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閱讀經典？道理其實很簡單

——經典正是人類智慧的源泉、心靈的故鄉。也正因如此，在社會快速發展、急劇轉型，也容易令人躁動不安的年代，人們也就更需要接近經典、閱讀經典、品味經典。

邁入二十一世紀，隨著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斷提高，影響不斷擴大，國際社會也越來越關注中國，並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衝擊，各國、各地區、各民族之間文化的交流、踫撞、融合，也都會空前地引人注目，這其中，中國文化無疑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相應地，對於中國經典的閱讀自然也就擁有了不斷擴大的潛在市場，值得重視及開發。

於是也就有了這套立足港臺、面向海內外的“中信國學大典”的出版。希望通過本套叢書的出版，繼續搭建古代經典與現代生活的橋梁，引領讀者摩挲經典，感受經典的魅力，進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國學大典收錄中國歷代經典名著近六十種，涵蓋哲學、文學、歷史、醫學、宗教等各個領域。編寫原則大致如下：

（一）精選原則。所選著作一定是相關領域有影響、代表性、值得閱讀的經典作品，包括中國典、被尊為“群經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論語》、《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莊子》，早、有代表性的兵書《孫子兵法》，早、繫統完整的醫學典籍《黃帝內經》，大乘佛教和禪宗重要的經典《金剛經心經•壇經》，中國部詩歌總集《詩經》，部紀傳體通史《史記》，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鋻》，中國古老的地理學著作《山海經》，中國古代著名的遊記《徐霞客遊記》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國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讀的經典名著。而對於篇幅較大、內容較多的作品，則會精選其中值得閱讀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適中的篇幅、適中的定價，讓大眾都能買得起、讀得起。

（二）尤重導讀的功能。導讀包括對每一部經典的總體導讀、對所選篇章的分篇（節）導讀，以及對名段、金句的賞析與點評。導讀除介紹相關作品的作者、主要內容等基本情況外，尤其強調取用廣闊的國際視野和當代眼光，將這些經典放在全球範圍內、結合當下社會生活，深入挖掘其內容與思想的普世價值，及對現代社會、現實生活的深刻啟示與借鋻意義。通過這些富有新意的解讀與賞析，真正拉近古代經典與當代社會和當下生活的距離。

（三）通俗易讀的原則。簡明的注釋，直白的譯文，加上深入淺出的導讀與賞析，希望幫助更多的普通讀者讀懂經典，讀懂古人的思想，並能引發更多的思考，獲取更多的知識及更多的生活啟示。

（四）方便實用的原則。關注當下、貼近現實的導讀與賞析，相信有助於讀者“古為今用”、自我提升；卷尾附錄“名句索引”，更有助於讀者檢索、重溫及隨時引用。

（五）立體互動，無限延伸。配合圖書的出版，開設專題網站，增加朗讀功能，將圖書進一步延展為有聲讀物，同時增強讀者、作者、出版者之間不受時空限制的自由隨性的交流互動，在使經典閱讀更具立體感、時代感之餘，亦能通過讀編互動，推動經典閱讀的深化與提升。

這些原則可以說都是從讀者的角度考慮並努力貫徹的，希望這一良苦用心終亦能夠得到讀者的認可、進而達到經典普及的目的。

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慨然應允擔任本套叢書的名譽主編，除表明先生對出版工作的一貫支持外，更顯示出先生對倡導經典閱讀、關心文化傳承的一片至誠。在此，我們要向饒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誠摯的感謝。

倡導經典閱讀，普及經典文化，永遠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叢書的出版，能夠帶給讀者不一樣的感覺。

陳致

《詩經》又名《詩》、《詩三百》、《三百篇》，是中國古代*早的詩歌集子。春秋時期，孔子教訓他的兒子孔鯉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可見對《詩經》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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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震 

唐詩，是唐代文學留給後世的一筆豐富的精神財富。它諸體完備，名家輩出，流派眾多，成就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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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鐵生
康震

唐詩、宋詞之後，中國文學迎來了又一座高峰—&mda曲代人羅宗信《中原音韻序》所言：“世之共稱唐詩、宋樂府，誠哉！&rdqu曲一直尚無影響較廣的選本，直到曲學大家吳梅先生高足任中敏於一九二六年曲三百首》，其後同門盧前先生略加刪補，於一九四五年初在中華書局出版，仍曲三百首》。此後，這一本子成為影曲選本。自問世以來，以此本為據進行譯注、賞曲三百首》層出不窮，逐漸取得與《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並駕齊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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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岸峰

魏晉時期，士人紛紛掙脫儒家之桎梏，奔向道家的解放，由性至情之轉變，痛生命之短促，悲人生之無常，騷人墨客唱出了闕闕生命的悲歌。《世說新語》記載的就是這個衰敗而又燦爛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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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謙益

其與人爭奇逐勝，欲睹身命，已而遊黃山、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鯉湖；入楚，謁玄嶽；北遊冀、嵩，上華山；窮閩山之勝，遇盜於湘江。復尋西南諸夷境，滇南之觀亦幾盡矣。並以《溯江紀源》一篇寓餘，言《禹貢》岷山導江非發源也。霞客記遊之書，高可隱幾，當為古今遊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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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

像蘇軾這樣富有創造力，這樣剛直不阿，這樣放任不羈，這樣令人萬分傾倒而又望塵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擺在書架上，就令人覺得有了豐富的精神食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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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樹風

《東坡志林》是蘇軾遊歷交談間的所見所聞，他把一切能理解、不能理解的奇人異事都記錄下來，加上他那種幽默風趣的風格、豐富的想像力，是我們閑時閱讀的甘露，聊解我們枯燥的生活。這種筆記式的作品，篇幅筆記短小，閱讀起來很便捷，文句也不難理解，每天閱讀一兩段，可以調適我們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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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志堅

中國自古以來重視童蒙教育，先賢編教材寓識字教育於道德教育之中。眾多中國傳統童蒙教材中，《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尤為重要，後人更把三書合稱為“三、百、千”。本書把“三、百、千”合為一冊，除了注意文獻校對及注釋外，更從今天兒童心智教育的角度，闡述三書在二十一世紀教育上的價值。中國自古以來重視童蒙教育，先賢編教材寓識字教育於道德教育之中。眾多中國傳統童蒙教材中，《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尤為重要，後人更把三書合稱為“三、百、千”。本書把“三、百、千”合為一冊，除了注意文獻校對及注釋外，更從今天兒童心智教育的角度，闡述三書在二十一世紀教育上的價值。

《詩經》導讀

陳致

 

一、《詩》之為“經”

《詩經》又名《詩》、《詩三百》、《三百篇》，是中國古代早的詩歌集子。初，《詩經》就稱作《詩》。春秋時期，孔子教訓他的兒子孔鯉時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孔子隻稱之為“詩”，而不是“詩經”。那《詩經》的名稱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東漢的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已經明明白白提到，“《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詩經》之名，似乎已經明列其中。但今人如屈萬裡先生認為，這裡斷句應該是：“《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並且認為，《詩經》真正作為書名，是晚到宋代的廖剛寫《詩經講義》一書的時候。屈先生的解釋固有其道理，但我們不同意此說。戰國文獻如《禮記·經解》提到
“述六經”，這六經當然也包括《詩經》，《莊子·天運》也提及“六經”，《莊子·天道》言及十二經，《莊子·天下》又雲：“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在這些先秦的文獻中，《詩經》之名雖未直接出現，但已經是琵琶在抱，呼之欲出了。

我認為，《詩經》之名，實際上在漢代已經出現。《史記·儒林列傳》記載，申公教授《詩經》，“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其弟子王臧﹑趙綰，皆由於修習《詩經》而飛黃騰達，王臧做了太子的老師，趙綰官至御史大夫。這裡所說的“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已經明確地提出了《詩經》之名。東漢王充在《論衡·正說》中說：“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詩經》之名在漢代似乎並不少見。詭異的是晉代干寶在《搜神記》裡面講的一個故事：

漢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為夫婦之言，曰：“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耳！”

這也許是古語“書中自有顏如玉”較早的故事來源。後來，談生不聽這女子之言，未滿一年，就用火燭照她，結果二人終至仳離。這故事情節很像是古本的《白蛇傳》。到唐太宗時，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已經屢屢提到“詩經”一詞。所以，可以說在漢代已經有了《詩經》的名稱。

但是，兩漢時期，對《詩經》常見的稱名並不是“詩經”，而是“韓詩”、“齊詩”、“魯詩”和“毛詩”。前面三者並稱為“三家詩”，是靠老師對學生面提指授，口耳相傳，在西漢時用當時的流行文字書寫下來的，所以屬於“今文經”。後者是西漢景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搜羅發現的古本，故稱為“古文經”。據《史記·樂書》記載：“至今上（漢武帝）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可見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詩經》已在其中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是，齊魯韓三家詩在漢武帝以前已經設博士，立於學官，但後流傳下來的卻是毛詩，主要是東漢大儒鄭玄為《詩經》作《箋》，就以毛詩為本，參合了多家意見。鄭箋流行之後，三家詩便逐漸失傳。隋唐開始科舉取士，要核定五經的文本，唐太宗時乃令顏師古在秘書省考定五經，令孔穎達作正義，令陸德明作音義。今天所謂的《詩經》就是唐代顏師古所定的文本。近年來，又有一些從戰國晚期到漢代的與《詩經》相關的文本出現，如清華大學所藏竹簡中的《耆夜》、《周公之琴舞》；上海博物館竹簡《孔子詩論》、《緇衣》；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竹簡《緇衣》引詩、阜陽雙古堆漢簡《詩經》、漢代熹平石經魯詩殘石等，可以看到很多詩經的異文和對詩旨的解釋。這些數據又豐富了我們對《詩經》的認識。

二、《詩經》的《國風》部分到底是不是民歌

我們讀文學史的時候，總會看到“詩經是早的詩歌總集”，其中國風部分大多數是民歌的說法。我記得印像深的是魯迅的話：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麼，不識字的文盲群裡，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纔漸漸的練出復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喫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麼，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麼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裡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隻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麼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麼話呢？

魯迅本是雜文家，這一段話收在他的《門外文談》中。其實本是一時興到之言，未必經意。但殊不知隨著他老人家身後地位陡升，他這些不經意的話竟也成了金科玉律。從四十年代以後，但凡討論詩歌的起源、《詩經》和古代民歌，大家都喜歡從魯迅的這段話說起。說：“詩歌起源於勞動號子”，“《詩經·國風》大都是民歌”，“《詩經》裡面愛情詩主要在《國風》裡面，其中多是民歌”。即如魯迅所舉的《詩經》的篇《關雎》，很多現代的注詩家都說是“民歌”。其實魯迅本人都說了這詩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兩句的意思是“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詩裡面，一會兒說“琴瑟友之”，一會兒說“鐘鼓樂之”，鐘鼓、琴瑟無論是在周代還是後代，都是十分貴重的物品，顯然不是平民所能擁有的。但現在還是有不少學者認為“這是歌頌農村青年男女自由戀愛結合的賀婚詩”。如果一個農村男青年一心想著要用鐘鼓、琴瑟來取悅農村女青年，恐怕不是“心懷異志”，便是精神恍惚了。

宋代出現了疑經的風氣，鄭樵、朱熹等因而提出了有別於古的《風》詩來源於民間的學說。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疑古之風復興，魏建功和聞一多在三四十年代是支持這流行學說的代表人物。從二十世紀早期開始，《詩經》中《國風》起源於民歌的說法，便得到知識界的廣泛認同。西方漢學界中，《國風》出自民歌，也是大家普遍接受的看法。法國漢學家Marcel Granet（葛蘭言）一方面受西方詩經學中流行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其師社會學大師塗爾干（Emile Durkheim）的研究方法的影響，從一開始即試圖從初民的宗教、節日、習俗入手，為《詩經》定位。葛氏仔細研究《詩經》中的《風》詩，且翻譯了當中的六十八首，具體標明哪一句是男聲唱的，哪一句是女聲唱的，從而得出結論，認為《風》詩的語言特征，如詩句的對稱、詞彙的重復、詩行的並列，凡此等皆表明這些詩本是農業節日期間，農民在進行節奏性活動時，即興唱出的歌曲和表演的舞蹈，《詩經》中的詩篇很多都保留了當時初民於節慶時唱和的語言形式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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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三百首》導讀

康 震

 

唐詩，是唐代文學留給後世的一筆豐富的精神財富。它諸體完備，名家輩出，流派眾多，成就斐然。唐詩流傳至今的有五萬多首，可考詩人有兩千八百餘人。

唐詩在歷代的諸多選本

在普及和流播過程中，唐詩選本難以勝數。僅唐人編選的唐詩選本便有多種，其中多為斷代選集，如芮挺章的《國秀集》選錄天寶三載前初、盛唐的詩作，殷璠的《河嶽英靈集》專錄、天寶間的詩作，高仲武則仿殷書體例選肅宗、代宗二朝詩作，編成《中興間氣集》。這些選集的編選各有所重，如殷璠取詩論興像重風骨而無取結的《篋中集》則多錄復古之詩人作品，姚合的《極玄集》則以王維一派詩風為重，後蜀韋的《纔調集》卻偏重晚唐作品，以麗宏敞為宗。

“唐人選唐詩”選集，為唐詩發展與唐代詩人生平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到了宋代，開始出現唐代詩歌總集。宋人洪邁所編《萬首唐人絕句》收錄唐人絕句逾萬首，趙孟奎的《分門纂類唐歌詩》收詩達四萬餘首。

<時期的唐詩選本不多，較重要者有宋代王安石之《唐百家詩選》，但此選集無明確選編標準。宋綬所編的《歲時雜詠》專取唐人歲時節日詩歌。周弼專錄唐人七絕、七律、五律三體詩，編成《唐三體詩》，並詳細分格，講說做法好問的《唐詩鼓吹》風格宗流麗曉暢，取詩偏於中、代楊士弘的《唐音》則以始音、正聲、嗣響分選唐詩，有較大影響。

及至明清，唐詩選本甚眾，其中影響的明代選本是高的《唐詩品彙》與李攀龍的《唐詩選》。前者選詩與析論皆具識見，論詩崇尚盛唐，並區分流變，將唐詩確分為初、盛、中、晚唐四期，為學習唐詩者指出明確途徑，影響甚為深遠；後者則以初、盛唐為重，以精美流麗、聲響洪亮為宗，其選本頗為世人所重，但入清後漸遭冷落。

另有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簽》，分成十簽，分門別類地彙輯唐代詩歌。其他有影響的明代選本尚有唐汝詢的《唐詩解》、陸時雍的《唐詩鏡》等。

清初季振宜則以錢謙益的《唐詩紀事》為據，編成《唐詩》七百一十七卷。康熙年間官修之《全唐詩》，便是以季書為本、胡書為補編纂完成的。《全唐詩》不作選擇地網羅唐人詩歌，成書匆促，重出誤收、短漏訛誤之處甚多，頗受後人詬病，但其總彙唐代詩歌，使唐詩愛好者和研究者大獲沾益，並對唐詩的流傳有較大貢獻。清代選本中，具影響力者有王夫之的《唐詩評選》、王士禎的《唐賢三昧集》和《唐人萬首絕句選》。

此外瀋德潛的《唐詩別裁集》，選詩推崇溫柔敦厚，錄詩一千九百餘首，分體編排，流行一時，影響極大。蘅塘退士（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則選取膾炙人口、通俗曉暢之作，適應童蒙課讀之需要，流布廣泛，家弦戶誦，成為唐詩選集的經典。

蘅塘退士與《唐詩三百首》的編選

《唐詩三百首》編成於清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原僅署名“蘅塘退士”，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經學者考證，纔確知作者為孫洙。孫洙（一七一一至一七七八），字臨西，或作苓西，別號蘅塘退士，江蘇無錫人。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進士，歷官直隸大城、盧龍、山東鄒平知縣。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任山東鄉試同考官，後改江寧府儒學教授。晚年歸裡，著有《蘅塘漫稿》。乾隆二十八年，與善書工詩的繼室徐蘭英切磋商討，編成這部唐詩選作為家塾課本。

從清代顧光旭編《梁溪詩鈔》卷四十二、竇鎮《名儒言行錄》卷下之相關資料可知，孫洙少時家貧卻苦讀不輟，曾先後多次擔任學官之職。孫洙歷任學官，深明詩教以教化為上，其書中自序言此選集以“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祈能達到“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的目的，體現出其純學方正之意旨。

《唐詩三百首》的特點

《唐詩三百首》篇幅適中，所收作者兼顧眾家，既收到“一臠全鼎”之效，亦可達到普及之目的。據學者統計分析，其所選篇目中有二百七十首見於王士禎的《古詩選》、《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選》，有二百三十九首見諸瀋德潛《唐詩別裁集》，其餘則見於高的《唐詩品彙》、唐汝詢的《唐詩解》等著名唐詩選本中。細析篇目，所取者皆為平大敦厚或怨而不怒之作，力尊豐神情韻之唐調為正宗。

其所收作者共七十七位，其中杜甫入選作品多，其次為王維、李白、李商隱、孟浩然、韋應物，此六位詩人的作品總數便已達百首，成為選集突出的重點。其餘作家上至皇帝、宰執，下到僧人、歌女，兼收反映社會各階層生活的詩人作品。同時涵蓋各種不同的詩歌題材，舉凡山水田園、詠史懷古、登山臨水、贈別懷遠、邊塞出征、思婦宮怨等等，兼而有之，膾炙人口之作略無遺漏。如王之渙存詩隻有六首，便選進兩首；金昌緒僅存一首，亦選入。《唐詩三百首》選詩還兼重實用，那些奉和應制、勸慰落第罷官之作也都在集中，以合科舉取士之用。

編者在擇選具有代表性詩人作品的同時，不僅選取他們成就的代表作，使全書作品成為之選，還擇取多種詩歌體裁，以表現其不同風貌。如杜甫選詩中，他擅長的律詩有二十多首，同時也選有古體詩與絕句。李白的選詩中，能表現其個性和風格的古體詩、樂府詩合計十幾首，但絕句與律詩亦不曾或缺。

《唐詩三百首》的編選初旨乃欲取代“工拙莫變”的千家詩，成為童蒙讀本，並期待讀者能貫徹終身，直至“白首亦莫能廢”。因此編者承舊創新地確立了自己的編排體例，以避免進入《千家詩》隻選五七律絕、輕情志逐聲對的歧途。

全書涵括唐代詩歌的全部體裁，並按詩體分為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六大類，同時單列樂府詩於每類之後。這種先古體後律體、絕句的詩體安排，除呈現出唐詩發展歷程之外，亦秉承自唐以來學詩從古體著手，先培植底氣，以情志為本，再入律體調聲逐對技巧的學詩傳統，以達到“聲律風骨兼備”的境界。單列樂府詩於每類之後，一方面便於吟誦、利於學習詩歌，同時也表現唐詩與音樂的密切關繫，以及律詩由樂府發展而來的演進軌跡。

《唐詩三百首》滿足了童蒙詩集方正、易誦、易讀、易解的需要，並顧及詩歌體裁、題材的完備，其思想內容涉及豐富的時代社會生活與思想情感。雖在選目上仍有畸重畸輕、顧此失彼的缺點，許多知名作者的代表詩作未被收錄，也缺乏反映社會矛盾、民生疾苦的詩作，但在歷代的唐詩選集中，仍不失為一部影響力、生命力，雅俗共賞的選本，編定之初便已“風行海內，幾至家置一編”（見光緒十一年仲夏月中浣四籐吟社主人《唐詩三百首序》），迄今歷經二百餘年，尚能光景常新，繼續發揮中國古代詩歌啟蒙與傳統文化傳承的作用。

本書的主要貢獻

《唐詩三百首》自編成以來，其批評注釋本極多，屢刻每有增補，有三百一十三首、三百一十七首、三百二十一首等不同版本，其中，以章燮《唐詩三百首注疏》為早，陳婉俊《唐詩三百首補注》於作家小傳和名物典故均有詮解，影響。此次整理評注是以“中華經典藏書”（其底本為陳婉俊補注本的光緒間日本四籐吟社刊本）為底本，參以喻守真《唐詩三百首詳析》以及諸家別集。我們做的主要工作是：

一、整理文本，校正部分誤字。對於詩人的小傳，力求簡明、全面地介紹其生平、詩作風格和作品結集情況。

二、重新注釋，力求簡明淺顯，不作過多的征引、考證，同時校改底本某些注錯之處，補充一些必要的注釋。如孟浩然《臨洞庭上張丞相》，根據考證，張丞相應指“張說”而非“張九齡”；韋莊《章臺夜思》中章臺之地點，為楚靈王行宮章華臺，故址在今湖北，陝西長安為非。

三、對作品作賞析與點評，著力在歷代蜂起的大批注本之外，找出貼近時代的新意，這是一個較為新穎的嘗試。在短小的篇幅中，希望能以簡潔、優美的文字，引領讀者與我們一起進入詩歌的氛圍，深入理解詩意，一同欣賞和借鋻唐詩的藝術技巧，並發現唐代詩歌的當代意義。

這是一件嘉惠學林、澤被大眾的好事，值得我們努力。蒙出版方的熱情邀約與幫助，我們不揣淺陋，大膽地進行了整理與評注的工作。囿於學識不足與時間所限，必然還存在諸多不當之處，懇請各位讀者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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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導讀

一往情深：論《世說新語》中的社會結構、思想變遷及生命之情調

陳岸峰

 

                                      一、前言

    東漢末年，外戚干政，宦官當權，殺戮頻生，群雄並起，天下三分。終卻是魏滅蜀漢，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司馬氏先代魏而後再滅吳，中國再度統一。然而，晉武帝又犯下大肆分封之弊，先是八王造反，從而又誘發“永嘉之亂”。晉室倉惶東渡，在王導（茂弘，二七六至三三九）等人的擁立下，在南方創建了東晉政權。然而此後的一百多年，權臣迭現，禍亂頻繁，先有王敦（處仲，二六六至三二四）與蘇峻（子高，？至三二八）之亂，後有子，三一二至三七三）之專權凌上。幸有王導與謝安（安石，三二○至三八五），安內攘外，壓抑並化解權臣篡位的野心。特別是謝安任宰相期間，運籌帷幄，決戰千裡，“淝水之戰”令前秦“草木皆兵”，終至潰敗以至亡國，為偏安一隅而淒徨不可終日的小朝廷，創造輝煌。

    在此衰亂的時代，士人紛紛掙脫儒家之桎梏，奔向道家的解放，由性至情之轉變，痛生命之短促，悲人生之無常，騷人墨客唱出了闋闋生命的悲歌。及至劉宋時期，劉義慶（季伯，四○三至四四四）乃劉宋政權之宗室，為了避免宋文帝劉義隆對宗室之“懷疑猜忌”，遂招聚文學之士，編撰《世說新語》，為的便是“全身遠禍”。此書所記載的就是這個衰敗而又燦爛的時代。

                                    二、纔情勃發

（一）從世家大族到唯纔是用

    在東漢世家大族的制度之下，紈绔子弟也可以平步青雲、扶搖直上。例如，曹操（孟德，一五五至二二○）從小瞞上欺下，與袁紹兩人均為京城惡少，胡作非為，連搶人家新婚媳婦的事也干得出（《假譎第二十七》則），而後來竟然舉了“孝廉”。僅此一例，足見這制度的荒謬。從此，曹操便進入仕途，此後大半生的縱橫捭闔，基本上也就是將少年時代在京師的一套把戲，全搬到了政治與戰場上而已。更荒謬的是，推翻這制度的人，竟就是受益者曹操，為了羅致人纔，他“周公吐哺”之餘，更具體提出了“唯纔是用”的招賢納纔的方法。

   “唯纔是用”不問出身，打破了門閥的壟斷，向社會全面開放，因此也就大大地提高了競爭性。在此新的標準下，“纔”是關鍵，那麼如何見得是真的有纔華呢？這就得依靠大名士的汝南月旦，曹操年少時也曾威逼利誘許劭（子將，一五○至一九五）而得“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之品評。然而“唯纔是用”隻是口號而已，或許隻在動蕩的三國時期纔有它的實際效果，及至曹丕（子桓，一八七至二二六）時代，又確立了“九品中正”作為評定人纔的方法，具體標準是：家世、道德以及纔能，在此基礎上分為九等。評核者名為“中正”，是由本地在中央任職的二品以上的官員擔任，實際的操作者當然是地方上的僚屬。這就大有文章可作了。然而，古往今來，家世便代表一切，亦因如此，此制度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之弊。

    雖然如此，利益所在，整體社會仍然熱衷於品評。在謀求大名士之品評的過程中，“個體”就得想方設法，伺機突圍而出。此處撚出“個體”，突顯的是人的主體性，高門大族雖是樹大好遮蔭，但就連謝家的子弟如謝玄（幼度，三四三至三八八）自小也知曉自身亦必須如庭前的“芝蘭玉樹”，家族方可永久（《言語第二》第九十二則）
。可以說，東漢乃世家大族所壟斷，魏與西晉為名士的過渡時期，及至晉室東渡之後，漢代以來的門閥高第的世襲壟斷，漸漸地便由新興的士族所取代。阮籍（嗣宗，二一○至二六三）的父親瑜，？至二一二）便是“建安七子”之一。阮氏子弟多是一時纔俊，在文學與音樂方面均有天賦，阮家亦漸漸地形成一新興的“士族”，及至東晉，已躍居名門之列。《簡傲第二十四》第九則記：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於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萬（萬石）之兄謝安，亦就是後來連狂傲不羈的李白（太白，七〇一至七六二）也為之傾倒終生，並為之歌唱“謝公東山三十春，傲然攜妓出風塵”的風流人物，竟也因受弟弟之牽連而遭阮裕（思曠，生卒年不詳）的嘲諷，由此益見士族地位的超然及其所帶來的自信與倨傲。

    “士族”，亦即“士大夫家族”，代表了“士”與“家族”概念的結合。“士族”是東晉南朝的“立國基石”，具備了政治、社會以及文化上的優越地位。錢穆（賓四，一八九五至一九九〇）指出：

     門第精神，維持了兩晉兩百餘年的天下。

     名門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苦心經營，必須經得起風吹雨打。以東晉而言，曇花一現的所謂權臣不在少數，而真正的名門，隻有瑯邪王氏家族、太原王氏家族以及陳郡謝氏家族。三大家族人纔輩出，文韜武略，各擅勝場，從而輪流執政，主導了東晉百餘年的政局。

    相對於豪門，寒門中人永遠都是被鄙視甚至受打壓的。陶亮，約三六五至四二七）或可引其祖先陶侃（士行，二五九至三三四）在東晉的輝煌功業而自豪，而陶侃卻出身孤寒，素為名門所鄙視，終生如是。陶侃得以進入官場是適逢貴人範逵（生卒年不詳）路過其家，陶母賣發以買米和肉，又劈房柱當柴燒，可以說是削發破家以款待客人，而陶侃又追送客人數十裡，方纔得到範氏為他傳播名聲（《賢媛第十九》第十九則）。他當初入官場，所擔當的不過是管理魚梁的小吏；及至後來發跡，位極人臣，仍被賤稱為“小人”、“溪狗”。其子陶範（生卒年不詳）想送米給瑯邪王氏後人王修齡（生卒年不詳），竟為對方所不屑而拒絕（《方正第五》第五十二則）。另一例子，劉惔（真長，生卒年不詳）貴為丹陽尹，又為清談大名士，他本人不屑受小吏所贈送的食物，又譏諷殷浩（淵源，？至三五六）為“田舍兒”（《文學第四》第三十三則），卻忘了他亦出身貧寒。《晉書》記劉惔：“家貧，織芒屩以為養”、“荜門陋巷”。原來，劉氏曾居於貧民區，以織草鞋維持生計。

    簡而言之，無論是世家大族還是士族，門第既代表了一切，就必須涇渭分明，這觀念牢不可破，深植人心，因為牽涉的是整個家族長久的榮辱、利益以及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