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寶琨教授的這部《中國的相聲》，以“史話”貫通古今的方式，將近現代和當代相聲發展的歷史脈絡，以不同層面的重點人物為代表，采取以點帶面、史論結合、論由史出的辦法，從焦點的括敘和評論中勾勒相聲的歷史概貌，揭示藝術發展的規律，受到業內外人士的普遍好評。

《中國的相聲（增訂本）》以史話的筆法，追溯了中國相聲的歷史淵源，講述了波瀾起伏的百年相聲發展史，是相聲藝術領域的經典著作。此次增訂，收入作者評論馬三立、侯寶林、馬志明、郭德綱、梁左等諸多相聲名家的十餘篇文章，以饗讀者。

薛寶琨，南開大學教授、中國曲藝家協會顧問、著名曲藝理論家。主編有《相聲大詞典》《曲藝大詞典》，著有《中國的曲藝》《侯寶林評傳》《中國人的軟幽默》《相聲溯源》《曲藝概論》等。

“說學逗唱”溯源頭

相聲既然是我國特殊的民族藝術形式，那麼，它一定具有久遠的發展形成歷史。但是，遺憾得很，至少在清代以前，我們在古籍中並未發現很多關於相聲的記載。這或許是由於這一民間技藝，被過去封建文人視為“末流”，不屑一顧，未予重視，但也不會不透露一些信息，如戲曲、小說那樣，盡管材料零碎、片斷，也還是斑斑可見的。因此，過去有人認為相聲並無歷史可言。而一般藝人隻據口耳相傳，也認為相聲自清代始有，以前的尋本求源，不僅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這當然不符合相聲發展的實際。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有其萌發、繁衍和成熟的歷史。研究它們的形成軌跡，當然是研究其藝術規律的重要方面。相聲自然不能例外。它的直接材料可能貧乏，但不應是我們回避歷史研究的借口，反而應該益發逗起我們尋本求源的興趣。

相聲雖然是一種單純的口頭藝術，但是，“麻雀雖小，五髒俱全”——它的藝術手段並不單調。恰恰相反，就像戲劇被稱為“綜合藝術”一樣，相聲的藝術手段也豐富多樣——帶有一定綜合性。“說學逗唱”歷來被相聲演員作為他們學習的“四門功課”，實際這是四種不同的藝術手段。“說”指敘述表白能力，“學”指聲情模擬能力，“逗”指戲言巧辯能力，“唱”指聲樂表現能力。它們分別成為不同形式、不同節目、不同演員的各自不同特長，並且相互融合、滲透在整個相聲的藝術特點之中。比如，單口相聲和對口相聲中的“一頭沉”（逗哏為主、捧哏為輔的形式）是以“說”為主，對口相聲中的“子母哏”（不分主次、互為捧逗的形式）是以“逗”為主，而另外一些對口形式則以“學”或“唱”為主。演員也由於他們各有所長而形成不同的風格和流派特征。顯然，這四種手段不是自天而降、突如其來的。它們其實也是當初形成相聲的四項因素，表明這一形式不是從單一胚胎中直接發育而成，而是如“雜花生樹”——吸收了多種營養，融合了多種因素，經歷了長時間的種種揚棄和篩選、分離和黏結、沉沒和升騰，後纔達到穩定而趨於成熟的形式。這自然是藝術史，特別是民間文藝史上常有的多源合流的現像。它的四項因素，特別是“說”、“逗”兩項因素，也漸漸被突出、生發而成為相聲藝術的重要特征。“說”不僅是語言手段，也還指相聲的表現方式；“逗”不僅指對話形式，也還指相聲的喜劇內容。“說”、“逗”結合使相聲成為具有喜劇風格的說唱藝術，而不是戲劇或其他曲種。而“學”和“唱”則分別附著在“說”與“逗”之中，使“說”、“逗”的手段更加豐富多樣。它們之間又是一種“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關繫。令人感興趣的是，一旦把這四項因素放進歷史的長河中進行考察，我們就會發現它們果然與相聲形成和發展的關繫極其密切。因此，我們可以說：相聲的可證之史雖短，相聲的可溯之源卻極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