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中國紳士(費孝通著)

編輯推薦

本書作者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深層次地探討了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剖析了中國士大夫階層的本質特征和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的作用，指出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的根由所在。本書對我們認識中國當前的一些社會問題也頗有助益，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內容簡介

本書是費孝通先生的英文著作China’s Gentry的中文譯本。本書於1953年在美國出版，以後又不斷再版，在國外被當作教科書廣為流傳，費正清等著名學者曾多次引用本書內容。本書內容分為兩部分：一是知識分子問題和傳統中國的紳士，二是鄉村、城鎮和都市。作者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深層次地探討了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剖析了中國士大夫階層的本質特征和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的作用，指出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的根由所在。本書對我們認識中國當前一些社會問題也頗有助益，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譯者序
序
第1章紳士和皇權
第2章學者當官
第3章紳士和技術知識
第4章鄉村中國的基本權力結構
第5章鄉村、集鎮和城市
第6章農村生計：農業和手工業
第7章農村社區的社會腐蝕
附錄農民和紳士：中國社會結構及其變化

在線試讀

在傳統中國社會裡，“紳士”這個詞指的是一個階級的人，他們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一定的作用。這裡，“傳統社會”前200年前封建制度崩潰之後，中央君主制權力下帝國的統一時期。紳士階級的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隻有通過這個歷史過程，我們纔能夠理解它的特點。
這裡所說的紳士階級有時也叫作士大夫，“學者一官員”。雖然紳士階級是和學者一官員群體密切地相聯繫的，但是實際上它還是應該和後者有所區別。一個生長在紳士家庭裡的人，並不一定能保證他成為一個傳統中國的學者或官員。封建制情形不同，在那個時代，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差距是很大的。士大夫雖然處於統治階級等級制的底層，但還是那個階級的一部分，並且擁有真實的政治權力。但是在封建制度崩潰之後，政治權力不再共享了，而是被集中於君主一人之手。在行政功能方面，君主需要助手。這就是他要的官。因此，官不再是統治者自己家庭的親戚或成員，而是執行者——君主的僕人或工具。
在封建制度崩潰之後，另一個重要的變化發生了。王位變為強者、權力追逐者的斬獲對像。在封建制度下，政治權力是分配給君主的親屬和家族的，任何非生長於貴族家庭的人，就是一個平民。他沒有機會做君王、接觸到君王甚至看到君王的神聖用品。正如一個女人不能變成一個男人一樣，一個平民也不能變成皇室人員。但是當封建制度終結之後，任何人都能成為皇帝。因此，政治權力成為鬥爭的一個目標。這是吳晗寫的關於歷史學家司馬遷的故事：司馬遷生活於漢王前255-前207年），在觀察漢朝的政治鬥爭的過程中，他寫信給朋友說：“這是我有所了解的。”自從那個時代起，為了政治權力的鬥爭從未停止過。在人們的眼中，政治權力已變為一件值得爭取的珍貴東西，是大人物的一種事業。
不幸的是，自從中國的封建結構崩潰以來，政治權力不再永久地在一定的家族內傳遞，並且至今從未發現過能以和平手段來取得它。我們一直認為，獲得政治權力的方式是“手持大棒”，打內戰。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因此，我們不斷地踫到暴君。少數人統治著群眾。這種專制君主政體並沒有因權力的傳遞和更換而改變。
……

前言在傳統中國社會裡，“紳士”這個詞指的是一個階級的人，他們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一定的作用。這裡，“傳統社會”前200年前封建制度崩潰之後，中央君主制權力下帝國的統一時期。紳士階級的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隻有通過這個歷史過程，我們纔能夠理解它的特點。
這裡所說的紳士階級有時也叫作士大夫，“學者一官員”。雖然紳士階級是和學者一官員群體密切地相聯繫的，但是實際上它還是應該和後者有所區別。一個生長在紳士家庭裡的人，並不一定能保證他成為一個傳統中國的學者或官員。封建制情形不同，在那個時代，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差距是很大的。士大夫雖然處於統治階級等級制的底層，但還是那個階級的一部分，並且擁有真實的政治權力。但是在封建制度崩潰之後，政治權力不再共享了，而是被集中於君主一人之手。在行政功能方面，君主需要助手。這就是他要的官。因此，官不再是統治者自己家庭的親戚或成員，而是執行者——君主的僕人或工具。
在封建制度崩潰之後，另一個重要的變化發生了。王位變為強者、權力追逐者的斬獲對像。在封建制度下，政治權力是分配給君主的親屬和家族的，任何非生長於貴族家庭的人，就是一個平民。他沒有機會做君王、接觸到君王甚至看到君王的神聖用品。正如一個女人不能變成一個男人一樣，一個平民也不能變成皇室人員。但是當封建制度終結之後，任何人都能成為皇帝。因此，政治權力成為鬥爭的一個目標。這是吳晗寫的關於歷史學家司馬遷的故事：司馬遷生活於漢王前255-前207年），在觀察漢朝的政治鬥爭的過程中，他寫信給朋友說：“這是我有所了解的。”自從那個時代起，為了政治權力的鬥爭從未停止過。在人們的眼中，政治權力已變為一件值得爭取的珍貴東西，是大人物的一種事業。
不幸的是，自從中國的封建結構崩潰以來，政治權力不再永久地在一定的家族內傳遞，並且至今從未發現過能以和平手段來取得它。我們一直認為，獲得政治權力的方式是“手持大棒”，打內戰。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因此，我們不斷地踫到暴君。少數人統治著群眾。這種專制君主政體並沒有因權力的傳遞和更換而改變。
……

前言
回想1987年，我剛考入北京大學社會學繫做費老的博士生，試譯《中國紳士》一書，到現在，已經是18年過去了。校讀完此書，還是覺得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說得好：“有價值的著作，除非有喪失的章頁，否則總是歷久彌新，永遠以初版的生動面目出現，永遠不會在傳統下古舊。所以。著作不會長久被誤解的，即使初可能遭到偏見的籠罩，在長遠的時光之中，終會還其廬山真面目。也隻有經歷了時光之流的衝擊和考驗，人們方能來評論著作，而它的真正價值也纔會顯露出來。” 費孝通教授的英文著作《china’s Gentry》（譯名：《中國紳士》），雖然1953年在美國出版，以後又不斷再版，在國外作為重要的教學參考書流傳，費正清和莫裡斯·弗裡德曼等也多次推薦和引用過。但至今在國內還鮮為人知。此書是由費孝通教授在自己的《皇權和紳權》《鄉土重建》二書中選出一些文章，於1949年左右口述給美國雷德斐爾德夫人。她回國後又獨自整理、補充後出版。此書的不少內容雖然可以在上述的兩本書裡找到，但仍有獨立的科學價值。此書的體繫是嶄新的，是一個新的邏輯體繫，有些段落是重新寫過的，有些是新加的。而且，我在翻譯此書的時候，不斷地翻閱上述兩本書，也難以找到許多內容究竟是出自何處。所以，覺得仍然有翻譯出版的必要。隻是雷德斐爾德夫人的英文注釋，主要是說明英文譯本中引用中國典故的出處，而且有些是搞錯的地方，如對顧炎武、韓愈等古人的評價，我就不譯了，以免畫蛇添足。我對書中的中國典故都回復到原文。另外，原書後的六人小傳也不譯了，因為這是別人寫的，是編者加上去的。不是費孝通的意思。作為附錄的“農民和紳士”是費老發表在1946年的美國社會學雜志上的文章，因為所說的社會結構問題與本書內容有關，所以也一並譯出收入。
本書的翻譯和出版有著現實性。無可違言，中國社會目前正進入一個空前未有的社會結構劇烈變動的時期。也許我們回顧社會學創始人孔德的時代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種強烈的歷史感。大革命後的法國，在1830年前後“成了暴發戶統治的資產階級社會。……他們大多出身低微，既沒有什麼家庭背景，也沒受過多少教育，全靠個人奮鬥干出一番事業……他們則成了新時代的大膽的企業家。他們辦起了富於冒險的銀行，建成鐵路，建造工廠”；而同時“受到教育的青年因人數供過於求，面臨著他們認為是渺茫的前途…… 青年人在權勢者的門外久久的等候著。這些青年人由於不被社會所需要，他們不僅在物質方面感到不滿，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痛苦，這種痛苦被稱為‘ 世紀病’。他們無法從理論上解釋自己的命運，也沒有堅定的信念和信仰作為生活的準則”。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了社會學。目前中國社會的某些征候也有些像“似曾相識燕歸來”。但是這一切究竟有什麼道理？中國社會結構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使得人們如此?《中國紳士》一書是能給人們以啟迪的。
在社會人類學歷史上，曾經有人對馬林諾斯基教授說：“如果當個人類學家可以維持生活，我也許會是一個偉大的人類學家。”但是，如果僅是考慮自己的飯碗的話，是永遠不會成為偉大的人類學家的。費孝通教授的一生。直到耄耋之年，都在為實現自己的終身理想“認識社會，認識中國”作不懈的努力。他說過：“隻是我們在青年時代曾想從事於建立這門學科，而走上了一條我現在認為正確的路——到中國現存的社會中去觀察、調查、分析、研究。一切前人以科學方法得到的有關社會的理論都隻是幫助我們進行這些工作的手段，我們應當向它們學習，但是絕不能用來代替我們自己從實際中得出的結論，盡管我們的結論並不一定正確。” 這裡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和實際的關繫問題。用利奇教授的話來說，他和費孝通的老師馬林諾夫斯基教授是“一種獨一無二的，似是而非的現像——一個狂熱的理論經驗主義者”。我的理解是，馬林諾夫斯基的重要特點是理論和實際的結合。社會人類學的特點正是要求調查者長期地在某一地區參與觀察，具有精深的語言能力和歷史知識。傳統的安樂椅上的理論已經受到挑戰。隻有一個優秀的實際調查者，纔能是一個優秀的理論家。同時，隻有一個優秀的理論家，纔能是一個優秀的實際調查者。
但是歷史研究也是社會人類學的一個重要的方面。費老在寫作此書時，已經完成了江村、祿村等四個村子的實地調查。對中國沿海地區的農村和內地農村作了比較，也對昆明一個工廠做過調查。並且，在此書中特別注意到歷史問題的研究。這是他的老師潘光旦一直勸告他的。在《皇權與紳權》的後記裡，他就說過：“讓自己多讀一點中國歷史。而且希望能和實地研究的材料串聯配合起來，糾正那些認為功能學派輕視歷史的說法。”他非常重視歷史，以歷史為背景來分析中國的文化和社會結構。他在《鄉土重建》裡說過：“文化改革是推陳出新。新的得在舊的上邊改出來。歷史的綿續性確是急求改革的企圖的累贅。可是事實上卻不能避免這些文化的舊東西、舊習慣。這些是客觀的限制。隻有認識限制纔能得到自由。認識限制纔能得到自由。認識限制並不等於順服限制，而是在知己知彼的較量中去克服限制的必需步驟。”以後他對知識分子歷史分期的分析和江村五十多年的研究，都是一種理論、歷史和現實結合的方法的運用。這與他的功能方法的觀點是一致的。所以，喬健教授稱費老的學派為歷史功能學派。的確，中國的現實社會並非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並非毫無來歷，白紙一般。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歷史往往是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的，我們了解歷史。是會有助於認識今天的社會的。這種實地調查和理論、歷史研究相結合的方法，至少在費老這本書裡已經作了開端。
盡管此書已經在國外作為重要的社會學專著，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張仲禮著的《中國紳士》一書的導言裡，弗蘭茲·邁克爾說，費教授的“這些關於民國時代有選擇的描述與來自中國古籍的某些隨想結合。並不能代表對帝國時代紳士的研究”。這種批評是夠尖銳的了。但是我似乎能夠理解他們批評的原因和方式，可能這是一種調查中的社會人類學方法和社會學問卷方式的區別。這種區別可能在於。後者往往事先擬好帶有一定項目的問卷，然後由調查員問之。這往往顯得有準備，有邏輯。但是往往限於數量的調查，限於表面；而前者似乎沒有那麼嚴格，卻是由一個人親自來操作，項目和問題都是來自於實際的調查過程中，優點是具體、生動和集中。上述兩種調查方法至今在學術界，實際上還是有不同的看法。張仲禮的《中國紳士》一書是純粹來自對古書的研究，作者花的工夫實在令人佩服，書的體繫和條目也很清楚。這有些像問卷調查法。但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曾經批評過張仲禮和弗蘭茲·邁克爾的書，說在張仲禮的《中國紳士的收入》一書中，“誇大了紳士勞務的部分，以及過於認真地依賴1887年關於耕地的官方材料”。其實，張仲禮著的《中國紳士》一書也有著相同的缺點，即過分相信書本上的材料，缺少實感。紙上得來總覺功夫淺，哪裡有實地調查中得來的感受那麼鮮活呢?何況，中國紳士的問題反映了近代中國的偉大變遷，哪能不聯繫現實昵?桃李無言，下自成蹊。請讀者自己讀一下費老的這本書吧。
費老此書分為兩大題目，一是知識分子問題和傳統中國的紳士，二是鄉村、城鎮和都市。這是有道理的。如果要真正理解中國紳士的問題，絕不能就事論事，必須論及中國社會、政治和歷史的整個背景，論及社會結構的變動，而且要抓住典型，具體地調查研究紳士所處的鄉村、城鎮和都市的社會結構和情景。同時，正確的社會結構的概念應該來自於實際生活，同時又是對實際生活的概括。對於今天的社會人類學者來說，這僅是一種起點，它可以啟發我們寫一個調查提綱，認真地從頭開展我們的中國社會結構的實地調查。我們相信這是費老對我們後來者的希望所在。誠如雷德斐爾德在序中所說，此書是“費孝通關於從革命的中國跨進共產主義的中國門檻的觀點和判斷的表達”。書的後一句話就是“中國需要新的領導和改革”。這是《中國紳士》一書的結論。在社會腐蝕潮流的衝擊下，逼得農民起來造反，生活、經濟、政治和道德的種種問題擺在中國面前，貪污腐敗的國民黨政府無能為力，必然成為革命的對像，費孝通說，“鄉土重建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有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政府”。而且，“言論的充分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條件，也隻有在民主社會中。人民纔能真正的提高他們對自身生活問題理解的水準，使他們能得到從理智裡發揮出來的共同意見，產生負責任的一致行為”。
讀費老的文章是一種享受。這裡且不說“應是鴻蒙借君手”，就從費老的這本書來看，也感到這種功力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我們從英文中，仍感到費老的文章是那麼好讀，那麼生動，那麼明晰。費老當時正處於四十歲左右，希臘人所謂的鼎盛時期，我們可以感到他壯年氣盛，纔華洋溢，而且不斷地在進步中。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米爾斯曾經說過，有一種“特有的心智素質可以被稱為社會學的想像力”，“思考人們實際上所需要的是什麼以及思考人們感到自己所需要的是什麼——這是一種特有的心智素質，這種素質幫助人們運用所了解到的情況。幫助人們發展理性，以便清醒地總結世界上正進行的事，總結在他們之中還有什麼事可能發生”。無疑，費老正是有著這種豐富的社會學想像力的。
讓我們向費老學習。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以中國社會為好的研究對像，“中國社會正從古老的、傳統的、鄉土的社會轉變到現代化的社會。這個過程我們要記錄下來，分析清楚……我們有責任幫助大家看到事物的本質。
我們的社會學不是為寫文章而寫文章的社會學，而是為建設服務的社會學” 。我們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就會感到路子愈走愈寬，真如源頭活水來，再也不會感到理論工作沒有搞頭了。
後，我要對支持和幫助過這本書出版的費宗惠、張榮華、潘乃谷老師以及惠小兵、陳伯堅、郭曉鴻、倪明、金娟等同志表示誠懇的謝意，沒有他們的鼓勵和批評，此書是不可能出版的。
惠海鳴 1992年初稿2005年11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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