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湖南清絕地

一 三湘淪洞庭

“湘水”

三湘

“湖南”

南北孔道

“出湖”

二 湘川之奧 民豐土閑

斯民

其族

波折

本業

末作

三 惟楚有材 於斯為盛

人文初開

淪為荒裔

重新啟動

漸洗蠻風

雲蒸霞蔚

四 楚雖三戶 亡秦必楚

地域性格

剽疾

勁悍尚氣

呰窳偷生

終歲勤動

質直果敢

五 楚學離中原而獨行

三閭大夫

歐陽父子

士多隱逸

湖湘學派

習於辭賦

船山遺老

道咸經世思潮

湖南派頭

六 隔山不隔水

“方言楚俗訛”

“欸乃一聲山水綠”

“簫鼓遠來朝嶽去”

“祖每尊盤瓠，祠皆祀伏波”

“湖南人家重端午”

婿不親迎

湘資與沅澧

自然與人文

山川之異

七 斑竹一枝千滴淚

參考文獻

後記

人文初開

中國文化史上有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現像：從考古學的意義上講，南方的長江流域與北方的黃河流域堪稱東方的兩河流域，盡管長江流域為稻作文明而黃河流域為麥作文明，兩者存在著類型的區別，但其文明發展的程度應該承認是不分高下的。然而，在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以後，兩者之間陡然呈現出劇烈的反差，南方文明的發展程度與北方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最先繫統而明確反映出這一地域差異的典籍是《史記·貨殖列傳》。其相關內容上節已經引用過，在此且征引另一部典籍《漢書·地理志》中與之相似的一個片段：

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

不用說，湘江流域的情形也就完全包括在其中。如果說，“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亡積聚”等等都還隻是描述一種文化的類型特點，那麼“地廣”（亦即人稀）、“亡千金之家”可就不折不扣地反映了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的低下。——其文化水準可想而知。

不僅僅是經濟方面十分落後，當時湘江流域的人居環境也相當惡劣。《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志》中都曾記載：“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當時的“江南”與今天所講的“江南”頗有不同。自唐以降，“江南”一般指長江下遊的江南，以太湖流域為中心；而在此前，“江南”之“江”多以長江中遊為中心，主要指今湖南、江西一帶。“卑”即地勢低下，“濕”則指地表的水分。當時人顯然認為這兩者之間是有關繫的，而這兩者又共同導致了“丈夫早夭”現像的發生。

“丈夫早夭”是一句頗值得仔細玩味的話。以前人們都隻注意到“早夭”，即該地人平均壽命短，不能盡享天年；但這句話中其實還包含著一種性別選擇，即“早夭”的隻是該地的男性（“丈夫”），女性應該沒有問題，這一點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據筆者的理解，這很可能是當時該地存在著某種與環境相關的地方病，男女的社會分工、生活習慣不同，從而使得該地的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染病。

當然還存在另一種可能：以訛傳訛。筆者認為，當時該地的“丈夫”是否“早夭”是一回事，它如何被當時人，尤其當時的中原人認識又是另一回事。這句話是通過當時中原人的手筆留下來的，完全不排除當時中原人將事實曲解、選擇以至誇大的成分。

事實層面的是非不妨留給專家去探討，在此我們可以看兩個並沒有“早夭”卻被這一傳聞嚇得要死的例證。其一是漢初文帝時的賈誼。他是洛陽人，少年得志，曾被貶官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江時覺得自己正重復著屈原的命運，於是寫了一篇《弔屈原賦》；在長沙住了三年，有隻鵩鳥飛進他宿舍，鳴叫的聲音很怪異，於是他想起“長沙卑濕”的傳聞，感到不吉祥，驚恐不已，“自以為壽不得長”，又寫了一篇《鵩鳥賦》。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賈生賦”的故事。

另一事件發生在長沙當地人身上。漢武帝時，為了削弱諸侯王的勢力，采用主父偃的建議，實施“推恩令”，強行要求諸侯王從自己的封地中分出一塊塊封給他們每個兒子，作為王子侯國（縣級單位），屬旁邊的漢郡管理。劉買以長沙王子的身份受封於泠道的舂陵鄉，地在湘江上遊今寧遠縣境，他的後人因為該地“地勢下濕”，兼之有“山林毒氣”，實在受不了，竟然“上書求減邑內徙”，即寧願減少封邑的戶數而遷到北方去。後來果然遷到了今鄂北的棗陽縣境。

在這樣的環境中，要指望文化出現怎樣的發展當然是不現實的。倒不是說當地的經濟水平落後因此文化便不能發展，世上盡有經濟不甚發達而文化得到優先發展的例子。關鍵是當時人的那種精神狀態：“偷生”雖然也是一種文化，但其技術含量畢竟是有限的。

湘江流域的文化是從東漢纔起步的。這顯然與當時流域內戶口的大幅度增長不無關繫。現在已無從知曉當時戶口增長的詳細過程，可在文化上，從東漢之初便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上升勢頭。出現了不少教化百姓、政績顯著的地方官，史稱循吏。建武年間（25—56），衛颯任桂陽太守：

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

桂陽郡治今郴州市，轄境主要為湘江上遊的耒水流域。衛颯之後，“茨充代颯為桂陽，亦善其政”。

不僅湘江流域，就整個今湖南省來看，西部沅澧流域在文化上也出現了同步的趨勢。也在建武年間，宋均調補沅水上遊的辰陽縣長：

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

百餘年後，又有應奉任武陵郡（治今常德）太守，“興學校，舉仄陋，政稱變俗”。

這麼多循吏集中出現，顯然不可能是偶然事件。循吏的教化包括兩方面內容：興學校、易風俗。後者作為一種文化面貌，它隻有類型的差異；而前者反映著文化教育水平，可以有高下文野之別。循吏們采取這些文化措施，貫徹的當然是儒家理念。而中國在近代以前兩千年的文化發展，也就是一個原先豐富多彩的各地文化源源不斷地被儒家文化吸收、同化、整齊的過程。可以說，這，正是湘江流域進入華夏文明分布範圍的開始。

文化的發展水平可以設定一些指標進行衡量。就歷史文化而言，最簡便的辦法是看各個地方在正史列傳中的人物及該地人著書的數量。湖南從西漢到晉代這兩項指標的變化有如下表：

（表略）

盡管表中的著作數量一直維持在很低水平，但從正史列傳人物數量可以清晰地看到，從東漢到晉代，湖南省境的文化呈現出了穩步上升的發展軌跡。表中的數字隻是簡單累加，如果考慮到單位時間所出人物數量，以及在當時正史列傳人物中所占比例，這一上升的趨勢將愈加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