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胡蘭成撰《禪是一枝花》，走的是一條繞行的取巧路線。這本解讀敷衍《碧岩錄》的書，初名《碧岩錄新語》，但在大陸出版簡體版時，改成了現名。這本書近年頗為流行，甚至超過了胡的其他書。這裡面的緣故，我覺得主要的，還是緣於人們對於禪文化以及禪門公案本身的興趣。禪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惟一可以與歐美等西方文化相融不悖的思想體繫，並且在文學藝術等領域，更是猶如山泉溪水，常流常新，給歐美思想文化界輸入了一股清新的東方之風，而且絕無過時過氣之憂。再者，《碧岩錄》中的百則公案，皆是從浩如煙海的各種燈錄中揀選出來的，又有雪竇重顯、圓悟克勤等諸多大德善知識的評頌提唱，自是格局宏偉，氣像不俗。依此，《碧岩錄》也就素有“宗門書”的美譽。胡蘭成解讀此“書”，無論解讀文字本身如何，都已經占了一個很大的先機。但這樣的先機，也給胡蘭成設置了一道長長的無法逾越的堤防障礙，讓他不能繼續沿著《碧岩錄》中的敷衍路線繼續踢踏。要想有所傳達，就隻好另闢路徑了。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禪是一枝花》的樣子，用臺灣作家薛仁明的話說，就是“滿書的哥哥姐姐”，“杜撰”並且“胡謅”。不過，胡蘭成雖然“真真假假”，但卻又“信手撚來、天花亂墜”得“一片風日灑然、笑語晏晏”，甚至是“神完氣足”。在這裡，我也不能不為胡的這份纔情和機智而動容。
老實說，對於胡蘭成的書，我除了這本《禪是一枝花》外，其他的一本沒讀過。不是他寫得好不好的問題，而是我有一個毛病，就是但凡流行起來大家趨之若鹜的東西，我就會條件反應的悄然避開。前些年，大概是因了張愛玲在大陸的熱鬧流行，出版商受了人們無聊以及窺私癖的蠱惑，連帶著把胡蘭成的一些書也給熱炒了起來。之前在讀者視野中幾不存在的《今生今世》、《山河歲月》、《禪是一枝花》、《今日何日兮》等，也就蜂擁著擺上了各大書店的顯目位置。
我讀他的這本演繹之作，也是緣於一個偶然因素。去年某日，我在大理古城的洋人街閑逛，看到路邊一家書店，就步入看看。胡的這本書，擺在一個角落裡，倒是安靜。我就抽出來看，見他自序中有幾句話甚是有理，就買了。胡在自序中說：“胡適寫中古中國哲學史，著重在禪，這是他的過人的見識。胡適不懂得禪的公案，但他對禪僧的歷史的考證，則極是有益。”又說：“我們不可因為禪的典故有些不實，就來貶低禪的思想。”這些，我更是很贊同的。胡適對於禪宗歷史的考據，在20世紀上半葉，文章一出，就驚天動地，一下顛覆了人們對於佛教特別是禪宗很多神聖傳說的認知，也惹得一些當時的老和尚強烈反彈，視胡適為妖孽，詛咒他下阿鼻地獄。但胡適沒有下阿鼻地獄，還是教書寫文章，活得好好的。可見他沒有打妄語說假話，更無攻擊貶毀古人的惡意。他的考據文章，有理有據，不是幾聲咒罵就可以打倒的。我一向敬重胡適先生，不但做學問認真，而且做人也不含糊。即便後來到了臺灣，也並不仰當權者的鼻息而生活，依然是我行我素，保持著一個書生的正直秉性和氣質，該說什麼就還是毫不回避。
我讀胡適也少。我既不是胡粉，也不是他的研究者，所讀他的，也還是有關禪宗考據方便的幾種。而從他的考據文章中，我更加堅定了一個看法：禪宗雖是宗教的形式，但在思想體繫上，則是非宗教的。世界上的所有宗教，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權威和偶像崇拜，要求信眾無條件聽從和馴服。惟禪宗例外。禪宗的歷代大德們所要死力反對的，正是那些看似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和偶像，將其視為悟道路上的障礙和魔障。他們反對的聲音，就發自那一則則令人驚詫和心靈震撼的公案。
公案，是禪宗外借的一個概念，其本意是指官吏審理案件時所用的幾案。後來泛指情節離奇或令人疑惑難解的案件。禪門借此世人耳熟能詳的概念，來傳達禪宗的旨趣思想，可謂智慧。
眾所周知，禪宗是大乘佛教中的一個分支，源頭都是佛祖釋迦牟尼。但是，禪宗的源頭雖然在佛祖那裡，而且在《》等燈錄中，還煞有介事的羅列了“七佛二十八祖”的強大陣容，但讀了胡適的考證，也就知道，那也不過是禪宗門徒們扯的絲瓜秧子而已。實際上，中國禪宗的發生、發展，以致成為中國大乘佛教的主流，並不是無源之水，而是有其自身的充分理由。這個理由就是來自印度的佛教思想，隻有與中國的儒、道文化相結合後，纔能真正的落地生根，纔能深入到國人生活的各種層面，成為華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一脈新鮮的血液。所以，中國禪宗，在理論上說是中國佛教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卻又掙脫了其原來的思想框架，建立起了一個全新的理論體繫。這個全新的理論體繫，其具體的表現形式，就是一則則鮮活的禪宗公案。
在胡適的考證中，《壇經》是被質疑多的部分。特別是《壇經》中以自述方式所記關於慧能和尚的故事，生動傳奇卻又經不起推敲，連記述和整理這本“中國佛教惟一被稱為經”的著作的作者，也都經不起商量，難有個定論。《壇經》不像《道德經》。《道德經》不管到底是不是老子本人親著，但起碼沒有被不斷增補和反復篡改的痕跡，而《壇經》則不然。我們現在讀到的文本，是明代改定刊行的。敦煌所藏的“唐本”，與現在我們讀到的“明本”，字數由六千來字增加到了一萬二千，多了一半。當然的，裡面的故事情節，也是被發展了許多。所以，與其說這是一本嚴肅神聖的經典，倒不如說是一部演義性質的小說了。這情景，讀了胡適先生的考據文章，就可一目了然，我這裡就不饒舌了。但有一點，就是無論《壇經》以及諸如《》等燈錄中的人物故事是否屬實，但其中的道理，卻是我們的一份思想寶藏，是前人留給我們的無價財富。
在我參讀這些禪門公案的時候，還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像，就是公案的形式和表述方式，也並非一成不變。譬如唐代的公案與宋代的，就有很大不同。唐代的禪僧大氣素樸，公案語言往往直截了當，不加粉飾。而宋代的禪門公案則平添了許多華麗和細膩，這大概與唐宋文學特別是詩歌的風格形式之發展是同步的。譬如唐代的禪師，在回答學僧的問題是，很少用詩詞對仗這種方式，也極少引前人的詩句，但到了宋代的禪師那裡，這情況就很普遍了，大和尚們往往是華麗的詩句脫口而出。不過，若以平常心而論，我知道這不是當時的實際情況。但凡記述整理祖師語錄或事跡的宗門後人，都是能提得動筆的居士或詩僧，詩詞文章自不在話下，不然也不能成為各種燈錄的編輯者或作家。所以，對於本門受崇敬的祖師，也就不吝粉飾，當是情理中事。當然，也不排除那些留下語錄事跡的名僧大德裡面，確有飽學之士，有出口成章的善詩之人。
對於詩歌與佛教的關繫，研究論述者已經很多，我就不再多說。因為，佛教在釋迦牟尼時代，傳播的方式不是文字經卷，而是口耳相傳。所以，朗朗上口，便於記憶就成為必須的選擇，而詩歌這種有韻的體裁，被選中就也是必然的了。我們讀唐宋時期翻譯過來的佛經，還能感受到其中的詩歌韻味。而佛經裡面的偈語，就更是與詩無別了。所以，唐代之後的禪門公案詩偈化，就也不足為怪。
而宋之後，禪宗思想對社會各個層面的影響，主要的轉向了書、畫、雕塑等藝術方面。這些方面的成就，今天我們還能一目了然的感受到。我曾為一家出版社撰寫過《詩情畫意總關禪》和《禪的詩書畫》兩本小書，就是擇取歷代的禪詩禪畫進行品味解讀。詩偈方面，以唐宋多。而禪畫方面、明、清多。
禪宗思想在南宋時期，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是產生了“朱子理學”。朱熹是個詩人，也是對於禪宗公案參究很深的大居士，悟性相當的高。他將禪學與儒學糅合在一起，構成了他不同與北宋二程（程顥、程頤）的思想體繫。現在我們來讀一下朱熹的詩，很多時候就會以為是大居士蘇東坡的句子。詩句裡面有禪意更有哲理。雖然說教，但又不露痕跡。譬如他的《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還有《觀書有感》：
半畝方塘一鋻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一般都是“儒、釋、道”這樣的順序排列。這裡面，儒與道是中國這塊黃土地上土生土長的思想文化，而釋（佛教）則是外來的。有意思的是，這個外來的思想流派，與中國的儒家特別是道家思想結合形成中國禪宗後，就很快的又向外輸出。首先是日本、朝鮮、越南等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而受影響的要數日本。故而有學者認為，禪宗是發芽在印度，生根、開花在中國，而結果卻是在日本。禪宗作為中國佛教的主流，歷遭劫難。近的一次，也是為慘烈的一次，我們隻要細細觀察體味，依然觸目驚心。
進入20世紀之後，禪宗在中國特別是大陸地區的存在，甚為尷尬。但也就在此時，禪的思想經由日本這個橋頭堡，經那裡的學者和禪師們的努力，傳播到了歐美國家。特別是在美國，二戰之後掀起了一波一波的禪學熱。唐代詩僧寒山子等人的詩偈，也被翻譯到了歐美，引發了那裡的一場詩歌革命，產生了諸如加裡·斯奈德、詹姆士·賴特、艾米·洛威爾、W·S·默溫、羅伯特·勃萊等現代禪詩人。當然，禪對於歐美的影響，遠不僅僅是在文學、文化方面，在其他諸如哲學、醫學和商業方面，也是不言而喻的。著名的商業巨頭如喬布斯，就是禪的參悟者。但令人瞻目的，還是在心理學方面。禪療，已經是治療心理疾病的常選之法。這也符合佛教的規程，佛祖釋迦牟尼，也就還有一個名號叫做“大醫王”。
隨著禪學在歐美國家的流行，中國大陸也在20世紀末開始了“出口轉內銷”的“引進”工程。以至於在前些年，各種禪宗燈錄的出版和研究，以及禪宗公案的流行，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所謂“熱潮”。但是，對於流行的東西，我認為都是不能長壽的。從佛的角度去觀照，世界上沒有永恆的事物。而流行是風，風又是不能持久的。所以一個人若要安身立命，不能為的，就是追風。因為追風的結果，就是當風消失時，追隨者便被拋棄。
我的佛緣，是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初。一個偶然機會，一位詩友帶我去了一家佛教寺院喫齋飯，並得到一個法號叫做&ldq陽”。又是一個偶然機會，一個詩友到我家中做客，走時將一個小冊子忘到了沙發上。這本小冊子叫做《禪宗公案100篇》，裡面所引公案，大多是日本禪宗方面的。這本小冊子為我打開了一面窗戶，讓我看到了世界的另外一面，也看到了人生可以選擇的另外路徑。特別是在詩歌的寫作方面，對我的啟發是革命性的。我當時正陷入各種現代主義悲觀絕望的泥潭中不能自撥。禪，準確的說是禪門的那些有著鮮活思想的公案，讓我看到了藍天白雲，綠風香草。
對於禪宗，對於這些公案故事來說，我是這些依然生機盎然的中華寶貴財富的受益者。她讓我毫不遲疑的拋棄了悲觀厭世的沮喪，而將愉悅的微笑迎回了心頭和臉上。這便是《壇經》裡面“不是幡動，不是風動，是仁者心動”的一個現代注解。所有的困苦和煩惱，都是心生。心念一轉，立即可以轉魔成佛。
在禪的引領之下，我的詩歌寫作走上了“現代禪詩探索”一路。或可慰藉的是，經過將近二十年的努力，現代禪詩在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一個有著明確方向性的詩歌流派，成為了中國現代詩歌中一條清新的溪流，給這個日漸浮躁和荒涼的園地，塗抹了些許的新綠和希望。
也由此，我同樣寄希望於禪的種子，能夠散播到更多浮躁、迷茫、苦痛、沮喪甚至絕望的現代心靈中，讓有緣者在現實的重壓之下，生命中能夠洞開一扇智慧之窗，流進新鮮的綠色和空氣，讓沉淪日久的心能夠重新升起像一枚新鮮的太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