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古籍_唐代賓禮研究亞洲視域中的外交信息傳遞(中國中古學術思想書繫)

編輯推薦

賓禮所體現的“中國世界秩序”大都隻限於禮儀場合，與國際關繫的現實並不總是有對偶關繫。唐廷並不以任何特定的抽像道德理念為制定對外政策的依據。它的外交政策是以道德理想主義為表，實用功利主義為裡，是二者有機結合的產物。唐廷常常根據具體情勢，以漸進、實用的方式改變、調整其對外政策，使唐王朝能夠更好地應對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處理與鄰國的雙邊及多邊關繫。因此，本書不以相對固化的“冊封體制論”觀察古代亞洲世界，而是從“多節）”的視角出發，充分注意中、小國家之間以及與大國的互動；把它們之間時而相互依賴，時而相互排斥的動態關繫視為一張開、形態不斷演變的“國際網絡”，以期從&ldqu開放網絡”的理論視角，對古代亞洲國際關繫的演變提出更為妥當的解釋，進而重新認識唐代賓禮。

內容簡介

本書由六章組成，分別是賓禮的政治基礎及其“去政治化”嬗變、賓禮的主要環節、唐廷外交禮儀的特質、賓禮中的口頭信息傳遞、賓禮“去政治化”與亞洲國際政治新格局、從賓禮“去政治化”看“冊封/朝貢體制論”。從微觀、宏觀，狹義、廣義，中外比較的不同角度對唐代賓禮加以考察。認為唐代賓禮嬗變的根本原因，在於不斷變化的國際關繫中相關各方權力關繫的演變。

作者簡介

王貞平，重慶江津人，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繫博士。主要研究唐代外交制度史、對外經濟貿易史、中日關繫史。著有《漢唐中日關繫論》。

序言

章賓禮的政治基礎及其“去政治化”嬗變

第二章賓禮的主要環節

第三章唐廷外交禮儀的特質

第四章賓禮中的口頭信息傳遞

第五章賓禮“去政治化”與亞洲國際政治新格局

第六章從賓禮“去政治化”看“冊封/朝貢體制論”

結語

附錄

參考文獻

後記

前言

本書從微觀、宏觀，狹義、廣義，中外比較的不同角度考察唐代賓禮。微觀考察旨在詳細論述唐代賓禮的淵源、意識形態基礎，描述其主要禮節，探討禮儀動作背後的政治寓意，並特別論析賓禮中的口頭信息溝通這一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的環節。微觀考察中論及的禮節，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賓禮指外國使節（或君主）在抵達唐都近郊時和下榻住所之後，唐廷根據一定的差別規格為他們安排的一繫列禮儀活動。這包括郊勞，接受唐帝派遣使節的問候，覲見皇帝，會見唐廷官員，參加宴會、新年及皇帝生辰慶祝集會等，還包括對外國使節逗留首都期間的食宿安排。廣義賓禮指外國使節在前往長安途中，以及在首都參加各種活動之後在歸國途中所受到的唐地方官員的禮遇。外國使節在參加狹義賓禮活動時，唐廷依據對四鄰國家國際地位的評估，指定它們的使者在一定的位置站立或就座，從而在皇帝、朝廷官員及外國使節之間形成一定的空間距離（或空間秩序）。而在廣義賓禮活動中，朝廷則依據上述評估，指令地方官吏為外國使節提供一定規格的食宿安排及交通運輸工具。
本書從微觀、宏觀，狹義、廣義，中外比較的不同角度考察唐代賓禮。微觀考察旨在詳細論述唐代賓禮的淵源、意識形態基礎，描述其主要禮節，探討禮儀動作背後的政治寓意，並特別論析賓禮中的口頭信息溝通這一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的環節。微觀考察中論及的禮節，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賓禮指外國使節（或君主）在抵達唐都近郊時和下榻住所之後，唐廷根據一定的差別規格為他們安排的一繫列禮儀活動。這包括郊勞，接受唐帝派遣使節的問候，覲見皇帝，會見唐廷官員，參加宴會、新年及皇帝生辰慶祝集會等，還包括對外國使節逗留首都期間的食宿安排。廣義賓禮指外國使節在前往長安途中，以及在首都參加各種活動之後在歸國途中所受到的唐地方官員的禮遇。外國使節在參加狹義賓禮活動時，唐廷依據對四鄰國家國際地位的評估，指定它們的使者在一定的位置站立或就座，從而在皇帝、朝廷官員及外國使節之間形成一定的空間距離（或空間秩序）。而在廣義賓禮活動中，朝廷則依據上述評估，指令地方官吏為外國使節提供一定規格的食宿安排及交通運輸工具。
歷史上北亞及東北亞國家、部落的禮儀習俗曾經相互影響、滲透，它們接待外國來使的禮儀有共同或相似之處，因此有必要對唐代賓禮做比較考察。本書特別強調，中、外賓禮的形式細節雖有類同之處，但相關各方對禮節的政治解讀卻絕不雷同，並由此而引起了賓禮的“虛名化”，出現了禮儀外在形式與固有的政治含義脫節、分離的現像。為從宏觀角度妥善解釋唐代賓禮的這一重要變化，本書首先將視線投向域外國家、部落君主自身“權力中心論”的發展，從政治意識形態的內因，闡明他們對唐代賓禮所采取的實用主義態度。然後，本書將唐代賓禮的“虛名化”置於亞洲地緣政治格局&ldqu化”這一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解讀，進一步說明唐代賓禮嬗變的根本原因，在於不斷變化的國際關繫中相關各方權力關繫的演變。

在線試讀

外交中的賓禮源於家庭成員、君臣之間的交往禮儀，二者是源與流的關繫。以“禮儀之邦”聞名於世的中國，有著豐富悠久的禮文化。這一文化的核心，是以禮規範人們的行動，建立、鞏固以等級制度為中心的社會、政治秩序，而這種秩序即根植於家族成員之中。禮首先要求對家族成員的身份、地位加以區分，即所謂的“禮辨異”，“禮者為異”，具體做法是“定親疏”，“明長幼”，定尊卑、貴賤、名分。人們的身份、地位具有固定性，不可輕易改動。因此“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理猶事也）”。“禮制”強調人們身份、地位的不同，難免產生“貴賤有隔，尊卑不親”的弊病。因此“禮之以和為貴”，也就是說“禮制”的境界是“貴賤有禮而無間隔”，在家庭成員之間形成“相敬”、“不爭” 的和諧局面。“禮” 有著明顯的工具性，是“道德之具”，是推行教化的利器，是以外在的行為培養內在的道德情操。這就是“禮以行義，信以守禮”。要求人們“以禮制心”，“治人情” ，使人們制約自己的情緒，避免“直情而徑行”，遠離“戎狄之道”，做到“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否則必然無法妥善處理與他人的關繫，引禍上身。因此“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以“禮”為手段，創造差別有序、和諧相處的局面，也是中國歷代朝廷在構建社會、政治秩序時努力達成的目標。綜觀古代的政治結構，其核心是“君臣上下”的權力關繫，而這種關繫是以等級制為基礎，以“禮”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五等爵制”、“五服制”都是耳熟能詳的例證。天子在行使統治權時，建立、完善“禮制”是為關鍵的環節：“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考制度。所以……治政安君也”。天子制定禮制是其獨斷權、權威的表現，不容他人覬覦。故而“天下有道，則禮……自天子出”，“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更為重要的是，推廣、普及“禮”的觀念，有利於君主駕馭民眾，是行之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因此“國有禮，……禮有序”是天子行使統治權的境界；如此則可以稱為“聖王”，或“有德”之君。孔子曾極力主張“以禮讓為國”，“為國以禮”。當有人向他請教“禮”的真義時，他答道：“大哉問！”充分肯定了對“禮”的正確認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外交中的賓禮源於家庭成員、君臣之間的交往禮儀，二者是源與流的關繫。以“禮儀之邦”聞名於世的中國，有著豐富悠久的禮文化。這一文化的核心，是以禮規範人們的行動，建立、鞏固以等級制度為中心的社會、政治秩序，而這種秩序即根植於家族成員之中。禮首先要求對家族成員的身份、地位加以區分，即所謂的“禮辨異”，“禮者為異”，具體做法是“定親疏”，“明長幼”，定尊卑、貴賤、名分。人們的身份、地位具有固定性，不可輕易改動。因此“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理猶事也）”。“禮制”強調人們身份、地位的不同，難免產生“貴賤有隔，尊卑不親”的弊病。因此“禮之以和為貴”，也就是說“禮制”的境界是“貴賤有禮而無間隔”，在家庭成員之間形成“相敬”、“不爭” 的和諧局面。“禮” 有著明顯的工具性，是“道德之具”，是推行教化的利器，是以外在的行為培養內在的道德情操。這就是“禮以行義，信以守禮”。要求人們“以禮制心”，“治人情” ，使人們制約自己的情緒，避免“直情而徑行”，遠離“戎狄之道”，做到“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否則必然無法妥善處理與他人的關繫，引禍上身。因此“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以“禮”為手段，創造差別有序、和諧相處的局面，也是中國歷代朝廷在構建社會、政治秩序時努力達成的目標。綜觀古代的政治結構，其核心是“君臣上下”的權力關繫，而這種關繫是以等級制為基礎，以“禮”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五等爵制”、“五服制”都是耳熟能詳的例證。天子在行使統治權時，建立、完善“禮制”是為關鍵的環節：“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考制度。所以……治政安君也”。天子制定禮制是其獨斷權、權威的表現，不容他人覬覦。故而“天下有道，則禮……自天子出”，“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更為重要的是，推廣、普及“禮”的觀念，有利於君主駕馭民眾，是行之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因此“國有禮，……禮有序”是天子行使統治權的境界；如此則可以稱為“聖王”，或“有德”之君。孔子曾極力主張“以禮讓為國”，“為國以禮”。當有人向他請教“禮”的真義時，他答道：“大哉問！”充分肯定了對“禮”的正確認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中國自春秋以來陷入了群雄蜂起的亂局。諸侯或與周廷虛與委蛇，或藐視乃至公開挑戰周天子的權威。史書中屢屢出現諸侯僭越、違背周廷禮制的記載，但他們大多隻受到輿論譴責，很少受到真正的制裁。這從反面說明，西周天子追求的“以禮治國”的統治方式在實行時有很大的地域局限性，大體隻限於被西周武力征服了的黃河流域中、下遊一帶。換言之，西周禮制帶有雙重屬性：它具有濃重的道德規範、理想化的色彩，但在實施中是以法律制約、武力制裁為後盾的。《禮記正義》記西周天子的統治手段之一是“五年一巡守”，如果發現“山川神衹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釁，釁者君討”。“削地”、“罷黜”、“流放”是強制的懲戒手段，而“征討”則是赤裸裸的武力制裁。《春秋左傳正義》記載，除了“征伐”之外，周廷還以制禮、會見、朝見為手段，處理與諸侯的關繫：“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但時至春秋戰國時代，周天子與諸侯之間的力量對比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處理與他們的關繫時，早已喪失了武力強制手段。“禮崩樂壞”

十分貼切地形容了以周廷為中心的政治體繫已不復存在的新局面。但“禮崩樂壞”並不意味著周廷禮制中的各種儀式也同樣煙飛灰滅、蕩然無存。一些諸侯、部族君長出於自身利益，有時仍親自出馬或派出使節造訪周天子，周廷的“禮制”因而在禮賓接待的層面上得以維持，盡管這隻是禮儀虛像，並不反映周廷與諸侯、外族君長之間權力關繫的實質。另一方面，春秋時代的諸侯在相互交往時承襲了西周禮儀的一些做法。當時諸侯中的霸主更以簡化了的天子之禮處理與其他諸侯的關繫，春秋戰國時代的禮儀因而表現出延續性。耐人尋味的是，由於當時政出多頭的政治亂像，“禮制”出現了外在表現形式與內在權力關繫實質相分離的趨勢，往往名不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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