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道理

一

今先講論題，即“道理”兩字。道理兩字，在中國社會，已變成一句普通的話。我們可以說，中國思想之主要論題，即在探討道理。我們也可說，中國文化，乃是一個特別尊重道理的文化。中國歷史，乃是一部向往於道理而前進的歷史。中國社會，乃一重視道理的社會。中國民族，乃一重視道理的民族。因此中國人常把道理兩字來批判一切。如說這是什麼道理?道理何在?又如問，你講不講道理?這一句質問，在中國人講來是很嚴重的。又如說大逆不道，豈有此理，那都是極嚴重的話。道理二字，豈不是普遍存在於中國現社會人人之心中與口中，而為中國人所重視嗎?但中國人如此重視的所謂道理，究竟是什麼一種道理呢?這不值得我們注意來作一番探討嗎?

依照常俗用法，“道理”二字，已混成為一名，語義似乎像是指一種規矩準繩言。在中國人一般思想裡，似乎均認為宇宙(此指自然界)乃至世界(此指人生界)，形上及於形下，一切運行活動，均該有一個規矩準繩，而且也確乎有一個規矩準繩，在遵循著。但此項規矩準繩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我們人類的知識能力，又何從而認識此項規矩準繩呢?這正是中國思想史上所鄭重提出而又繼續不斷討論的一個大問題。

若我們進一步仔細分析，則“道”與“理”二字，本屬兩義，該分別研討，分別認識。大體言之，中國古代思想重視道，中國後代思想則重視理。大抵東漢以前重講道，而東漢以後則逐漸重講理。《宋史》有《道學傳》，而後人則稱宋代理學家。今天我們通俗講話，則把此兩字聯結起來，混成為一觀念。這正是兩三千年來中國思想家所鄭重提出而審細討論的一個結晶品。

二

現在依次先講“道”。道究竟指的是什麼呢?《莊子》說：“道行之而成。”這猶如說，道路是由人走出來的。唐代韓愈在《原道》篇裡說：“由是而之焉之謂道。”這是說，道指的由這裡往那裡的一條路。可見道應有一個向往的理想與目標，並加上人類的行為與活動，來到達完成此項理想與目標者始謂之道。因此道，必由我們之理想而確定，必又由我們之行動而完成。人之行動，必有其目的，由於實踐了整個歷程而到達此目的，若再回頭來看，此整個歷程便是道。因此道，實乃是人生欲望所在，必然是前進的，是活動的，又必然有其內在之目的與理想的。

由是演繹開來說，道是行之而成的。誰所行走著的，便得稱為誰之道。因此道可得有許多種。如說天道，地道，鬼神之道，人道等是。即就人道言，既是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則由此至彼，也盡可有好多條相異不同的道。而且由此至彼，由彼至此，皆可謂之道，於是遂可有相反對立之道。故說王道，霸道，大道，小道，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堯舜之道，桀紂之道，皆得稱為道。譬如說，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孔子說：“道不同，不相為謀。”《中庸》又說：“道並行而不相悖。”

而且道有時也可行不通，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這是指大道言。子夏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這是指小道言。《易經》又說：“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因有相反對立之道，故若大家爭走著那一條，這一條一時便會行不通。於是又有所謂有道與無道。無道其實是走了一條不該走的道，那條該走的道反而不走，這等於無路可走，故說無道。

以上述說了道字大義。何以說先秦思想重於講道呢?如《論語》《孟子》多言道，六經亦常言道，少言理。莊老也重言道，所以後世稱之為道家。但《莊子》書中已屢言理，惟《莊子》書中的理字，多見於外雜篇。在《內篇》七篇，隻有《養生主》“依乎天理”一語。若說《莊子》外雜篇較後出，則理的觀念，雖由道家提出，而尚在晚期後出的道家。又如《韓非子·解老篇》：“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管子·君臣篇》：“順理而不失之謂道。”上引兩語，都可歸入晚期道家。他們都提到理字，與道字並說，但理字的地位顯然在道字之下。

又如《易·繫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乃及《小戴禮·樂記》篇：“天理滅矣。”此為經籍中言及理字之要者。然《易傳》與《小戴記》本非正經，皆屬晚出，殆亦受道家影響。而後漢鄭康成注《樂記》“天理滅矣”一語，雲：“理猶性也。”可見直至東漢儒家，他們心中，還是看重性，看重道，而理字的觀念，尚未十分明白透出，因此遂把性來解釋理。許叔重《說文解字》曰：“理，治玉也。”又謂：“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玉不琢不成器，玉之本身，自有分理，故需依其分理加以琢工。孔門儒家重人，不重天，故僅言道不言理。但到宋儒，乃亦重言理字，卻說“性即理”，纔開始把上引“理猶性也”一語倒轉過來，把理來解釋性。這是中國古代和後代人對理字的觀念看得輕重不同一個絕好的例證。此外如高誘《淮南子·原道訓》注，說：“理，道也。”《呂氏春秋·察傳篇》注，說：“理，道理也。”可見漢儒一般都對理字觀念不清楚，看得不重要，因此都把道來解釋理。但到宋儒則都把理來解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