物和事件就會被遺忘，所以對於那些早年貢獻了自己思想的人，我們都不應當忘記。
謝：徐璋本有幾個孩子，聽說都有出息。不過一個人長年與家人分離，感情可能會有一些影響。再說在那樣的時代裡，因為父親的關繫，帶給孩子的多是不愉快的回憶，可能家人也就不願意提起了。
丁：越是這樣，越需要研究歷史的人來幫助回憶，不然歷史就沒有意義了。
謝：徐璋本當時在清華大學理論力學教研組。他的問題不是一般的右派，而是反革命，主要是他寫過一些否定當時革命理論的文章。關於他的情況，當年《新清華》上有一些，如果要研究，可以去查一下。黃肖路告訴我，那時她很小，但記住了一個批判徐璋本的觀點。說徐從美國回來以後，不適應的是保密的事太多，什麼都保密，什麼都不敢公開，這怎麼行呢？他就提了一些意見。
丁：長年在外的人，肯定適應不了當時的社會。我也看過你那篇文章中介紹他的情況。應該說，在1957年，他是一個非常有思想的人。
謝：他在一次教授座談會上提出：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種比較固定的學說作為指導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條主義錯誤。正是出於這樣的理論自覺，徐璋本認為信奉“階級鬥爭”、“思想鬥爭”的法寶，以為非此不足以鞏固“政權”，樹立“威信”，實行經濟建設，一切以某某學說為聖典規範，嚴格奉行教條主義公式，結果會使人民由感激愛戴變為畏懼沉默；由萬分積極和全民振作的奮發自新一變而為奉行政府指令聽天由命的消極心理。而由於漠視人民情感，政權剛剛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對，對人民講威信，這又是錯誤哲學和教條公式。到處發生“擾民”，摧殘人民的積極性，鼓勵消極自私心理。徐璋本認為，馬克思的治學態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國學術界嚴謹詳盡有條理的優良傳統，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國普魯士的“性”和“不相容”性。在一個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民族，在長期受各種各樣的侵略，在心疲抑郁之餘，將這個政治哲學灌輸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憤怒的心情來作不畏犧牲不怕困難的解放獨立運動。
丁：他有沒有比較繫統的文章發表？
謝：1958年中科院學部辦公室內部印過一本《右派文選》，裡面收了徐璋本一篇長文《談談真理和指導思想問題》，非常繫統，有兩萬多字。這幾年中國思想界談到的許多問題，他全談到了。甚至國際問題，徐璋本也有非常深刻的見解。
丁：可惜像徐璋本這樣的思想家，多年來被歷史塵封，以至於人們根本就不知道，在1957年，許多民間知識分子在理論認識上達到的高度。在1957年，多數有價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學自然科學的教授和學生完成的，特別是物理繫和生物繫的教授與學生。看來中國需要研究的知識分子還很多，民間思想史研究還大有可為。
社會賢達的作用
丁：“九一八”紀念日，我去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參加一個學術討論會。借這個機會，我參觀了紀念館。其中有一幅關於1936年“七君子事件”的圖片。這件事，在當時影響很大。共產黨當時得了分，國民黨丟了分。七個人當中的鄒韜奮病逝，李公樸遇害，其他幾位在新政權中大多都做了高官，隻有王造時受到冷遇。1957年，章乃器、王造時成了右派。但他們的命運，至今還常常被人提起。我就想，七君子當時的角色，是不是屬於社會賢達呢？其中多數是持超黨派立場的，應當算社會賢達。
謝：在民國時期，社會賢達站出來發表獨立的聲音，是常有的事。章乃器、王造時他們，也不隻是敢於發出和國民黨不同的意見。1941年，蘇日簽訂中立條約，拿中國領土做交易，他們也以致斯大林一封信的方式，發出了不同的聲音。這封信由王造時執筆，“老大哥”恨上了他，他在上世紀50年代受到冷遇可能與此有關。
丁：社會賢達，就是政府以外的知名人士。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舊朝在政治、外交、司法、經濟、文化及道德方面積累的傳統資源沒有得到很好的保留，特別是國家和社會在政治活動的中間地帶出現了真空。民國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有一個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社會賢達，承擔上下之間的潤滑作用，有時候，社會賢達的力量對化解衝突能起到特殊作用，國家一定程度上認可這種社會力量。後來的社會結構中，不是沒有構成這種群體的人員，而是國家的結構裡不能容納這種中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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